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荒谬人格-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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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萨特：荒谬人格
１９６７年１月，萨特到伦敦参加了罗素法庭成员会。 他们在开庭地点的选择上遇到了麻烦。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由于美国是个不好惹的庞然大物，许多国家都不愿意罗素法庭设立在他们国土上。 英国已经首先宣布，不允许任何作证的北越人进入英国境内。 这就排除了把法庭建在英国的可能。 不过萨特这伙人却不怕得罪美国，决心干到底。 当时罗素仍然很乐观，他打算７月在纽约，８月在日本，９月在奥斯威辛开庭。 罗素的秘书要现实一点，他把首选的目标确定在瑞士。 趁法庭选择开庭地点的这个间隙时间，萨特和西蒙。波伏娃又到中东去了一趟，因为那儿出现了战争危险。 萨特忙于会见政治家，西蒙。 波伏娃则调查妇女问题。 他们力图为避免以色列与阿拉伯之间战争作一点贡献。罗素法庭在苏黎士租到一个会堂，但瑞士政府却不准法庭设在他们国家。 于是只好在法国租了一个旅馆，却又因法国政府的干涉而告吹。 萨特写信给戴高乐，问他拒绝让罗素法庭租到旅馆是否基于阻止法庭在巴黎开庭的动机。 戴高乐给他回了信，信中优雅地称萨特为“我亲爱的大师”
，并明确地答复他的问题说：“是的。”
萨特公布了戴高乐给他的信，并说，法庭一定会开庭，万不得已可以到公海上去开。瑞典政府考虑再三，最后同意让罗素法庭设在斯德哥尔摩，罗素已近９５岁高龄，当然不能亲自前往斯德哥尔摩，他只好缺席了，不过他还是法庭名誉主席，萨特担任法庭的执行庭长。 听证会在人民礼堂举行。 法官们被提请考虑两个问题：第一，美国是否触犯了国际法，实施了侵略行为？第二，美国是否对纯粹民用目标进行过轰炸？如果是的话，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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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程度？
法庭听取了来自北越的证人和越共代表的证词。５月１０日午夜两点钟，法庭作出了美国在上述两点都有罪的裁决，并决定在秋天举行最后一次开庭。在这期间，美国的反战运动进入高潮，有１８万人参加了在纽约的“结束越战春季动员”示威活动。“立即谈判”成了联合美国各大政治力量的口号。 罗素法庭的最后一次开庭如期举行，地点在丹麦的罗斯基勒，距哥本哈根２０英里。 萨特带着他的养女和他的一个学生到了罗斯基勒。 这次开庭审议的内容包括三个议题：第一，美国军队是否使用或试验过战争法所禁止的新武器？第二，越南俘虏是否受到战争法所禁止的非人的虐待？第三，是否存在带有灭绝人口的倾向和法律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行为？
美军的暴行证据确凿，当法庭在三个问题上都判定美国有罪的时候，人们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庭长萨特作了题为《越南：帝国主义与种族灭绝》的总结，对美国的战争罪行进行了全面谴责。 他说，美国在距自己疆界一万英里以外的越南展开战争，是一场针对全人类的种族灭绝，因为它在那里没有什么利益可言，仅仅是为了逞威。１９７５年，南越政权垮台，越南战争也告结束。 当《世界报》记者问萨特，他认为罗素法庭有什么意义时，萨特说，罗素法庭在美国和苏联都没有什么实际的影响，但它却给了北越人道义上的支持，“罗素法庭重申了一个古老的观念：人人都既是邻居的法官，又是邻居的看护。”
（《心心相印》第３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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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
或者有人会对萨特感到不理解：一个建立在虚无基础上的人生，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巨大的热情，为公众利益，为社会正义奋斗呢？存在主义否定了上帝的存在，不承认人具有什么固有本质，否定了任何先验的普遍价值准则，看穿了人生的空虚无聊，那萨特还在积极追求什么呢？中国的道家早在萨特之前两千多年就看出了人生的空虚，看出世界的存在不过是从“无”中生出来的，但他们得到的结论却是人最好是“清静无为”
，因为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价值值得人们去追求，所以世界上的事情没什么意思，最好是别去操心，闲事少管。 萨特的存在主义也是从承认世界的空虚开始，认为世界是从虚无中存在出来的，人的存在是从虚无中开启的，但他的结论却是，正因为人本身不存在，所以人才必须去自己建立自己的存在，正因为人和世界的意义本来是空虚，所以人才需要通过自己的创造向虚无要意义。早在１９４６年，萨特就针对人们对存在主义的种种误解，作了一次题为《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讲演，对存在主义并不主张颓废、并不贬损人的价值和尊严作了论证，对他在《存在与虚无》一书中所阐述的存在主义作了更为简明的解释。 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些人把存在主义指责为绝望的无为主义，一种只看到人性的阴暗面，看不到人的善良美好一面的悲观主义，或者否定上帝所规定的永恒价值的颓废主义。 萨特说，存在主义不是别的，它不过是“使人生成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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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一种学说“
，这种学说宣称“任何真理都包含着环境和人的主观性”。
在这个讲演中，萨特把存在主义的内容概括为两大原则，第一是“存在先于本质”
，第二是“人必须对他自己负责”。所谓“存在先于本质”
，也就是人的存在是从虚无中来的意思。 与中国道家不同的是，萨特说的这种从无到有的转化，不是一种自然的演化过程，而是人自己的创造过程。所以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也可以表述为：“主体必须作为一切的起点。”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考夫曼编《存在主义》第３０３页）
萨特解释说，人与物不同就在于，物，比如一把裁纸刀，总是本质先于存在的。 工人在制造它以前，就已经有了裁纸刀的概念，它的本质就被预先决定了。 它的存在不过是根据它的本质派生而来的。 如果真有所谓上帝，那么人就是上帝根据他设计的本质创造出来的，那么人也就会和裁纸刀一样，是本质先于存在了。但萨特的存在是建立在“上帝不存在”
这一背景之上的，所以他反对一切人的本质先于存在的理论。萨特说，“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至少有一种东西它的存在是先于它的本质的，它是在可能被任何概念所界定以前就已存在的，这样东西，就是人，也就是如海德格尔所说的人的实在性。”这就是说，人首先存在着，然后才开始得到限定，才把自己创造成他所要成为的东西。 在得到限定以前，人什么都不是。“人是首先就自己存在了的——人在一切之前某种自行向未来推进并自行正在这样推进的东西。 人确实是一种主体生命的设计者，而不是表苔，兰花，或是花椰菜。 在这个自我设计之先，无物存在。 即使在睿智的上天也没有。 人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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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计划成为什么时才能获得存在，只是希望还不够。“
（同上第３０５页）
由于人是自己决定自己的本质的，所以人就要对他自己负责。萨特说：“存在主义的第一个作用是它使每一个人主宰他自己，把他存在的责任全然放在他自己的肩膀上。由是，当我们说人对他的本质负责时，我们并不只是说他对他个人负责而已，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
（同上）为什么对自己负责也就是对他人负责呢？
这是因为一个人在自己作选择的时候，他也为所有的人作选择。“因为实际上，在我们选择一个我们所想要做的人的时候，我们所作的种种努力，无非是在创造一个为我们认为当然的人的形象。我们在两者之中作选择时，同时也就是在肯定我们所选择的对象的价值，因为我们不能永远选择没有价值的。我们所选择的常常是较为有价值的，同时没有对我们更有价值的，除非对大家都更有价值。进言之，如果存在先于本质，而当我们存在的时候，我们也在创造我们的形象，则这个形象是适用于所有人类和我们所处的整个时代的。 我们的责任因此较我们想象的更为重大，因为它关涉到人类全体。”
（同上第３０６页）所以在萨特看来，存在主义要张扬的，恰恰是人的主体性，是人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而且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提供了可能性。 从虚无中来，在存在中生，这就是萨特存在主义的基本思路。可见，认识到世界的虚无，并不一定会导至消极无为主义。 从虚无到消极退避之间并没有唯一的必然逻辑通路。 在无与有、虚与实之间，也许本来就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森严的鸿沟和绝对的界限。 中国哲学素有“虚实相生”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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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萨特不是在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业呢？
我们看到，萨特从６０年代开始又批判地接受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并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为基础与法国的结构主义展开了论战，与法国资产阶级统治展开斗争。他宣称：“我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
但他同时在思想上却又与僵死的“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在政治上从不依附于任何党派。 他既反对“美帝国主义”
，又反对苏联的“斯大林主义”
，既支持以色列复国，又支持巴勒斯坦人回到以色列。 在法国国内，他既与戴高乐大唱对台戏，也与新上任的蓬皮杜总统过不去；既不赞成法国青年的“毛派”分子，又支持他们的造反行为，为了捍卫新闻自由，他不顾自己７２岁的高龄，亲自去当老报童，帮被查封的《人民事业报》发报纸。《人民事业报》是一份“毛派”青年在街角和校园兜售的地下报纸。 由于它的观点过激，既要把法国共产党作为“通敌分子”打倒，又要反对法国的资产阶级统治，《人民事业报》及其追随者以游击队员自居，扬言要从资产阶级手中“解放”
他们的祖国。这使蓬皮杜政府大为恼火，１９７０年４月，该报的两名编辑被捕。６月，当法官判处他们一年徒刑的消息公布后，大学生在好几个地方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因为这是法国自１８１年以来，除了德国占领时期以外，首次出现的报纸编辑因办报坐牢的事。 几天以后，警察包围了印刷《人民事业报》的工厂，要拘留这个工厂的老板。 工人们包围了警车，使老板顺利逃脱，厂里的７万多份报纸也抢在警察之前运走了。萨特觉得这事警察做得太过分了，他忍不住又要打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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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就在警察包围印刷厂的第二天，《人民事业报》又出现在街头，报头上赫然印着它的新编辑“让。 保罗。 萨特”的名字。 这天晚上，新编辑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一起到街上向行人分发《人民事业报》。他们一边高喊着“请读《人民事业报》，请支持新闻自由！”一边把报纸递到行人的手中。 当有人以不赞成的神色拒绝接受报纸时，萨特大声说，“这是被取缔的！”
一个警察走过来，见一个老头正在分发被取缔的报纸，就一手拿过他手中的报纸，一手抓住他的手臂，要带他去警察所。 一直跟在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周围的记者立刻围了过来，咔嚓咔嚓地把这个警察摄入镜头。 有人喊了一声：“你逮捕的是一个获诺贝尔奖的人！”
这个警察就松手了。萨特就跟在警察后面走，但警察走得越来越快，把他刚才要逮捕的人甩掉了。接下来的一天，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等五人在另一条街上继续分发《人民事业报》而且是从颇有势力的《人道报》的大楼对面开始行动。 不一会，一辆警车追了上来。 警察告诉他们，他们不是被逮捕，而是被带去检查身份。 警车在警察所门口停下，除萨特以外，所有发报的人都被请了进去。 警察告诉萨特说，他已经自由了。 于是萨特立即向围观的人群分发剩下的报纸，直到最后他也被请进警察所。警察所来了几位上级行政官员，把萨特和西蒙。 波伏娃带到一边，说，半小时内，所有的人都会释放。萨特表示，他和西蒙。 波伏娃将要最后离开。其实萨特并不完全赞同“毛派”的观点，他出手援助他们一是出于以捍卫新闻自由为目的的行侠仗义，二是为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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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所僧恶的资产阶级官僚政府难堪。 借着这股劲头，他不仅连续帮助了好几家青年办的报纸，而且还想自己在新闻中干出点名堂。１９７２年，与另一个作家合作创办反主流文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