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知识大全-第17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藏；而中央黄帝含枢纽，则寄王四时。以四时化育，亦须土也。盖以天地万物，同为自然之力所成，乃进化以后之说。其初则诚谓有一天神焉，“申出万物”，“阴骘下民”；继又本“卑者亲视事”之义，造为所谓五帝，以主四时化育；而昊天上帝耀魄宝，则“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而已。君德之贵无为，其远源盖尚在此。夫学说之变迁，必较制度为速。以孔子之睿智，岂尚不知五行灾变之不足凭？然其删订六经，仍过而存之者，则以其沿袭既久，未可骤废故也。然则夏之遗制，犹存于周之明堂，正不足怪。墨子所取之说，虽与诸家异，又是考见未进化时之哲学矣（墨子救世之志，诚可佩仰；然其学不久即绝，亦未始不由于此。以是时哲学业已大进，而墨子顾欲逆行未进化时之说故也）。
诸子派别，史记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谈之论，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志诸子略，益以纵横家、杂家、农家、家，为十家；其中去家，为九流。此外兵家、数术、方技，汉志各自为略，而后世亦入子部。按兵家及方技，其为一家之学，与诸子十家同；数术与阴阳家，尤相为表里。汉志所以析之诸子之外者，以本刘歆七略；七略所以别之者，以校书者异其人。七略固书目，非论学术派别之作也。十家之中，阴阳家为专门之学，不易晓。家无关宏旨。（九流之学，皆出王官，唯家则似起民间。汉志所谓“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闾里小知者之所及”也。庄子外物篇：“饰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荀子正名篇：“故知者论道而已矣，小家珍说之所愿皆衰矣。”所谓“饰”及“小家珍说”，似即汉志之家。盖九流之学，源远流长，而则民间有思想、习世故者之所为。当时平民，不讲学术，故虽偶有一得，初不能相与讲明，逐渐改正，以蕲进于高深；亦不能同条共贯，有始有卒，以自成一统系。故其说蒙“小”之名，而其书乃特多；汉志家之虞初周说，至九百四十三篇，百家至百三十九卷是也。其说固未尝不为诸家所采，如御览八百六十八引风俗通，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本出百家书是。然徒能为家言者，则不能如苏秦之遍说六国，孟子之传食诸侯；但能饰辞以干县令，如后世求仕于郡县者之所为而已。墨家上说之外，更重下教。今汉志家有宋子十八篇，实治墨学者宋钘所为；盖采家言特多也。古之所谓家者如此；后世寄情荒怪之作，已非其伦；近世乃以平话尸之名，则益违其本矣）农家亦专门之学，可暂缓。纵横家鬼谷子系伪书。其真者战国策，今已归入史部。所最要者，则儒、墨、名、法、道及杂家六家而已。儒家之书，最要者为孟子，又礼记中存儒家诸子实最多，今皆已入经部。存于子部者，唯一荀子。此书真伪，予颇疑之。然其议论，固有精者；且颇能通儒法之邮，固仍为极要之书也。墨家除墨子外，更无传书。（晏子春秋，虽略有墨家言，而无甚精义）名家经及经说见墨子；其余绪论，散见庄子、荀子及法家书中。法家商君书精义亦少；间有之，实不出管韩二子之外。道家又分二派：（一）明“欲取姑与”、“知雄守雌”之术，老子为之宗，而法家之管韩承其流。（二）阐“万物一体”、“乘化待尽”之旨，其说具于庄子。列子书晚出，较庄子明白易解；然其精深，实不逮庄子也。而杂家之吕览淮南，兼综九流，实为子部瑰宝。淮南王书，虽出西汉，然所纂皆先秦成说，精卓不让先秦诸子也。兵家精义，略具荀子议兵吕览孟秋仲秋二纪淮南兵略，及管子中言兵法诸篇。医经、经方，亦专门之学，非急务。然则儒家之荀，墨家之墨，法家之管韩，道家之老庄，杂家之吕览淮南，实诸子书中最精要者；苟能先熟此八书，则其余子部之书，皆可迎刃而解；而判别其是非真伪，亦昭昭然白黑分矣（读此八书之法，宜先老，次庄，次管韩，次墨，次荀，殿以吕览淮南。先老庄者，以道家专言原理，为诸家之学所自出也；次管韩者，以法家直承道家之流也；次墨，以见哲学中之别派也；荀子虽隶儒家，然其书晚出，于诸家之学皆有论难，实兼具杂家之用，以之与吕览淮南，相次并读，可以综览众家，考见其异同得失也）。
读诸子书者，宜留意求其大义。昔时治子者，多注意于名物训诂、典章制度，而于大义顾罕研求。此由当时偏重治经，取以与经相证；此仍治经，非治子也。诸家固亦有知子之大义足贵，从事表章者。然读古书，固宜先明名物制度；名物制度既通，而义乃可求。自汉以后，儒学专行，诸子之书，治之者少；非特鲜疏注可凭，抑且乏善本足据。校勘训释，为力已疲；故于大义，遂罕探讨。善夫章太炎之言曰：“治经治子，校勘训诂，特最初门径然。大略言之：经多陈事实，诸子多明义理。校勘训诂而后，不得不各有所主。故贾、马不能理诸子，而郭象、张湛不能治经。”（与章行严论墨学第二书，见华国月刊第四期）胡适之亦谓“治古书之法有三：（一）校勘；（二）训诂；（三）贯通。清儒精于校勘训诂，于贯通工夫，尚有未逮”，（见所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第一篇）诚知言之选也。今诸子之要者，经清儒校勘训释之后，近人又多有集解之本，初学披览，已可粗通。若求训释更精，及以其所述制度，互相比较，并与群经所述制度相比较，制度以儒家为详，故以诸子所述制度与经比较尤要。则非初学所能。故当先求其大义。诸家大义，有彼此相同者，亦有相异者。相同者无论矣，即相异者，亦仍相反而相成，宜深思而求其会通；然后读诸子书，可谓能得其要。至于校勘疏解，偶有所得，亦宜随时札记，以备他日之精研。读书尚未终卷，即已下笔千言，诋排先儒，创立异说，此乃时人习气，殊背大器晚成之道，深愿学者勿效之也（凡人著书，有可速成者，有宜晚出者。创立新义，发前人所未发，造端宏大，欲求详密，断非一人之力所能；只可姑引其端，而疏通证明，则望诸异人，或俟诸后日。此可早出者也。此等新义之发明，恒历数百千年而后一见；乃时会为之，非可强求，亦决非人人可得。至于校勘考证之学，正由精详，乃能得阐，必宜随时改订，以求完密；苟为未定之说，不可轻出误人。今人好言著书，而其所谈者，皆校勘考证之事，此则私心期期以为不可者也）。
第19章 经子解题（12）（）
读古书固宜严别真伪，诸子尤甚。（秦汉以后之书，伪者较少，辨别亦较易，古书则不然。古书中之经，治者较多，真伪已大略可睹，子又不然也）然近人辨诸子真伪之术，吾实有不甚敢信者。近人所持之术，大要有二：（一）据书中事实立论，事有非本人所能言者，即断为伪。如胡适之摘管子小称篇记管仲之死，又言及毛嫱、西施，立政篇辟寝兵兼爱之言，为难墨家之论是也。（二）则就文字立论，如梁任公以老子中有偏将军、上将军之名，谓为战国人语；（见学术讲演集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又或以文字体制之古近，而辨其书之真伪是。予谓二法皆有可采，而亦皆不可专恃。何则？子为一家之学，与集为一人之书者不同，前已言之。故读子者，不能以其忽作春秋时人语，忽为战国人之言，而疑其书之出于伪造；犹之读集者，不能以其忽祖儒家之言，忽述墨家之论，而疑其文非出于一人。先秦诸子，大抵不自著书。今其书之存者，大抵治其学者所为；而其纂辑，则更出于后之人。书之亡佚既多，辑其书者，又未必通其学；（即谓好治此学，然既无师授，即无从知其书之由来，亦无从正其书之真伪；即有可疑者，亦不得不过而存之矣）不过见讲此类学术之书共有若干，即合而编之，而取此种学派中最有名之人，题之曰“某子云”耳。然则某子之标题，本不过表明学派之词，不谓书即其人所著；与集部书之标题为某某集者，大不相同。集中记及其人身后之事，及其文词之古近错出，固不足怪。至于诸子书所记事实，多有讹误，此似诚有可疑。然古人学术，多由口耳相传，无有书籍，本易讹误；而其传之也，又重其义而轻其事。如胡适之所摘庄子见鲁哀公，自为必无之事。然古人传此，则但取其足以明义，往见者果为庄子与否，所见者果为鲁哀公与否，皆在所不问；岂唯不问，盖有因往见及所见之人，不如庄子及鲁哀公之著名，而易为庄子与鲁哀公者矣。然此尚实有其事，至如孔子往见盗跖等，则可断并其事而无之。不过作者胸中有此一段议论，乃托之孔子、盗跖耳；此则所谓“寓言”也。此等处若据之以谈史实，自易谬误；然在当时，固人人知为“寓言”。故诸子书中所记事实，乖谬者十有七八；而后人于其书，仍皆信而传之。胡适之概断为当时之人，为求利而伪造；又讥购求者之不能别白，亦未必然也。（误之少且小者，后人或不能辨；今诸子书皆罅漏百出，谬误显然，岂有概不能辨之理）设事如此，行文亦然。今所传五千言，设使果出老子，则其书中偏将军、上将军，或本作春秋以前官名，而传者乃以战国时之名易之。此则如今译书者，于书中外国名物，易之以中国名物耳。虽不免失真，固与伪造有别也。又古人之传一书，有但传其意者，有兼传其词者。兼传其词者，则其学本有口诀可诵，师以是传之徒，徒又以是传之其徒；如今瞽人业算命者，以命理之书口授其徒然。此等可传之千百年，词句仍无大变。但传其意者，则如今教师之讲授，听者但求明其意即止；造其传之其徒，则出以自己之言。如是三四传后，其说虽古，其词则新矣。故文字、气体之古近，亦不能以别其书之古近也，而况于判其真伪乎？今各家学术，据其自言，皆有所本；说诚未必可信，淮南子修务训已言之。然亦不能绝无关系。如管夷吾究但长于政事，抑兼长于学问，已杂质言。即谓长于学问，亦终不似著书之人。然今管子戒篇载流连荒亡之说，实与孟子引晏子之言同，（梁惠王下篇）晏子春秋亦载之；则此派学术，固出于齐；既出于齐，固不能断其与管仲无关也。（中小匡篇所述治制，即或为管仲之遗。其他自谓其学出于神农、黄帝者视此。孟子“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梁任公谓其足为诸子托古之铁证。其意谓许行造作言语，托之神农也。然此语恐非如此解法。礼记曲礼下篇：“医不三世，不服其药。”疏引又说云：“三世者：一曰黄帝针灸；二曰神农本草；三曰素女脉诀，又云夫子脉诀。”然则“神农本草”四字，乃一学科之名。今世所传神农本草经，非谓神农氏所作之本草经；乃谓神农本草学之经，犹今言药物学书耳。世多以其有后世郡县名，而訾其书非神农氏之旧，误矣。月令：季夏之月，“毋发令以妨神农之事”。此“神农”二字，决不能作神农氏解。然则诸书所引神农之教，如“一男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云云，亦非谓神农氏之教，乃谓神农学之说矣。“有为神农之言者”，为当训治，与汉书武帝纪“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句法相同。汉志论农家者流曰：“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正许行之说；初非谓其造作言语，托之神农也）夫神农、黄帝、管仲，诚未必如托之者之言；然其为此曹所托，亦必自有其故；此亦考古者所宜究心矣。要之古书不可轻信，亦不可抹杀。昔人之弊，在信古过甚，不敢轻疑；今人之弊，则又在一概吐弃，而不求其故。楚固失之，齐亦未为得也。
明乎此，则知诸子之年代事迹，虽可知其大略，而亦不容凿求。若更据诸子中之记事以谈古史，则尤易致误矣。盖古书之存于今，而今人据为史料者，约有数种：（一）史家所记，又可分为四种：尚书，一也。春秋，二也。国语，三也。（孔子所修之春秋，虽为明义而作，然其原本则为记事之书。左氏真伪未定，即真，亦与国语同类也）世系，四也。此最可信。（二）私家纪事之作。其较翔实者，如孔门之论语；其务恢侈者，则如管子大中小匡三篇是也。前者犹可置信，后者则全不足凭矣。（古代史家所记之事，诚亦未必尽信。然较诸私家传说，则其谨严荒诞，相去不啻天渊。试取大中小匡三篇一读便见。此三篇中，大匡前半篇及小匡中“宰孔赐祚”一段，盖后人别据左氏一类之书补入，余则皆治法学者传述之辞也）（三）则诸子中之记事。十之七八为寓言。即或实有其事，人名、地名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