纪晓岚随机应变方圆之道-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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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最大敌人是执着，不论是执着于知识，执着于名，执着于利，执着于形体之美，执着于权位，只要一旦执着，智慧之门就被你自己封闭了。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即圣人，圣人乃智慧的最高结晶。赤子之心纯一无伪，无执着，所以能涌现智慧。世上没有一个有智慧的人不具有亦子之心的，因此单纯，善良、富感受惊奇的能力，成为智慧人物共有的特征。人只要一念向善，赤子之心便当下呈现，孟子就是紧紧抓牢这一点，教人扩充四端，因为他深深了悟到，发自内心的善念，只要能念念相续，扩而充之，就能使我们挣脱小我躯壳的限制，打破观念和范畴，直达人生至善的境界。人到此境，则通体是慧，生活充实而有光辉。禅家传心法时，从不用长篇大论的说教方式，因这种方式至多只能使你的心灵充塞了观念和范畴，增长你的执着。禅师用一些奇奇怪怪异乎寻常的方式传法，就是要扫除你心中已有观念和范畴，破除你一切执着。执着一除，智慧之门重开，这时候，触处皆可自悟。当除掉一切执着时，自会使你感到现实人生一片虚无，四无依傍，这是一个关，也是一个考验，能再跃一步，便入智慧之门，此刻才能了解，失掉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这就是智慧的历程。具此经验，才能解悟王维的两句诗：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另一位大诗人苏东坡的诗，“敲门都不应，依杖听江声。”通常人深夜回来，心都很急，盼望立刻进门休息。如果敲门没有人来开，一定会更加急躁，甚至会因此发怒，结果和家人弄得彼此都很扫兴。东坡不然，他能不执着于当前的情境，依然空灵自在，身后的江水淘淘之声，适时涌入，深夜的江声有异于平日，新的感受反而能增加内心一分新的喜悦。这就是智慧。
东坡是否因江声而有悟，不得而知。被毕利神父誉为“亚洲精神高峰”的禅，因偶然的机遇而触悟的例子，不胜枚举。张九成居士有—次正在想一个公案，苦参良久，不得要领，突然听到青蛙的叫声，顿时大悟，写了两句偈子，
春天月夜一声蛙，
撞破乾坤共一家。
并不是蛙声有什么神奇的力量，而是当一个人消除诸种执着，在一片天清地宁的心境中，蛙声成了触悟的媒介，顿时心光流布，无物无我，直达万物与我为一体的境界。一个人只要能随时保持光风霁月的胸怀，就能随处触机而悟，爆发出智慧的火花。
具备了这样的能力，不论是论古或是道今，都能使它活生生呈现在眼前。他能从旧事物中发现新的意义，也能从新的事物中再现旧的价值。他能从平淡中见神奇，再化神奇为平淡。正象庄子所说：“恢惋谲怪，道通为一。”水为人人所习见，再平淡不过的了，孔子观水却能从其中发现各种德性，这就要靠人类的高度智慧。
可悲的是，智慧永远只属于少数，多数人对物欲的兴趣远甚于智慧，结果尽管拥有权位，财富和盛名，他们并不快乐，因为他们缺少运用这些所得的智慧。
方圆实战：“不得已而为之”的溜须拍马
纪晓岚能够做到阿谀而令人不觉其俗，他有他的奉承之本，他能在奉承中表露他的才气，让人感觉不到阿谀的俗气，却平添了佩服的惊叹。他的诀窍是：让言辞之才气胜过阿谀之俗气。
在皇上面前，不溜须拍马，太难了；可是赤裸裸地溜须拍马，又会引起同行的嫉妒。怎样才能既拍了皇上的马屁，在皇帝面前取了媚，又不引起别人的反感，在同行们面前卖了乖呢？那就是拍马要拍得适时适地适情，最好是让同行们感觉是不得已而为之。
有这样一个故事：纪晓岚长得很胖，因此每临盛夏，又最怕热。但是，按照君臣礼仪规矩，当时官员见皇帝时，即使是大热天，也得头戴官帽，身穿蟒袍，打扮得齐齐整整，不能有丝毫失礼。因此一到夏天，纪晓岚的日子就不好过，总是热得汗流浃背，十分难受。
可纪晓岚因为才思敏捷，学识渊博，皇帝偏偏选中他每天入值南书房。
南书房本是康熙皇帝读书的地方，在乾清宫西南隅。康熙十六年，皇帝选了几位汉族的翰林官入值，每天陪皇帝习学汉族诗词文章，称“南书房行走”。南书房自此成了翰林在内廷侍候皇帝的地方。由于能经常接近皇帝，很容易升官，因此南书房成为官员们垂涎的所在。康熙中叶后，南书房可以草拟皇帝诏谕，权力无形中加大了许多。因此，汉官中以进入南书房为升官捷径。但南书房入值的人第一要求是有才，琴棋书画、诗词格律，只要有专长，往往可以有幸进入南书房，成为皇帝的侍臣。南书房的人数历来没有定额，往往根据皇帝的要求而定。但作为皇帝的秘书班子和智囊团，南书房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
纪晓岚较早进入南书房，原因就在于他是乾隆须臾不可缺的人物。因而入值时间颇多。而纪晓岚因为怕热，见皇帝时衣冠齐整，毕恭毕敬，一回到南书房，连忙脱衣纳凉，凉快一阵后才穿衣出宫。乾隆皇帝听到太监说的情况，就想找机会故意戏弄纪晓岚一下。
这天，纪晓岚到养心殿见过乾隆后，回到南书房时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他连忙脱去衣服，与几位同僚打着赤膊边扇着扇子边谈笑风生。谁知他们正在高兴的时候，乾隆突然驾到。
众人一见皇帝来到，吓得一个个慌忙披起官袍，跪伏在地。而纪晓岚却是个近视眼，一直到乾隆几乎走到了他的面前他才看见，这时连披衣也来不及了，赶忙伏到桌子底下，不敢抬头。乾隆见此心内暗笑，他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也不说话也不走。别人跪在地上还可以忍受，纪晓岚伏在桌子底下实在热得吃不消了，便从桌子底下伸出头来问众人：“老头子走了吗？”
乾隆皇帝听了，忍不住好笑，众人也都笑了。乾隆皇帝佯作恼怒的样子，大声喝道：“纪晓岚无礼，竟敢说出这种无礼的话！没穿官服还可饶恕，‘老头子’三字做何解释？你说得有理倒也罢了，若说不出理来，定斩不赦！”
乾隆皇帝这一恼怒，将众同僚都吓坏了，伴君如伴虎，皇帝只要嘴巴里蹦出个“斩！”字，纪晓岚的脑袋立刻就要落地的。可纪晓岚却不慌不忙地说：“臣尚未穿衣，不好回话。”“拿衣服给他穿上。”乾隆皇帝吩咐太监。
纪晓岚穿上衣服，乾隆皇帝又催问道：“为何叫朕‘老头子’？快说！”纪晓岚从容答道：“万寿无疆之为老，顶天立地之为头，父天母地之为子。”
这自然是纪晓岚随机应变说的话，不过对乾隆皇帝来说听起来很受用，拍马拍到了乾隆的心坎儿上，所以乾隆皇帝哈哈大笑说：“好！好！算你才思敏捷。”就这样，纪晓岚“不得已”拍了皇上的马屁。
方圆实战：故作姿态，讥讽“小吏”丑行
别看纪晓岚自己拍马的功夫了得，他可看不惯别人溜须拍马。这也是官场上取媚的手段之一，就是讽刺讥笑溜须拍马之人，借以与他们划清界限，树立清正正直形象，取媚于同僚。如果我们留心，会发现纪晓岚讥讽的都是小官吏。
据《竹叶亭杂记》记载，清代的四川有一种流行甚广的陋规，名叫“贼开花”。每当民间发生盗窃案件，州县地方官接到报案后，官吏衙役不作任何调查，先把被盗人家周围的富户指为窝赃户。既然认定嫌疑犯是官吏们的合法权力，关押嫌疑犯也是他们的合法权力，他们这么做当然没什么风险。那些被指为窝赃户的人家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家里无人做官，没有后台。于是官府放心大胆地把他们拘押起来敲诈勒索，每报一案，往往牵连数家，“贼开花”由此得名。那些被指为窝赃的富户，特别害怕坐牢，只能自认倒霉，拿出大把的钱来贿赂官吏，打点差役。官吏捞足了钱，才把这些富户放出来，并宣布他们没有窝赃。在术语里这叫“洗贼名。”
据《镜湖自撰年谱》道光十七年（1837年）记载，这年九月，小地主段光清（当时已经中了举人）的佃户及其家境稍好的几户邻居，忽然被差役传唤，诬陷他们接了贼赃。段光清说，这是失主与捕役串通好了，嘱咐盗贼咬他们一口，借此敲一笔钱。佃户找到段光清的哥哥哭诉，段光清的哥哥就找他商量对策。
段光清首先回顾历史，从前人的智慧和经验里寻求启发。他说，父亲曾经说过，嘉庆初年（1797年前后）乡里有一种恶习，乞丐生病倒毙了，地方无赖就要借机生出波澜，说必须要经过地方官验尸才能掩埋。而地方官每次下乡验尸，必定要带一大群人。仵作和刑书自是必需的，还要包括县衙门里院的门印、签押、押班、小使，外院的六房、三班，再加上地方官的仪卫、皂隶、马仆、轿夫，浩浩荡荡多至百余人。于是，只听得地方官验尸的锣声一响，乡下有数百亩家产的人家，就要倾家荡产，连灰也剩不下了。
段光清说，父亲当时的办法是：召集同乡的绅衿到县里向领导请示，如果乞丐确实是自己死了，经检验没有伤痕，可以由地保掩埋，无须报官府验尸。领导同意了，还把这条规定刻在石碑上，立在路旁。段光清没有说他父亲拜见县领导的时候带没带银子，从情理推测，应该不至于空手去求人。从下文推测，前辈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孝敬了父母官。
段光清联系现实，说如今嘱托盗贼栽赃，这又是一种恶习。兄长最好召集同乡开一个会，大家凑一笔经费，每年给负责本片的捕役数千，作为他们辛辛苦苦为我们抓盗贼的奖励，同时要求他们别再嘱托盗贼诬栽良民。段光清的哥哥接受建议，召集同乡开了会，果然大家踊跃掏钱，贼开花的问题就这样得到了双方满意的解决。至于和吏胥谈判的具体过程，段光清没有记载，但有三个意思恐怕兜多大圈子也要表达出来：“我们承认你们能害我们，我们掏钱，你们别再用这种手段害我们了。”
由此可见，小吏地痞害人不浅。纪晓岚对此深有感悟，小吏名声在上在下都不佳，因此对小吏极尽挖苦。
有一个曹翰林，曾去拜见纪晓岚，纪晓岚闭门不见，原来其人以前久不得派任乡试考官，焦急难耐；于是使出钻营的手段，趋谄权贵，仍担心不能得力，就让其子拜文华殿大学士于敏中的夫人为干娘。但是，时间不长，于敏中因为广收贿赂，事露受责，势力衰微。曹翰林见大树已倒，又去投靠东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梁诗正，复以妻子拜梁夫人为干娘。
曹妻往来梁尚书家中，与梁尚书十分亲昵，时常住在梁府。梁诗正早朝，曹妻就先取朝珠在胸膛上温热了，然后给尚书亲自悬挂，其夫妇的谄媚功夫，可说是到了家啦。
纪晓岚对这曹翰林的作为，作诗嘲笑道：
昔年于府拜干娘，
今日干爷又姓梁。
赫奕门庭新吏部，
凄凉池馆旧中堂。
郎如有貌何须妾，
妾岂无颜只为郎？
“百八牟尼”亲手挂，
朝回犹带乳花香。
明朝权相张居正，讲述过一个大官怕小吏的官场故事。张居正说，军队将校升官，论功行赏，取决于首级。一颗一级，规定得清清楚楚。从前有个兵部（国防部）的小吏，故意把报告上的一字洗去，再填上一字，然后拿着报告让兵部的官员看，说字有涂改，按规定必须严查。等到将校们的贿赂上来了，这位吏又说，字虽然有涂改，仔细检查贴黄，发现原是一字，并无作弊。于是兵部官员也就不再追究。张居正问道：将校们是升是降，权力全在这个小吏的手里，你不贿赂他行吗？
这个故事有个时代背景：当时将校们很少有不冒功的。号称斩首多少多少，其中多有假冒。追究起来，他们砍下来的很可能是当地老百姓的脑袋，所谓滥杀无辜。如果没人叫真，这些脑袋就是战功，大家升官发财，万事大吉。如果有人叫真，这些脑袋就可能成为罪证，这帮将校罪过不小。所以，将校的命运确实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掌握在那位小吏的手里，尽管他的官未必及得上人家手下的一个排长。
张居正总结说：人们怕那些吏，一定要贿赂那些吏，并不是指望从他们手里捞点好处，而是怕他们祸害自己。
清代的“小军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