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之文豪崛起-第30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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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周赫煊笑道，“你和夫人可以在这里先住下，等查阅完资料再南下也不迟。过几天就是元宵节了，或许你们还能体验一下中国的传统节日。”
“真是太感谢了！”费正清激动地握着周赫煊的手说。
费正清只是一个美国在读博士，他来中国以后，却受到包括周赫煊、梁思成、林徽因、胡适、蒋廷黻等一大堆中国顶级学者的无私帮助。这让费正清万分感慨，同时也让他爱上中国，他觉得这是一个充满了人情味的国家。
五十多年后，《费正清中国回忆录》出版，其中第二部分第9章“我们的中国朋友”里，关于周赫煊的内容足足有6000多字。费正清在回忆录中写道
“周赫煊先生是个有趣的人，他有着开明的思想、广阔的视野和敏锐的眼光，但他骨子里却非常传统。从他的家庭关系就能看出，当我第一次登门拜访时，他向我介绍了五位妻子。一位是富商的女儿，一位是戏剧明星，一位是清朝末代皇后，一位是日本女间谍（关于廖夫人的身份，我直到70年代才知道），还有一位就是后来好莱坞巨星费雯丽。
我很难想象，这些美丽的女人如何才能和平相处，其难度恐怕不亚于管理好一座城市。这种情况在当时的中国非常普遍，有权势和金钱的男人，往往家里有许多妻子。一个是法律承认的妻子，其他的则被称为姨太太，相当于清朝时候的妾。
不过中国的进步学者，是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娶姨太太的。就比如我的朋友胡适先生，我知道他有好几个情人，但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妻子。这似乎有关名誉，纳妾娶姨太太是落后反动的表现，是要被进步知识分子谴责的。
周赫煊先生却对此并无顾忌，他从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也不刻意隐瞒自己娶姨太太的事实。中国元宵节的那天，他带着几位妻子公开逛街，还陪她们在海河边放了花灯。我也亲手制作了一个花灯，可惜似乎技术不好，只放了几米远就倾覆在河水中……”
561【元宵节与新生活】
西历2月28日，元宵佳节。
料峭春寒挡不住人们观灯的热情，无论是老城区还是洋租界，这天晚上都人山人海。街头巷尾到处人挤人，沿途摆着各种小吃摊，灯市上既有传统的蜡烛纸壳灯，也有现代化的玻璃电灯。
青年学生、白领职员、土豪富翁、平头百姓……全都走出家门来到街上，甚至还有不少入乡随俗的洋人。当然也少不了小偷混混，趁着节日热闹，扒窃拐卖的案子层出不穷。
小灵均骑在爸爸的脖子上，指着远处兴奋大喊：“爸爸，爸爸，你快看那边的灯会动！”
“那是走马灯。”周赫煊笑道。
小灵均一脸好奇：“为什么叫走马灯呢？”
周赫煊解释道：“因为这种灯每一面都画着一匹马，转起来就像马儿在跑，所以叫走马灯。”
小灵均又说：“可我看到的那个没有马啊，画的是孙悟空，应该叫孙悟空灯。”
周赫煊狂汗，也懒得再解释了：“叫孙悟空灯也可以。”
孟小冬、婉容、廖雅泉三女走在一起，各自手上提着盏花灯，叽叽喳喳的不知在聊什么。崔慧、崔慧梅姐妹，则跟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一伙，用英文帮两个洋鬼子科普元宵知识。
至于费雯丽，此时小腹已经微微隆起，待在家安心养胎呢。
张乐怡抱着儿子维烈，边走边讲关于元宵的神话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猛兽到处害人，于是人们就组织起来反抗。有一天，一只神鸟迷路，被不知情的猎人射死了。天帝知道以后非常生气，让天兵天将正月十五到人间防火，要把人和牲畜通通烧死。天帝的女儿心地善良，不忍看到百姓受难，就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把消息告诉了百姓。人们听到这个故事，就想出一个办法，在正月十四、十五、十六这三天里，每家每户张灯结彩、点响爆竹、燃放烟花。这样一来，天帝就会以为人们被烧死了。”
“哦，”小维烈不像姐姐那样刨根问底，而是评价道，“天帝真笨。”
众人很快聚在一起猜灯谜，摊主热情的招呼道：“猜灯谜嘞，一角钱猜一次，猜中了有奖品，几位先生太太要不试试？”
周赫煊掏出一块大洋，笑道：“大家都试试吧。”
张乐怡走到一盏花灯前，只见灯面写着：湖畔疏篱边，花前有人家。猜一植物。
她冥思苦想好半天，对摊主说：“是柳树吗？”
摊主笑道：“太太猜得有些不准，还要再试试？”
张乐怡扭头问周赫煊：“煊哥，你能猜到吗？”
周赫煊笑着说：“葫芦吧。”
摊主立即拆开灯下纸条，果然谜底是“葫芦”，他递给小维烈一根冰糖葫芦，恭维道：“这位先生好学问，一猜就中。您刚才给了1元钱，还能猜八次。”
“我也要，我也要糖堆儿（糖葫芦）！”小灵均抱着老爸的额头直摇晃。
周赫煊走到旁边那盏灯，只见上头写道：重阳近，秋波横，外嫁他乡今归宁。猜一蔬菜。
周赫煊有些拿不准，想了想说：“萝卜？”
摊主竖起大拇指：“先生，您真是绝了，这都能猜中！这个谜题特别难，奖品是两根糖堆儿。”
小灵均接过两根冰糖葫芦，顿时高兴得拍手：“爸爸好厉害，爸爸好厉害！”
就在大家乐此不疲的猜灯谜时，费正清问道：“周先生，为什么中国的元宵节比春节还热闹？”
周赫煊苦笑：“可能是政府不准过春节吧。”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元宵节确实出奇的热闹，气氛远超春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政府规定不准过春节，人们只好把春节和元宵放在一起庆祝。
如此一来，每年的元宵节就成了老百姓的狂欢节，常常导致各种混乱，元宵节晚上出门只能步行，因为挤得连黄包车都没法通行。
民国的元宵节疯狂到什么程度？
有词为证：绅士龙灯禁止玩，一般朽崽省得忙。记得去年樊西街，王八婊（和谐）子齐发狂！
这是湖南某好事者写的《竹枝词》，“绅士龙灯禁止玩”，讲的是蚌壳灯随北洋军阀传入长沙，跟当地的龙灯融合到一起。“蚌壳精”往往是娼妓装扮的，由于其表演具有各种挑逗性，被正义人士严厉谴责，政府也坚决取缔，但却每年屡禁不止。
说起民国的元宵节，最扯淡的当属1912年。
那时中国民国刚刚成立，政府宣布废除农历、采用西历，竟把西历1月15日定为元宵节。政府对此广为宣传，号召大家一起出来欢庆元宵，结果乌漆嘛黑、天寒地冻，街上连鬼影子都见不着几个。
为啥？
因为西历1月15日，距离春节都还有一个多月，而且是农历月底，天上根本就看不到月亮。
“咚咚咚咚！”
远处传来敲锣打鼓声，却是舞龙灯的队伍过来了，许多提着花灯的群众跟着跑，整条街全部沸腾起来。
“砰！”
天边炸出团团的光点，却是不知哪个富商在放烟花，小孩子们仰头望天乐得直叫。
周赫煊看着周遭的热闹气氛，不由想到三年后的七七事变。此刻热闹的天津城，就要沦丧在日寇的铁蹄下，再无这般普天欢庆的模样。
周赫煊带着老婆孩子看了舞龙灯表演，又去海河边放灯，直闹到凌晨时分，大家才意犹未尽地回家。
第二天下午，周赫煊带着费正清去天津图书馆。
汽车开进老城区，很快就看到一栋房子的墙边上，贴着巨大的政策宣传海报。海报上画着一只巨大的虱子，一只人手举着匕首，插入虱子的腹部，旁边还挂着苍蝇、蚊子等害虫。
海报上还有文字说明，上方写着“扑杀疫病及其使者”，侧面写着“响应蒋委员长号召，全民开展新生活运动，讲卫生、勤打扫、得健康”。
紧接着，天津市政府和市党部的官员们，一个个西装革履的出现在大街上，每人手里都提着把扫帚。
曾经的晋绥军将领、阎锡山的老部下、现任天津市长商震，一边扫大街一边说：“大家都听着啊，不管是当官的还是做工的，都必须认真履行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啥是新生活，第一要爱干净，今天我领着兄弟们干，以后你们还要自己干，要把里里外外扫得干干净净……”
几十个穿西装的官员一起扫大街，这场面实在太美了，周赫煊都不忍心看。
562【一场闹剧】
常凯申的新生活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他的讲话甚至被灌成唱片，要求全国各地的广播必须协助宣传。
这不，元宵节没过多久，周赫煊的中华广播电台，就开始每天播放常凯申的新生活讲话了：“我们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不是用武力就能成功的。要如何才可以成功呢？简单的讲，第一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道德，第二就是要使一般国民具备国民知识……德国不到十五年功夫，居然能够复兴起来。人家刚刚战败，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要赖账就赖了。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到现在还是每年照付。总之，德国也是一个国家，中国也是一个国家，德国没有武力而能与各国平等，中国虽有武力，依然不能求得平等，这是什么道理？没有旁的，完全是由于我们一般国民的知识道德不及人家……”
嗯，这番话的大致意思，就是说这一届的国民不行，而非中央政府统治不力。
于是乎，伟大的空一格蒋委员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首先从国民的衣食住行着手，吃饭要规规矩矩的坐在桌上吃饭，不能随便找个地儿蹲着吃；穿衣服不能袒胸露腹，扣子必须老老实实扣好，头发也不能搞成烂鸡窝……
蒋委员长还说，“一个人或一国国民的精神、思想、知识、道德，通通可以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他对比中国人和日本人吃饭、洗脸的样子，得出一个非常英明的结论，即日本人比中国人更有纪律性和更具国民素质。他说：“我们和日本人不必在枪林弹雨之下来冲锋陷阵，就只对日常生活比一比，就可以晓得高低强弱。”
很快，全国各大报纸都在陆续报道“新生活运动”，并且中央政府还下达指令，把4月份的第一周定为“新生活运动宣传周”。
全国上下搞得鸡飞狗跳，国党的行动队带着红袖箍，走街串巷到处抓那些衣衫不整、奇装异服、发型凌乱者，轻则罚款、重则拘留。各街巷也被划分了区域，凡是发现卫生情况不达标的，所属区域的商家和住户全都要受罚。
黄包车夫们那是很郁闷啊，载着客人跑得大汗淋漓，还不敢把衣服扣子解开凉快一下。因为一旦被逮到不扣扣子，立即就要遭受罚款，忙活半天的收入直接泡汤。
天津的市民们，以前喜欢一边坐在巷口吃晚饭，一边听电台广播节目。现在也完全不敢了，因为吃饭必须围坐着桌子吃，路边吃饭是不符合新生活运动的指示的。
好在就那么一阵风，等“新生活运动宣传周”过去，国党行动队就查得没那么严了，大家该干啥干啥。只有那种走背运的家伙，正好遇到巡查人员，才会惨遭罚款，反正自认倒霉吧。
民国的“新生活运动”属于长期活动，整整搞了十多年时间。
反正隔三差五就要抽风弄出新内容，比如禁止婚丧嫁娶寿宴的浪费，禁止穿戴奇装异服，禁止男女浴室同坐，禁止中小学生留长发，禁止妇女烫发和裸腿，禁止在汽车、戏院、会场、山林抽烟，提倡守时运动，劝道人畜分居，提倡救济慰劳伤兵，宣传禁毒禁赌等等。
其中大部分内容都是好的，对改善社会风气很有帮助。但有些内容就管得太宽了，比如一些地方禁止烫发和裸腿，搞得女人连裙子都不敢穿。
最可怕的是劳民伤财，到1935年新生活运动达到巅峰时，全国有相关劳动服务团6万余人。这几万人的主要工作就是推进新生活运动，靡费了国家大量的财政支出。
不但如此，由于中央对地方的管控不力，许多地方官员拿着鸡毛当令箭。他们借“新生活运动”之名，到处胡乱抓人罚款，有时候你好端端的走在街上，就因为一颗上衣扣子没扣，便被抓起来强行罚款。
“老蒋这是吃错药了吧？整天正事不敢，专门搞这些虚头巴脑的运动。”胡政之无语地说。
周赫煊笑道：“老蒋在给自己树立威信呢。”
在周赫煊看来，常凯申搞新生活运动的初衷就是刷存在感，并在执行过程中宣扬他那套儒家观念。这是一场思想意识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