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近代世界-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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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别的人说来，兴致也很浓，因为一次思想上的大冒险终

于安全地到达了彼岸。

我要提醒一句，悲剧的本质并不是不幸，而是事物无情

活动的严肃性。但这种命运的必然性，只有通过人生中真实

的不幸遭遇才能说明。因为只有通过这些剧情才能说明逃避

是无用的。这种无情的必然性充满了科学的思想。物理的定

律就等于人生命运的律令。

希腊戏剧中的人生活动的秩序这一概念，决不是戏剧家

本身发现的。这一定是当时一般严肃的观点传播到文学传统

中来的结果。但在得到这个有力的表现形式之后，它又转过

来加深了本身发源的那一个思潮。人生活动的秩序的景象深

深地印在古典文明的思潮之中了。

后来那个伟大的社会崩溃了，欧洲进入了中古世纪。希

腊文学的直接影响消逝了，但人生活动的秩序和自然秩序的

观念却受到斯多葛派哲学的崇奉。例如勒启在他那部“欧洲

伦理思想史”中就说：“塞涅卡认为神规定了一条毫不容情的

命运法则，一切事物都有了规定，但神本身也服从着这条法

则。”斯多葛派人物影响中古世纪思想最深的一面还是罗马法

散布于各地的秩序观念。我们不妨再引勒启的一段话来说明

一下，他说：“罗马的立法从两方面说来都是哲学的产儿。首

先，它是根据哲学的模式制定的，因为它并不光是适应社会

实际需要的经验系统，而是首先确定了许多关于权利的抽象

原则，然后再力求符合于这些原则。其次，这些原则又都是

直接从斯多葛派哲学中搬用的。”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大片

大片的区域实际上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但法律秩序的观念

却仍然存在于帝国人民的民族传统之中。同时西方教会中也

经常生动地体现了帝国法治的传统。

必须注意的是，中世纪文化上的这种传统的烙印，并不

是应贯穿在行为中的某几个聪明的格言，而是一个明确规定

的系统观念。这个系统为一个社会机体的详细结构，以及为

周密的行动方式规定了法律义务。这里面没有任何东西是含

糊的。这并不是一些令人羡慕的格言，而是一些将事物放置

并保持在适当位置上的确定程序。中古世纪在规律的见解方

面为西欧的知识形成了一个很长的训练时期。当时也许缺乏

一些实践。但这观念在任何时候都没有被冲淡。这个时期十

分明显地是一个有秩序的思想的时期，完全是理性主义的时

期。正因为当时存在着无政府状态，所以才加速了一个完整

体系的观念的形成，就好像现代欧洲的无政府状态刺激了

“国联”这一明智观念的产生一样。

对于科学说来，除开事务秩序的一般观念以外，还要一

些其他的东西。我们只要稍微提一句，就能说明经院逻辑与

经院神学长期统治的结果如何把严格肯定的思想习惯深深地

种在欧洲人的心中了。这种习惯在经院哲学被否定以后仍然

一直流传下来。这就是寻求严格的论点，并在找到之后坚持

这种论点的可贵习惯。伽利略得益于亚里士多德的地方比我

们在他那部“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中所看到的要多一

些。他那条理清晰和分析入微的头脑便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

学来的。

说到这里，我认为我仍然没有把中世纪思想对科学运动

的形成所提供的巨大贡献说出来。我所说的是一种坚定不移

的信念，它认为每一细微的事物都可以用完全肯定的方式和

它的前提联系起来，并且联系的方式也体现了一般原则。没

有这个信念，科学家的惊人的工作就完全没有希望了。这个

本能信念活生生地存在于推动进行各种研究的想像力之中，

它说：有一个秘密存在，而且这个秘密是可以揭穿的。这个

信念又怎么会这样明晰地印在欧洲人心中的呢？

我们把欧洲思想的这种倾向，和任其自生自灭的其他文

化状况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它只有一个来源，即：中世纪

对神的理性的坚定信念。这种理性被看成是兼具耶和华本身

的神力和希腊哲学家的理性。每一种细微的事物都受着神视

的监督并被置于一种秩序之中。研究自然的结果只能证实对

理性的信念。但请记住；我说的不是少数个别人物公开表示

的信念，而是欧洲人心中由于好几百年没有受到诘难的信念

而产生的印象。这种信念是一种本能的思想风尚，而不仅是

信条的文字。

亚洲方面，关于神的观念不是太武断就是离人性太远。因

之，这种观念便无法对于思想的本能习惯发生多大影响。他

们认为，任何固定的事物都是由于一个非理性的专制神明发

出命令而产生的，要不然便是从一种超人性的和不可思议的

事物根源中来的。他们不曾有过像我们这样的信念，认为近

乎人性的神具有可以为人理解的理性。我并不是说欧洲人相

信自然可以穷究这一点在逻辑上已经得到了证明，这个问题

甚至在我们自己的神学中也没有办到。我唯一的目标就是要

理解这问题是怎样产生的。我的解释是：在现代科学理论还

没有发展以前人们就相信科学可能成立的信念是不知不觉地

从中世纪神学中导引出来的。

但科学并不仅仅是本能信念的产物，它还需要对生活中

的简单事物本身具有积极的兴趣。

“为事物本身”这一点很重要。中世纪的前期是一个象征

主义的时期。它是观念丰富多彩的时代，也是技术的原始时

代。那时跟自然打交道的事情很少，只限于在自然界中挣得

一个坚苦的生活。但那时的哲学和神学等都具有等待开发的

思想园地。原始的艺术可以把充满在思想家脑子里的观念加

以象征化。中世纪前期的艺术具有一种无与伦比的、扣人心

弦的迷人之处。它的使命超越了艺术自身为达成审美目的而

存在的范围，成了深藏在自然界内部的事物的象征。这样便

增强了它的内在品质。在这个象征主义的时期，中世纪艺术

以自然为媒介而繁荣起来，但它却是倾向另一世界的。

中世纪前期的环境和科学思想所需要的气氛是截然不同

的。为了理解两者之间的对照，我们不妨把意大利第６世纪

的情形和１６世纪比较一下。在这两个世纪中，意大利的天才

人物都在为新时代奠基。第６世纪之前的３个世纪，虽然基

督教的勃兴带来了对未来的希望，但却仍然暴露了文化衰落

的气象。每一个世纪都丧失了一些东西。当我们阅读到当时

的史籍时，心中总是出现了一个阴影，担忧野蛮时代又会来

临。当时也有一些伟大的人物，他们的行为思想都极高超。但

他们仅能做到暂时抑止普遍衰落的趋势。到第６世纪时，意

大利的形势可以说是达到最低潮。但那一个世纪中的每一行

动，都在为新欧洲文化的蓬勃高涨奠定基础。查士丁尼统治

下的拜占庭帝国从三方面决定了西欧中世纪前期的背景的性

质。首先，它的军队在贝利萨留斯和纳西斯的领导下把统治

意大利的哥德人赶出去了。这样就起了一种清宫除道的作用，

使古代的意大利天才可以创立许多组织，成为日后文化活动

中的观念的卫护者。毫无疑问，我们是同情哥德人的。但教

皇统治西欧一千年的意义，却比我们从意大利统治严密的哥

德王国中所能得到的好处不知要大多少倍，这一点是毫无疑

义的。

其次，罗马法典的制定树立了法治的观念。欧洲往后几

个世纪的社会观念都受这个观念的支配。法律一方面是政府

的工具，同时也是约束政府的条件。教会法典和国家的世俗

法律对欧洲的发展起了很大影响，这都是查士丁尼时代的法

律家的丰功伟绩。他们在西方人的心目中树立了一个观念，即

政府应当行法也应当守法。它本身应当显示出一种根据理性

来调节的组织系统。第６世纪的意大利首先显示出这些观念

是如何在与拜占庭帝国接触的过程形成的。

第三，在非政治的艺术与学术中，君士坦丁堡也为已得

的成就树立了一个典范。这一方面是人们有直接模仿这种典

范的动力，另一方面，有些人仅仅是由于知道有这么一个东

西存在而产生了许多间接灵感，这两种因素使这种典范对西

欧的文化不断起了刺激作用。拜占庭在中世纪初期思想中所

起的作用正和埃及在希腊人早期思想中所起作用相同。这两

种思想中的实际知识的份量可能刚好适合接受者的要求。他

们所知道的东西刚好够他们了解一种可以达到的标准，但又

不至于多到受传统刻板思想方法束缚的程度。因此，在这两

种情形之下，人们都能按照自己的意愿前进，而且效果极好。

谈到欧洲科学思想的兴起，任何人都不能不提到拜占庭文化

在背景上所起的影响。第６世纪时，拜占庭和西方的关系曾

经有过一种危机。这危机可以和希腊文学在１５、１６世纪中对

欧洲思想的影响对照起来看。意大利在６世纪时有两个为未

来的时代奠定基础的杰出人物，一个是圣·本笃另一个是大

格黎哥里。提到他们，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希腊曾经达成过

的科学思想方法，是怎样又完全陷于衰败之中。那时科学的

温度可以说是零度。但格黎哥里和圣·本笃一生的工作对欧

洲的重建作出了贡献，他使这次重新建设起来的科学思想比

古代效果更为卓越。希腊人过于偏重理论。对他们说来，科

学仅是哲学的衍生物，格黎哥里和圣·本笃都是重实际的人，

重视平凡事物的意义。他们把这种实际的精神和自己的宗教

与文化活动联系起来。尤其是由于有了圣·本笃，当时的隐

修院才成了实际农艺家、艺术家、圣哲与学者的家园。多亏

早期本笃会员有实际精神，科学与技术才能结合起来，学术

也就因之和无情而不以人意为转移的事实建立了联系。现代

科学导源于希腊，同时也导源于罗马。现代科学和实际世界

保持密切联系，因而在思想上增加了动力，这一点就是从罗

马这一派源流得来的。

但隐修院和自然界实际联系的影响首先还是表现于艺术

方面。中世纪后期自然主义兴起之后，科学发展所必需的最

后一种成分也就深入了欧洲的人心。这就是对自然界物体与

事态本身发生了兴趣。某一地区天然的树叶曾被雕刻在一个

偏僻地点的后期建筑上，其目的只在于表示对这些常见的物

体所发生的兴趣。各种艺术整个的气氛都反映出对周围事物

的理解所产生的一种直接的喜悦。中世纪晚期装饰雕刻的艺

人以及几奥图、华滋华斯、华尔特·惠特曼、新英格兰现代

诗人罗伯脱·弗罗斯脱等人在这方面彼此都很相近。可以直

接见到的朴素事实，一方面是引人注意的主题，但另一方面，

它在科学思想之中就变成了“无情而不以人意为转移的事

实”。

欧洲人的心理那时已经准备好了一次思想上的新冒险。

科学兴起的过程中有许多偶然因素是无需细谈的，诸如财富

和闲暇时间的增加、大学的扩展、印刷术的发明、君士坦丁

堡的陷落、哥白尼、瓦斯哥·达·珈玛·哥伦布、望远镜等

等都属于这一类。只要有适当的土壤、种子和气候，树林就

可以生长起来。在后来的文艺复兴这一历史性的革命中，科

学并没有把它的源流在它身上留下的烙印去掉。这一遗留下

来的烙印主要成了一个以天真的信念为基础的反理性运动。

科学所缺少的推理能力从数学方面借来了，这是希腊理性主

义的遗迹，它所根据的是演绎法。因之，科学便否定了哲学。

换句话说，科学从来不为自己的信念找根据，或解释自身的

意义，对于休谟所提出的驳斥也完全置之不理。

当然，这个历史性的革命是完全有理由的。当时需要这

种革命。不仅仅是需要，而且在一个正常的发展过程中这是

必不可少的。世界需要对无情而不以人意为转移的事实作几

个世纪的观察。一个人要同时做好几件事情是不容易的，但

在中世纪的理性主义狂热之后人们却必须这样做。这是一个

极为明智的反作用，但却不是维护理性的运动。

故意躲避走向知识之途的人，是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