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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世界如此险恶,你要内心强大-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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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心理结构上,价值偏好往往代表着一个人关于某事某物某人的“认同”,他往往把他的智力、他的利益、他的尊严、他的情感等押了上去,即把“自我”押了上去。

所以,攻击一个人的价值偏好,等于攻击他的“自我”。你迎合他的价值偏好,等于恭维他的“自我”。拍马屁高手的一个绝技就是从价值偏好入手,投其所好,很多事情往往都能搞定。

人好某一口,这一口就是他的“自我”的一部分。

价值偏好往往会注入情感。一个人越是对他爱和恨的东西注入情感,心里就越抓狂。自古以来就有雇佣兵出现,但情况往往是,雇佣兵在打仗时,往往都不如国家的民兵组织。原因固然有很多,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雇佣兵只是为钱卖命,为钱杀人和被杀;而民兵组织打仗,则是基于对自己国家的爱,打仗是注入了强烈情感的。

在心理结构里,某人某事某物越是构成一个人的“自我”,他对他(她、它)就越发难以割舍。所以,爱一个人可以爱得死去活来,并且绝不允许其他异性分享。那是因为对方已全部纳入到了他的心理结构,他要完全控制和占有对方。往往越是如此,一个人就越不允许他所爱的人独立、自由,因为这意味着对方不是他的“自我”,而是另一个独立的存在。

在真正的爱缺失的情况下,只是由强烈的情感支撑的“爱”具有毁灭性的后果。一旦对方显得不再爱自己,在思想上、行动上超出了自己的控制,就等于逃出了他的心理结构,这完全可以让他的“自我”彻底崩盘。这种心理上的巨大灾难非常可能驱使一个人杀死对方。他绝对不允许她在逻辑上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即把自己的“自我”交给另一个男人的情况出现。并且,他要对自己不能完全控制“自我”进行惩罚,杀死对方,实际上是掐死那个让他痛苦的“自我”!

要获取心理优势,一个人在大脑里必须像狙击手一样对别人的语言和行为进行狙击

有时候,我们对外界的反应,只能用脑,要诉诸理性、逻辑;而不能用心,诉诸于情感、愿望。比如在认识事物时,如果让心理的内容取代大脑的内容,那我们就戴上了有色眼镜,我们看到的只是我们想看的世界,并不是真实的世界。

以自己的爱和恨、自己的愿望和恐惧去看待世界,弗洛姆称之为“人格失调性歪曲”,轻微的,比如卑鄙的人想象着谁都卑鄙;极端的,得了被害妄想症的人,以为谁都想害他。

有的时候,则是只能用心,不能用脑,比如在家里和亲人相处时,靠的是心的感受,要表达爱,和家里人斗智斗勇就没意思了。家里毕竟不是职场,更不是生意场。

而有的时候,则必须既用脑又用心,比如在思考一个人生问题时,除了头脑的推理、想象,还需要心的体验,头脑有必要带动心灵的参与。只有思考触发了心的体验,才算是真正理解了某个问题。顺便说一句,古代社会的哲学家之所以比现代社会的哲学家心理更强大,更能坚守某一种生活方式,是因为他们的哲学不仅是头脑的产物,更是生命的产物,他们的存在是和他们的思想一体的。但现代的哲学家,思想往往只是他们的“头脑风暴”,和行动是分离的,他们并没有做到“知行合一”。

我在前面说过,如果一个人的大脑被心理取代,不可避免地就会变成一个不讲逻辑的白痴,变成一个一被刺就跳起来的心理动物。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智力结构如何和心理结构相互影响。

先看一下媒体如何对大众洗脑。请记住,不只是某些机构对你洗脑,你所希望提供真相的市场化媒体,同样如此。

假设在某个学校,有老师和学生冲突的事件发生。好,媒体,而且是市场化媒体作了一条报道,标题是《老师猛搧学生耳光》。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充满了道德义愤是不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这一标题,作为一种外界的信息,迅速地绕过你的大脑,直达你的心理结构,激起了你的情绪。

但你为什么被激起情绪?情况是,你在作出反应之前,在智力结构上已经预设了这样的认知背景:老师是强者,学生是弱者。非常不幸,你的智力结构和标题提供给你的“事实”合拍了,所以,“老师猛搧学生耳光”逃过了你理性的检验,迅速变成一个“事实”。并且,更为重要的是,在你的心理结构蓄积了作为强者的老师不能打学生的价值观,以及对老师的不满。你实际上渴望这一“事实”出现,好有一个具体目标,合理地发泄你对老师的不满!于是,媒体对你的洗脑成功了,记者轻而易举地就把一个极为片面的“事实”强加给了你。

如果你仔细看报道,就会发现情况可能不是那么回事。不是老师凶神恶煞地揍学生,而是学生非常可恶,根本就是一个小流氓,多次出言不逊,羞辱老师。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老师和学生发生了“肢体冲突”,学生抽了老师一个嘴巴,老师则还以颜色。稍有理性的人,看到这一段后都会修正自己对“事实”的认定,从而修改自己的情绪反应。但是,情绪无法稳定的人,已经完全接受了媒体在标题里强加给自己的“事实”,他对真正的事实已经看不见了。这类大脑已经不管用的人就像一架机器一样,外界只要发出一个指令,他就会被操纵而自动运转。

我们再来看一个故事:

我有个朋友,是个做IT的,他自称是“IT民工”。此君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公司文员,是个美女。他告诉我,此女在他心中,堪称为完美女神,不仅漂亮,而且温柔,极有小家碧玉的风范。我微微一笑,知道他已经陶醉了。

一个陶醉在自己想象中的人将听不进任何反面意见。

不久,他终于把此女追到手,二人同居了。但也就过了大约半年,他开始向我大倒苦水,厉声谴责此女变成了另一个人,好吃懒做,极为势利、拜金,除了具有一副好皮囊外,简直俗到极点。

我纠正他:此女从来就没有变过,唯一改变的不过是他正视现实了,而以前他一直活在自己所造的一个梦中。此女的温柔、小家碧玉的风范,完全是他根据自己的愿望投射到她身上的,是他愿意并相信她具有这些特质,而不是她本来就有的。当初他被自己欺骗了。

这个故事太有普遍性了。“IT民工”之所以要给他的女朋友设定一个温柔、小家碧玉的“事实”,是因为他在心理上一定要以此来说服自己选择她是完全没错的,并且,她如此美好,也显得自己眼光不错、档次不低。

幸运的是,在结婚之前他就醒了,而很多人可能都要等到结婚后,才惊愕地发现对方居然是一个自私、势利、粗俗、卑鄙的人,并且感到是如此陌生。之所以陌生,是因为此前他只是在和自己心理结构中的对方打交道,而不是和真实的对方打交道。

一个人在他人的眼中越透明,他就越没有力量

在我们的剖析中,智力结构和心理结构的秘密,以及它们的相互影响终于大白于天下。总结一下,我们获得了七个重大收获。

(1)在作判断时,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愿望,一个人必然变得极为愚蠢,毫无逻辑和理性可言,他看到的一切都是歪曲的,并且把“自我”置于被外界控制的境地。

这一点,前面我们已多次讲到。但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很多人就栽在这上面!

(2)认定或设定一种“事实”,注入情感的能量,一个人会变得执著,甚至疯狂。

宗教极端分子在心理上就是这么回事。

(3)很多人的心理优势是这么获得的:先把身份、地位、学历等外物纳入心理结构,并根据它们的社会价值排序,然后在智力结构上拿这些来和他人作歧视性对比。

很多俗人证明自己牛叉就是这样玩的。另外,有一类所谓的“知识分子”甚至文化流氓,还借助于这一手法:在和别人争论某个问题时,为了获取心理优势,假如别人文凭没自己高,便通过文凭的歧视性对比证明自己伟大、正确;假如自己在文凭上不占优势,便占据道德制高点,把对方污名化,通过道德攻击而不是观点攻击打倒对方。

(4)如果一种观念被证明是正确的,那么,只要它从人的大脑那儿,被带到心理结构里面,变成一个人心中的信念,一个人就会变得无比强大。

一个哲学家、一个为正义而战的人,就是这样炼成的。

(5)如果这种理性的认知改变了人的认知结构,并且,在把它带入心理结构时,引发了情绪的释放,一个人就可以改变他的心理结构,而心理结构的改变就意味着一个人的改变!

这一点对于我们的改变来说非常重要,在后面我将会讲到。

(6)保持心理结构不动作,以智力结构观察、应对外部世界,并迅速解读和预测外部世界的信息,一个人就建立了心理的防御,并且随时可以出击。

这是防范假“自我”在外界刺激下动作,陷我们于心理弱小的金科玉律;同时,它也是我们在博弈中的重要武器。

(7)当个体A以智力结构和个体B的心理结构打交道时,个体B只能是输家;而当个体B以智力结构应对个体A时,谁在心理上是赢家,取决于谁更能捕获对方的心理动机,以及可能要通过语言、动作传达的信息!

根据(6)和(7),在与他人的博弈中,我们可以训练自己做自我的主人,使假“自我”无从控制我们。

如果你觉得上面的理论理解起来仍有点费劲的话,下面我们就给定一种情境来具体看。

就以对你的上司为例。某一天,你好像什么预兆都没有,但上司把你喊到了办公室,阴沉着脸,似乎要找你麻烦。

这好像很酷。

但你该怎么办呢?

一个高明的领导绝对不能只玩很酷的面部造型。大领导在基层公务员和老百姓面前,肯定是和蔼可亲的。原因无他,他的权力早已牢固地确立,还玩酷就会吓着下面的人。权力只是让人害怕,但权威却让人在心里敬畏。有了权力,他还需要打造权威,用“人格魅力”来对权力进行包装。

和大领导不一样,科长、股长之类不玩酷有其苦衷。他们和手下每天都相处在一起,甚至还要一起干活,彼此的权力关系并没有多少空间距离,这无法制造权力的神秘感。而权力没有神秘感就没有威慑力。所以,装酷对于确立有效的权力关系无济于事,倒不如在平时就装着这层权力关系不存在,用情感笼络来换取手下对他权力的服从。

看到没有?当小领导和手下说黄色笑话时,他们的权力支配关系退场了,手下并未感觉到小领导的权力对他产生了压力。换句话说,当小领导和你说黄色笑话时,这个时候他并不是领导,你也不是小职员,你会感觉到他有权力威胁你吗?

但是,如果小领导是对外人,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必须装酷,俨然权力的化身。

我第一次懂得“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个道理是在18岁的时候。那时我去老家的一个政府部门办一件事。走到门口,我看到有几个公务员在打牌聊天,便凑上去讨好他们,一人发了一支烟。按照人情的游戏规则,他们接了我的烟,自然也就欠了我一个人情,但是,当我问某某办公室在哪儿、我应该找谁办事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理我,表情极为不屑,在我这个“屁民”面前一副大爷样。

对这帮在“屁民”面前摆谱的大爷,我无可奈何。一怒之下,我想到了找他们领导。于是我走到了二楼,见书记室的门开着,便走了进去。正好书记在,我便把情况跟他说了。没想到此书记还极为热情,问了几句后,便亲自带我下楼,给某个公务员说我要办什么事,要他帮我办。事情以极小的难度办成了。

多年后,当我从蒙昧状态中醒过来,曾经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思考。

我发现这是一种让“假自我”在心理上得以存活的策略。小公务员和临时工在体制这个权力金字塔下面只是一块垫底的砖,一种渺小和被人支配的感觉嵌入了他们的心理结构,成为他们和外界打交道时的心理背景。

在“屁民”们面前,他们好不容易可以找到自己有权力的感觉,肯定不会轻易放手。所以,假如他们在“屁民”面前没有摆架子,在心理上就无从体验到自己对“屁民”有权力,也无从对自己在体制内只是被领导的权力支配作出补偿。他们在“屁民”面前很酷的语言、表情和动作,其实就是对屁民进行友情提醒:他们是爷,“屁民”得放恭敬些。

领导在和“屁民”打交道时,自己有权力这一感觉同样构成了他的心理背景。所以他没必要像小公务员、临时工那样玩。恰恰相反,表现出平易近人的样子,正是区别于小公务员的领导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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