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赋评注-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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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的四种体式中，诗体赋重在咏物，骚赋重于言意。作为赋的主体的文赋，则以铺排描写为能事。由于赋是用来口诵的，讲究声音效果与感情或气氛的渲染，故即使文人骚客所作，也多用连绵词、拟声词、形貌词和双声、叠韵词，今日读起来生疏拗口，其确定意义也难以把握，但在当时读起来则一定是铿铿锵锵，声情并茂的。
另外还要提到属于文赋范围的较独特的两种体式，一种起于枚乘的七发，一般称作“七体”，历代不绝，陈陈相因，不一而足。昭明文选因而设“七”为文之一体。文心雕龙杂文对其中一些篇章的总的评价是“然讽一劝百，势不自反，子云所谓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者也。”宋洪迈容斋随笔则云：“枚乘作七发，创意造端，丽旨腴辞，上薄骚些，盖文章领袖，故为可喜，后之继者规仿太切，了无新意。”（按骚些指楚辞招魂）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之评论大体同此。另一种是起于东方朔的答客难。这是由先秦时的对问而来，但同汉代骋辞大赋一样，篇幅长了许多。东方朔此篇后来由扬雄摹拟而作解嘲解难，此后如班固答宾戏、崔骃达旨、张衡应间、崔寔答讥、延笃应讯、赵壹解摈、蔡邕释诲等，效仿者不绝，遂成一式。文心雕龙中归入“杂文”一类，而文选另列“设论”一体。实际上是文赋之内容上属于论理的一类，因而同描写场面、叙述事件的作品在形式上也有了区别。其篇名也承战国对问之遗风，不以“赋”名。但它仍然遵循着“述客主以首引”的构思方式，只是非“极声貌以穷文”，而是“辨是非以究理”。但这个“理”也有一个基本的情感走向，便是抒发个人的牢骚，对他人的责难和疑问提出辩说。因此，它同骋辞大赋的主题类型不同，不是歌功颂德，而往往是含沙射影，旁敲侧击，揭露社会和统治集团中的某些阴暗面。这种体式后来能蔚为大观，也反映了汉代各种社会矛盾的逐渐突显，反映了社会基本色调的变化。东方朔、扬雄、班固、崔骃之作，均堪传世，反映了一般骋辞大赋所不涉及的社会的另一面。
由这些也可以看出，从西汉初年到东汉末年，一方面各体赋的共同特征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又继承先秦时代作为赋的滥觞的几种形式，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式样。同时也可以看出赋的各种体式同题材、内容有一定的联系，有时单纯地从形式上难以说清其演变方面的一些道理。
二
文心雕龙诠赋论屈原、宋玉之后赋的发展云：
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枚、马同其风，王、扬骋其势，皋、朔已下，品物毕图。繁积于宣时，校阅于成世，进御之赋，千有馀首。讨其源流，信兴楚而盛汉矣。
简要地指出了汉赋由先秦辞赋脱胎换骨，产生、发展、繁荣、集结的过程。陆贾为楚人，汉书艺文志著录有赋三篇，今唯文心雕龙才略提到有一篇孟春赋，然已不存，由其新书中某些篇章来看，往往铺排藻饰，辞采飞扬，韵散相间，颇具文赋的特征，则其赋的风格大体可以想见。刘师培论文杂记八说陆贾赋为“骋辞大赋”，“即所谓纵笔所如，以才藻擅长者也”，非无根据。与陆贾同时的朱建，汉书艺文志称有赋二篇，也是楚人，又有辩才（二人事迹俱见汉书郦陆朱刘叔孙传）。二人风格当相近。
今存文帝时贾谊之赋，所表现情绪及风格与屈原相近。因为当时国家正在稳定恢复之中，不尚浮华，统治者的注意力也还不在鼓吹丰功伟绩上面，所以作品重于实际，其抒情论理，也均真诚。作者为参与治理国家的人物，其出处进退与国家的治乱成败相关，所以作品都内容充实，感情真挚，尚无露才骋辞、侈夸虚饰的风气。这是汉赋的开端。真正体现了大汉时代的精神，反映了空前统一强大的汉王朝精神面貌的作品，当时尚在酝酿之中。
第2章 汉赋概述（2）（）
比贾谊年长十来岁，而创作一直延续到景帝时代的枚乘，在汉赋发展上乃是一位承前启后的人物。他年轻时仕于吴（枚乘淮阴人，其地属吴），当高后时（前187—前180）楚太子辟非有疾。七发中赋广陵潮一段，应是他受吴王命往问楚太子时娱楚太子之作。大约在文帝五年前后吴王濞因对朝廷有怨恨情绪，谋为不轨，枚乘在前文基础上撰成七发。参赵逵夫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收入古典文献论丛，中华书局2003年7月第1版。七发主体部分由骈联的几个段落组成，同战国中期楚国莫敖子华的对楚威王及屈原的卜居相近，而由其主体部分一段比一段在程度上推进这一点说，同庄辛的谏楚襄王及说剑更为相近。七发想借此来进行劝谏，因吴王濞的造反迹象并未明朗化，不敢直说，故作品表面上写藩国太子养尊处优、沉溺声采，以致精神涣散、久而成疾之事。这自然也反映了文景之时上层社会的真实，但这篇赋主要是想引起吴王重视保身问题，以便有机会进一步当面向吴王“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论“天下之要言妙道”。所以说，作品是极其含蓄而又寓深意的。贾谊的治安策是给皇帝看的，故言诸侯尾大不掉之危，从政治着眼，入木三分；此篇是给藩国之君看的，意在劝谏，故只从诸侯王、太子之身心言之，循循善诱。然而文章腴辞云构，夸丽风骇，描写太子声色、车马、游猎之乐的当中，也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无论写音乐，写舞蹈，写游猎，写观涛，都眼界开阔，充满气势，体现出大汉王朝的时代风貌。所以说，这篇作品已开汉代骋辞大赋之先河。
景帝（前156—前141）之时，中山王刘胜作文木赋；邹阳、庄忌、枚乘等依梁孝王，也均有所造作。今存枚乘梁王兔园赋有错乱与缺文，但大体结构与内容可以看出。参赵逵夫枚乘梁王兔园赋校议，文史2004年第4辑；关于梁王兔园赋的校理、作者诸问题，文献2005年第1期。西京杂记卷四有枚乘、邹阳、公孙乘、路乔如、公孙诡、羊胜的诗体咏物赋七首。其中枚乘的柳赋不讳“盈”字（汉惠帝名“盈”），或疑为伪托，然而从押韵看应为汉代作品。也有后代传抄中恢复本字的情形，只以此断此数篇皆伪托，过于轻率。又有人以为西京杂记为后人伪托。清代以来，经学者们研究，已排除了吴均、萧贲或无名氏编撰的可能。又有人以为葛洪所伪托，然而西京杂记所载西汉之事往往能在汉晋其他文献或新出土文献中得到印证，所以该书即使是葛洪据旧有文献整理重编，也不能说是他所伪造。卢文弨在其新雕西京杂记缘起中说：“冠以葛洪，以洪钞而传之，犹说苑新序之称刘向，固亦无害，其文则非洪所自撰。凡虚文可以伪为，实事难以空造，如梁王之集游士为赋，广川王之发冢藏所得，岂皆虚也？”其论十分精辟。现在有的赋学著作仍以枚乘柳赋等七篇为伪作而摒弃不论，乃只是据前人多疑之说，见其皮毛而已。另外，孔丛子中言孔臧“尝为赋二十四篇，四篇别不在集，似其初时之作也，即所录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孔丛子一书实为孔氏家学的学案，为可靠文献。俱见孔丛子一书所附连丛子。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疑其非儒家之孔臧所作，又有疑为后人拟托者。詹安泰、容庚、吴重翰著中国文学史中说：“以赋的体制和风格论，这些赋和初期各家的赋体非常类似，谅非后人所能模拟的。”这些残存至今日的赋作，使我们可以看到西汉初年赋创作的大体情况。
总之，汉初的赋大体仍沿战国末年风气，典型代表汉赋体制与特色的作品尚未形成，赋作仍以骚赋、诗体赋为主。七发已充分表现出铺排、夸饰的风格，只是不名之为“赋”，诗体赋虽为咏物小赋，但大多数可以说是局部地、微观地分别展示着正在繁荣起来的社会，间接地赞颂着一个正在强大起来的国家。武、宣时代的骋辞大赋，只是将这种局部反映的小画面整合出巨幅画面而已。
三
汉武帝（前140一前87）继位之时，汉王朝经过了六七十年的休养生息，已到十分富庶的地步。汉书食货志中说：
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馀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
景帝又平吴楚七国之乱，朝廷采取削藩抑强的政策，形成中央集权。武帝继位不久，采纳董仲舒之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一统的思想；然后征匈奴，通西域，平南越，击昆明，征朝鲜，击东越，以求永远消除边患，亲睦四方部族，建万世基业。对内又开漕渠，税商贾，管盐铁，成真正的一统天下。汉王朝出现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统一而强盛的局面。在这个新的形势出现之初，不仅最高统治者信心百倍，一般官吏、文人也都兴奋不已。前所未有的强大帝国的繁荣景象及正在进行的文治武功，都需要文学上的肯定与赞颂，需要与之相适应的描述与传播。武帝即位后即安车蒲轮接枚乘，不仅仅因为枚乘在吴王濞造反前曾力阻过吴王，也应看作是时代看中了七发这种巨笔鸿构、铺采摛文、体制宏大的文学样式。后来，汉武帝读到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之后感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便是一个说明。司马相如见到武帝后说：“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接着写成上林赋。可以说，上林赋既标志着与空前强大统一的汉帝国相适应的一种骋辞大赋基本体制与风格的确立，也标志着辞赋文学的创作由藩国君臣走向了朝廷，转向了这个强大帝国中轴与顶点的大汉天子周围。从此大汉天子的威风、排场，无以复加的侈丽豪华，至高无上的威严与地位，成了汉赋的中心题材。司马相如的美人赋尚有摹拟宋玉登徒子好色赋的痕迹，至子虚上林，虽结构上有取于宋玉的高唐神女，但风格、气势上承枚乘七发，体现了汉王朝的空前强大，形成了汉代骋辞大赋的典范之作。继司马相如而陆续集中到武帝周围的辞臣赋家有朱买臣、吾丘寿王、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庄葱奇等。于是，汉赋很快繁荣起来，中国文学史上壮丽的一页正式揭开。汉书艺文志载武帝朝辞臣赋作一百多篇，作为反映当时时代主旋律的骋辞大赋自然是占着主要地位。西京杂记卷二载司马相如论赋的创作云：
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这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骋辞大赋的特点的概括。司马相如的友人盛览闻其高论后“乃作合组歌列锦赋而退，终身不复敢言作赋之心矣”。盛览虽为牂牁名士，也觉得自己所处地位不同于司马相如，阅历有限，缺乏写那样鸿篇巨制的材料，所以此后不再言写赋之事。作为一个鉴赏家和赋的爱好者，他的合组歌和列锦赋应带有赋论的性质（从题目看，前篇由司马相如的“合綦组以成文”一句而来，侧重于谈形式，后篇当由“列锦绣而为质”一句而来，侧重于谈内容），可惜没有流传下来。
当时藩国君臣之作也有些，但传播有限，从整体影响上不能同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相比，多为咏物小赋或骚体抒情小赋，如梁孝王门客中上面提到的西京杂记所载柳赋酒赋之类，楚辞一书所收庄忌的哀时命。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王赋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而留存到今天的，就只有刘安的屏风赋百馀字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
但是，汉赋同汉王朝的发展同步处于鼎盛阶段之时，它的内容、题材却并不是单一的，对社会的反映，也不局限于劝百讽一、歌功颂德。董仲舒的士不遇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都抒发了悲伤抑郁的情绪。东方朔的答客难甚至对当时的社会作出“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这样的概括。而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则将宫廷女子的悲惨遭遇与凄凉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封建社会，即使在它的上升时期，全盛时期，也不是没有矛盾，没有黑暗，没有污浊。所以说，这些作品同骋辞大赋一起，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上，较全面、立体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
当然，汉赋对生活的反映比上面所说要广泛得多。孔臧的谏格虎赋杨柳赋鸮赋蓼虫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