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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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又进行了一次尝试，对第1军防区内的五个警戒阵地发起了一次进攻，这些阵地
是由第25师的土耳其旅负责防守的。这里的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中国人显然决心要
不借一切代价夺取这几个阵地。土耳其人与中国人进行了白刃格斗。当敌人直接穿过他们自
己的迫击炮和火炮弹幕发动进攻时，土耳其人与中国人展开了交手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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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敌人的第一次冲击压回去之后，土耳其人发起了猛烈的反冲击，并夺回了他们曾坚
守的两个警戒阵地，但是，在其他几个警戒阵地上，他们无法将中国人赶走。在两天的战斗
中，敌军为夺取这三个阵地付出了惊人的代价：估计约有二千二百人被打死，一千零七十五
人受伤。士耳其人损失四百七十一人，其中一百零四人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
这些进攻后来证明只是一些牵制性的行动。敌人一直寄予希望的主要攻势显然要降临到
某一其他的地段上。终于，到了六月十日，就在战争行将结束的六周以前，中国人为使战线
向南推移发动了主要攻势。这是自一九五一年春季攻势以来敌军对我军进行的一次最强大的
打击。同春季攻势一样，这次攻势是在黄昏时分首先以猛烈的炮火准备开始的。战斗首先在
南朝鲜第2军控制的地带打响。这里靠近金城，位于铁三角和“大钵”之间大约一半路程的
地方。联合国军防线在这里由北汉江两侧向北突出。中国人首先以营、团规模的协同进攻攻
击了由南朝鲜第5师防守的北汉江东岸的阵地。他们很快便迫使南朝鲜人从其主要抵抗线向
南后退了半英里。南朝鲜人发动的反冲击未能恢复防线原先的态势。中国人第二天又恢复了
攻势，迫使南朝鲜人在此后的五天中不断后撤，直到从他们的原阵地向南后撤了大约三英里
左右。与此同时，在北汉江西岸，中国人的另一个师突破了南朝鲜第8师的防线，在两天之
内便包围了右翼的那个团，迫使该师向深远地区后撤。另外还有一支中国部队以有限兵力在
第10军控制地区的左冀实施了一次牵制性进攻。这次进攻本来是很容易阻止的，可是，南
朝鲜第5师撤退后接着又发生了第8师的退却，使第10军左翼受到威胁，迫使该军在这一
地区稍稍后撤了一段距离。后来，由于南朝鲜第5师在北汉江突然向东转折的地方（这在南
朝鲜人和敌人之间形成了一道障碍）建立了一道新的防线，同时，由于南朝鲜第8师在中国
人发动攻势时该师所处位置以南大约四英里处建立了新的防线，整个防线总算稳固下来。
中国人在西线进攻第1军时还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
在东段，他们迫使第10军进行了一次规模很小的后撤。但是，不到十天，这些攻势就
被迫停了下来。大约就在此时，泰勒将军得到了从日本调来的大量增援部队。他们是第187
空降团战斗队和第34团战斗队（欠一个步兵营）以及随后调来的第24师所属两个步兵团。这
支新的力量使他稳稳地顶住了中国人在这次攻势中于七月开始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进攻。在六
月份的进攻中，中国人夺取了几个制高点，并且在八英里宽的正面上夺占了不少地区。但
是，他们为此损失了大约六千六百人。在这些战斗中，南朝鲜第2军也遭受了重大损失，伤
亡、失踪人数超过了七千三百人。
中国人在七月份发动的攻击矛头指向南朝鲜首都师。
该师当时负责防守第9军右翼的地段，这一地段在铁三角的右侧顶点金化附近。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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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师突破了首都师的防线，形成对该师的合围之势，几乎将该师吃掉。在这种情况下，首
都师在一片混乱中向后撤退。再向东，是南朝鲜第2军的左翼，由于首都师的撤退，这里已
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在这一地段，中国的一个师向南朝鲜第6师发动了进攻，并迫其逐
渐向南撤退。这一退却所危及的南朝鲜第3师和第8师有组织地撤至金城江南岸一道新的主
要抵抗线上。新近补充给南朝鲜第2军的南朝鲜第7师将中国人赶出了沿江的高地，从而为
建立这条新防线助了一臂之力。这时，我们沿战线已部署了足够的兵力，本可以重新恢复过
去的防线。但是，板门店的双方谈判代表实际上已经达成协议，而且，付出许多生命去夺取
对第8集团军的安全来说毫无价值的地区，也未免太愚蠢了。
七月十九日，正好是南朝鲜第3军建立起新防线的前一天，在板门店达成了最后协定。
后来，联络军官和参谋军官们又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划分非军事区分界线。这个星期，整个
战线比较平静。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十时，哈里逊将军代表联合国军，南日将军代表中国人和朝鲜人，在
协定书上签了字。当晚十时，双方停止射击。没有出现其他战争结束时所能看到的那种狂欢
和向对方表示友善的场面。士兵们只是相视而笑，或者疲倦地坐倒在地上，要么围着一大壶
威士忌，分享着欢乐。在被炮火削得光秃秃的山脊上，人们只是因为能够从地下的洞｜穴中爬
出来，在不用担心遭到射击的情况下放眼乡村田野，便感到几乎是十分惬意了。
从战争爆发到此时，经历了三年一月又两天的时间。
从史密斯特遣部队，这支人数不足、火力很弱、缺乏准备，但却由一批勇敢的普通士兵
组成的部队，采取我们近代军事史上最了不起的但宣扬也是最少的迟滞行动到此时，则恰好
经历了整整三年左右的时间。
第九章 问题与答案———麦克阿瑟问题大论战的实质————军事上与政治上的影响
为了换得一种不稳定的和平（正如艾森豪威尔将军告诫全国时指出的，在世界范围的斗
争中，这种和平“只不过是单独在一个战场上实现的停火”），我们失去了无数宝贵的生
命。人们本指望在此之后能很好地吸取和运用我们以如此昂贵的代价换来的所有经验教训。
可是，那些令人嗤之以鼻的陈辞烂调至今仍不绝于耳。而那些在一九五一年五月和六月的大
辩论中（当时，美国的远东政策在参议院受到了苛评）明确提出的宏伟国家目标，却竟然好象
被我们的许多公民给忘记了。
当时，参议员理查德·技塞尔曾发表过这样一段讲稿：“我们对于在远东实行何种合理
政策可能存在着分歧。我们对于战略问题可能各执己见。我们在个性上可能相互有别。但
是，在为自由和正义献身时，我们会团结一致；我们维护我们的制度和法规的决心将始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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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我们希望我们的制度、法规得到维护，不受侵犯。但是，我们的制度和法规固然要维
护，美国人民的目标却不应为这场考验人的严峻论战中暴露出来的任何问题所动遥”这些目
标过去当然是，而且今后仍将是：维护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坚持国家的道义和基本原则。我
们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所有交往活动必须着眼于最终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在自由世界的领导责
任要求我们必须采取一种强硬的对外政策。如果说我们没有从这场战争中学到别的东西，那
么我们至少懂得了在这种强硬政策受到挑战时，企图以兵力单薄的武装力量为后盾来贯彻这
种政策，那将是愚蠢的做法。更确切地说，朝鲜战争使我们再一次尝到了我们最初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尝到过的那种教训的滋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恐怕当时活着的没有哪一个政治家或政界人物能够说服我们厌战
的人民同意让自己的儿子继续去当兵打仗。正如我在第一章中已经说过的那样，只有少数几
个人反对这样轻率地不顾后果地拆除我们庞大的军事机器，而他们的警告又很快为报刊、电
台、官迷以及各处老百姓的呼声所淹没。军队复员一旦开始，便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挡
这股洪流。就象对待我们手中的刀剑一样，我们的军舰，任其锈蚀，我们的飞机，任其损
坏，我们各种强大的战时工业，则任其转变为平时工业或干脆废弃。我们精神上的马奇诺防
线（我们对联合国以及对我们原子弹的威慑力量充满了信心）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安全感。因
此，我们的心思就转向了挣钱、球赛、新式的汽车和崭新的寓所、方便生活的各种新设备、
度假，以及购置我们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享用过的无数生活必需品。作为各军兵种骨干力
量的千千万万有技术、有经验舱士宫和技术人员很愉快地认为，自己已完全尽到了对祖国的
义务，因而脱下了身上的戎装。如果他们能早几年预见到，自己又得匆匆地返回军队，急速
地准备行装，气都来不及喘一口就被仓促地运往（而且常常采取空运的方式）一个新的战场，
那么，当初就连他们也会要求国家停止单方面裁军的。可是，在那些日子里，谁要是认为我
们可能还要打一场除一场新的世界大战之外的其他什么战争，那就会被人觉得荒谬到极点，
而爆发世界大战看来又极不可能。有限战争这个概念还有待今后被人们所认识。我们的人民
当时总喜欢认为，不用踏上敌人的国土而完全通过海、空力量和核弹就可以进行任何战争并
赢得任何战争。
我们对未来情况所作的可悲的错误判断，丝毫也不能归咎于战略和战术方面的情报不
足。不，我们只是未能对手中掌握的情报作出正确的分析。我们对事先可以预见到助很可能
要发生的意外情况未能拟定相应的方案。我们忘记了我们外交地位的强弱要取决于作为其后
盾的军事实力。我们在远东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陆军部队。而我们在那里的那点部队，用麦克
阿瑟的话说，又只适于担负占领军的任务而不是作战任务。在欧洲的情况也大抵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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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前面已经指出，把那些参加过长期战争、刚刚安顿下来的士兵们重新投入战火纷飞
的前线未免太不近人情。但是，我还要强调一下，我们当时来不及将新征召的没有经验的青
年人空运到前线去，阻止敌人把我们在朝鲜的那点十分弱小的部队赶人大海。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完全避开这场冲突呢？我们是否可以象以往常常所做的那样放弃
朝鲜，让这个幼小的共和国夭折呢？
问题就这样直接摆到了唯一可以使其得到解答的地方——白宫面前。以往，从来没有那
一位美国总统在如此措手不及的情况下碰到过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也从未出现过这样一种孕
育着无法估量的巨大灾难的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以往的对外战争都是在一系列事件之后发生
的。这些事件已经为战争做了很充分的舆论准备，因而使最高决策人能够获得民众的广泛支
持。导致我们与西班牙作战的对古巴长期残酷压迫的历史；促成我国人民在第一次对德战争
前作好思想准备的我们那三中的敌对行动和违反中立原则的行动；突然将我们卷入第二次世
界大战的在珍珠港发生的背信弃义事件——所有这一切都使得麦金莱总统、威尔逊总统和罗
斯福总统能比较容易地作出重大决定。
然而，一九五Ｏ年六月，在没有任何预警的情况下战争便突然降临到我们的头上。这一
事件爆发之突然可与珍珠港事件相比，但究竟采取何种对策却没有珍珠港事件发生时那样清
楚。一九四一年，我们唯有采取一种体面的行动。而在一九五Ｏ年，杜鲁门总统本来或许可
以对这一问题采取回避的做法，这样，社会压力就会减少到最小的程度。但是，总统采取了
断然措施迎接对方的挑战。他决定，我们必须战斗。这一决定使他流芳千古。
我们的人民获得分析形势的时间之后，他们没有多久便同意了总统的决定。美国从道义
上讲决不会容忍朝鲜遭到蹂躏。真正的威胁是好战的共产主义，他们赤裸裸地使用武力进行
扩张的企图已经暴露无遗。这是对我国安全的直接挑战。如果任凭其一意孤行而毫无反应，
那我们就会一步步走向第三次世界大战。
然而，我们对敌人的回答虽然非常迅速，但事先在我国政府的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