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辑思维-第1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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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所有人的表演，都是做给曾国藩看的。就是要告诉他，你再这样坚持自己那一整套道德原则，所有人都不会待见你，所有人都会在自己的分内给你难看。
骆秉章事后就跟曾国藩讲了一句话：“你不要再这样闹了，打仗还是要靠他们。”然后就掉头回自己屋了，给了曾国藩非常大的一个难堪。
曾国藩在长沙混得不好，后来他又带队去了江西。当时的江西巡抚叫陈启迈，这个人权力欲特别强，他认为曾国藩就是个客军，就得归自己管。而且曾国藩所有的粮饷都是从他这儿拨出去的，所以陈启迈动不动就跑到曾国藩的军营里说三道四。
曾国藩看这个老头儿不懂军事业，所以经常不听他的，老毛病又犯了，又是一封奏折，到咸丰皇帝那儿告了陈启迈一状。
咸丰皇帝说：“那好，把陈启迈也给办掉吧。”继任的江西巡抚叫文俊，又是一个旗人。文俊上台之后说：“你曾国藩是个不懂规矩的人，陈启迈怎么对付你，我还是怎么对付你。粮饷就在我手里，你不听我的，我就是不给你。”
所以曾国藩只能自己想办法，找一些富户去劝捐。文俊和陈启迈的做法如出一辙，谁敢支持曾国藩，他就给谁颜色看。所以，曾国藩在江西也待不下去了。
这一阶段是湘军崛起的阶段，也是曾国藩混得特别窝囊的一个阶段。当时他给咸丰皇帝上的奏折里面有四个字，我读起来特别有感觉，叫“积泪涨江”，就是自己累积的泪水让江水都上涨了。你说他惨成了什么样子？
曾国藩年轻的时候，书信里写过一句名言：“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一个坚持自己道德标准的人，自己的理想在现实面前被磕得粉碎，而且还得不到皇帝的原谅和支持。所以，他的年轻时代不是因笨而郁闷吗？
第129章 孤独地面对全世界（2）（）
失落回乡，心性大变
咸丰六年（1856年），曾国藩的父亲去世了，按照当时的规矩，他又要回家守制。但曾国藩是怀着一股怒气走的，他跟咸丰皇帝也明说了。咸丰皇帝当时劝他：“仗打成这个样子，你还回家守什么制呢？夺情吧。”“夺情”即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就是说你别回家守制了，为了国家的安危，你要素服从军，必须回到战斗岗位上。
曾国藩说：“回来也不是不行，但是这份气受够了，我绝对不在没有督抚大权的情况下，再去领兵作战了。”说白了，他就是找咸丰皇帝要督抚大权。
此时太平天国正在天京闹内讧，石达开和杨秀清当时杀得一塌糊涂，韦昌辉这些人都被宰了。石达开领兵出走后，太平天国眼瞅着就要不行了。咸丰皇帝一看，太平天国经过天京内讧之后，就像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多少天了，于是就对曾国藩说：“那你就回家去吧。”
这事实上就等于剥夺了曾国藩的兵权，作为当事人，曾国藩心情特别不好。虽然按照礼法，回家丁忧守制是一个正常的安排。但对于他来讲，毕竟不为领导所需要了，心里还是很失落的。说实话，曾国藩也不是当时清廷倚仗的唯一一支力量，当时各种在籍的官员，一共有54个人在办团练，根本不指着曾国藩这一支部队。
所以曾国藩一回到自己湖南湘乡县的老家，马上就病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得了“怔悸之病”，也就是失眠，而且失眠的时候经常心慌。这明显就是气出来的。
当然，曾国藩是一个受过系统的、正统的儒家教育的理学家，他的理学造诣也非常深厚，也有一套自己修身的方法。在这两年时间里，他确实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包括读了很多老庄的书，心态渐渐地就平复下来了。
他后来自己讲到，在他出山的第一段时间里，他觉得自己什么都能，看别人觉得别人这儿也不对、那儿也不对。但是丁巳、戊午之后，也就是回老家这两年之后，他觉得自己的心性大变，突然觉得自己百无一能，这个时候再看别人，能从别人身上看到很多很多的长处。
很多人在精神和境界上脱胎换骨，往往都要经过这样的变化。熟悉佛教故事的人都知道，释迦牟尼成佛之前，也有过这样一段心态。
释迦牟尼原本是个王子，出家之后，他修的是苦行，就是维持最少的食物摄入，通过苦行来磨砺自己。他每日或隔日进食一麻一米，后来七日才进食一次。他身边还有好多从人，跟着他一起苦行。
但是他苦行六年也不能得道，不能解脱生、老、病、死，完成精神境界的飞跃。所以有一天他决定放弃苦行，跑到尼连禅河里洗了个澡，而苦行是不可以洗澡的。
然后林中一个放牧的女子，还给了他一点儿乳糜喝。他身边的人一看，认为王子的道念不坚，背弃了他们的理想，所以就离开释迦牟尼，跑到别的地方继续苦行。
释迦牟尼独自来到伽耶山，找了一棵大树，就是后来那棵著名的菩提树，铺了一些草，然后在上面打坐，并发誓说：“我若证不到无上正等正觉，宁可让此身粉碎，终不起此座。”七七四十九天之后，释迦牟尼在一天早上，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当然，这只是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精神境界想要上个层次，仅仅往外求，即通过各种各样生活方式的改变来逼自己改变，不是根本性的方法。
根本性的方法，是对外人变得更加通达，是内心的容量变得充分放大，每一个在人生当中感受到境界提升的人，我觉得他都有类似的经历。曾国藩也一样。
第二次复出：放下身段，长袖善舞
终于，曾国藩的运气又来了。就在他回家两年之后，把自己的心性磨得差不多的时候，咸丰八年（1858年），皇帝又要他出山。因为太平天国死灰复燃，接连击破了清军的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开始反扑了。其实他这个时候守制还没有结束，还是“夺情”。
此时的曾国藩不再跟皇帝犟了，他回家之前认为，皇帝你不给我督抚大权，我就不来给你打仗。甚至临走的时候还说，专折奏事之权我不要了，以后我有什么话，就通过湖南巡抚给你上奏折吧。
但现在他不这样想了。皇帝的诏书在六月初三下达，他六月初七就启程了，一点儿不废话，见诏即起行，前后准备仅仅用了四天。曾国藩后半辈子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跟前半辈子可就完全不同了。他第一次起兵的时候，皇帝每次都像求着他似的，说你去救一下武汉吧，你去打一下哪儿哪儿吧。他都不愿去，推说兵没练好，而且每次说话都是有棱有角的。
他的奏折当中有一句著名的话：“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葸不前之罪。”就是说与其将来我打不下来你治我的罪，还不如现在你就办我一个畏罪潜逃之罪。
但是他再次出山之后，跟皇帝打交道的方式，就变得柔顺了很多。比如说咸丰曾经有一次让他出兵四川，曾国藩明知道不妥，是瞎指挥，而且让他带一帮湖南人跑到四川去，又要依赖别人给他拨粮饷，这个罪他之前已经受够了。
但是他已经学会了不直接拒绝，就跟皇上各种周旋，一会儿说我正在打景德镇，很快就打下来了，您再等等我。一会儿又说，我把当地的太平天国灭掉就行了。总而言之，就是一直跟皇帝拖，拖到后来皇帝一看，四川已经没事了，就说那行，你不用去了。君臣之间的交流，不像原来那样刚性了，而是变得更加地柔软。
曾国藩第二次复出之后，他所有事情的处理方法都变了。比如说跟其他官僚，原来动不动就指责这个不忠君、那个做了逃兵。现在他不这样了，出山之前，他不是在家准备了四天吗？这四天他还干了一件事——给所有他将来要打交道的官员写信，从督抚大员到各地的武将无一遗漏，武将在当时其实是没什么地位的。此举叫作“惠乞指针”，就是你指导指导我，我这次该怎么办。曾国藩的身段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他第一站到的是湖南的省城长沙，然后就拜会了所有大小官员，连长沙县令也没有遗漏。
当时官场上有一句话：“前生作恶，今生县令，恶贯满盈，县令附郭。”就是说上辈子不积德，这辈子才会当县令。你别以为县太老爷多威风，那是对老百姓而言，在官场里面，县令是最底层的，老是挨欺负。
什么叫“县令附郭”？如果你的县治在省城，那你一定是上辈子恶贯满盈，这辈子才罚你当这个苦差。我们可以想一下，过往省城的各位大员，包括督抚的家眷、姑舅等，谁来办接待？当然是县令来接待，来来往往的各色人等，你都得伺候到。本来就只能刮出那么一丁点儿民脂民膏，但是现在又得花出去。所以在清代的官场上，但凡是首县，都是些八面玲珑、乖巧心思、非常柔顺的人。
对这么一个在官场见人就磕头的可怜虫，曾国藩也能礼贤下士，可见他的腰身已经柔软到了什么程度。
曾国藩这个时候已经变得非常圆滑，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跟户部的一些书办打交道。在中国古代官场，通过科举去当京官的那些人，叫“官”，他们读四书五经、写八股文出身，是没有实际行政能力的。真正干事的人是那些“吏”，吏的职业往往是世袭的。比如说京城的六部，六部里真正办事的往往都是这些吏，而且是爷爷传爸爸，爸爸传儿子，这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所以，各个部的书办往往是掌握实权的，比如说户部的书办，他们负责各种各样的军事报销。一场大仗打下来，军费往往高达几千万两银子，军官报销的时候，很多东西就会被书办驳回。户部的书办就负责这个。
要想快速通过怎么办？只能贿赂书办。所以一看太平天国打下来之后，这些户部的书办高兴得不得了，终于有一笔大财要发了。
当时，按照史书记载，曾国藩要报销的军费是3000万两银子。按照潜规则，应该给户部的书办40万两。但是因为太多了，双方就要谈判，谈来谈去，最后以8万两成交。
但在这个时候出了一件事，朝廷说这么大一场仗，生灵涂炭，你们把所有的报销文件在户部备个案，就不用书办审核了。
这件事对于地方督抚大员、带兵打仗的将领来说，当然是好事。但是对于户部的书办，就是晴天霹雳。
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出曾国藩的做人之道。曾国藩说，虽然不用报销，那谈好的8万两我还是要给。当时曾国藩就从自己的小金库里拿了8万两，送给户部的书办。他想的是，我们既然跟人谈好了，就不能没有信用，以防人家将来找自己的麻烦。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还是几年前那个以圣贤自期的儒家士大夫吗？他几乎是变了一个人。
跟自己的下属打交道也是如此。原来曾国藩天天以忠君爱国来激励自己的下属，打仗打赢了之后，也有各种各样的保举，但他的保举是非常严格的，比如，他第一次出山打武昌，武昌打下来之后，他一共保举了300人，这在他的部队里面大概是3％的比例。
同时代还有一个名臣，叫胡林翼。后来蔡锷将军编过一本兵书，叫曾胡治兵语录，曾指的是曾国藩，胡指的就是胡林翼，可见当时两个人是齐名的。胡林翼也曾经打下过武昌，打下之后保举了3000人，是30％的比例。所以说，曾国藩对底下的人并不是很好。
但是第二次出山之后，曾国藩就几乎是到了滥保的程度。反正朝廷给的各种各样的保举文书不要钱，可以随便印。所以晚清的时候，武将里面到处都是红顶子，一品大员有的是。反正武将的官职也不值钱，曾国藩大约发了几万张这样的保举证书出去。
在灭掉太平天国之后，经曾国藩保举出来的地方督抚一级的大员有26个，三品以上的官员，任实职的有50个。所以他后来也不把保举当回事了。
再说说军纪，所有儒家的老臣在自己带兵的时候，通常都是严守军纪的，因为儒家讲究的是仁义，对老百姓怎么能不仁义呢？刚开始曾国藩也是这样，但是后来曾国藩完全变了一个人。比如说军队抢劫这件事，只要不触及底线就好。
有一个事件能典型地反映出，他在军纪执行上没有刚开始那么严了。太平天国把国家打得一片糜烂了，将来国家的重建怎么办呢？清政府听说洪秀全在天京（如今的南京）积攒了金银如山，只要把天京打下来，就可以用这笔钱办各种善后的重建。但是曾国藩带着他弟弟曾国荃把天京城拿下之后，告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