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我不亲爱的孟先生-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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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她的一身衣着，她的年龄也让人心生疑窦。
　　爷爷生前的同事、朋友，同时也是大院里的邻居，在这间大院里共住了大半辈子，好比寄居在同一头牛身上的牛虻，互相知根知底。见了她，人们都勉强露出尴尬的笑容，那笑容里藏着几分骇然，像一粒石头扑进水里，倒影竟分外扭曲了。
　　这样就算打过招呼，也等不及她回应，便匆忙地撇过头去，大声谈论起来，显出一副忙于攀谈的神气。
　　这时我妈走过来，责怪地瞪了我爸一眼，大声对我说：“别在这碍事！那边玩去。”
　　到处都是大人，我不能在人前疯闹，实在无趣，只好钻到人最多的地方，让耳朵被此起彼伏的谈话声灌满，才能确认自己没有被人遗忘。
　　“她怎么来啦？好多年没看见了。”
　　“少说也有七八年了吧？”
　　“哪里才止！我看总该有十来年了。她老了很多。”
　　“肯定的。毕竟在那种地方……疯人院那种地方。”
　　“我看她一定还没有结婚。”
　　“结婚！谁会娶一个疯婆娘？”
　　“那不是成了怪物？”
　　“我现在还记得她被疯人院抓走的那天，真吓人，把他她弟小何都抓出了血，像得了狂犬病。”
　　“怎么能把疯子放出来？现在的人真是没有责任心。她今天要是发疯，那才热闹了。”
　　让阿姨找到我的时候，我正挤在墙角的阴影里，她把我拽起来：
　　“怎么坐在这儿？昨天刚下了雨，青苔里全是水，多脏，快起来。”
　　我下意识挣了一挣，没挣开，只好跟着站起来。
　　“不好玩吗？我叫潜声来陪你好不好？”
　　我恍恍惚惚地问她：“我姑姑真的是疯子吗？”
　　她一愣，脸上的笑不及收回就凝住了，被阳光照射着，透出怪异的光彩，像一只饱满的琥珀。
　　“谁跟你说的？”
　　我摇摇头。
　　她并没有回答，又重复了一遍：“我叫潜声来陪你玩，好不好？”
　　这次我点了点头。
　　孟先生一出来，我就说：“你知道吗？我姑姑是个疯子。”
　　他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我牵着他回到我父母身边。姑姑正坐在一张从屋里搬出来的藤椅上，望着街角发呆，对周遭的一切充耳不闻。
　　我不知道她在看什么，因为那里只是街角，什么都没有。
　　“她不是疯子，她只是在发呆。”
　　孟先生说。
　　“可是他们都这么说。”
　　我说。
　　“谁？”
　　“所有人。连我妈都叫我走开。”
　　孟先生不再争辩，也许他被我说服了。
　　其实我第一眼也不觉得她像疯子，但所有人都这么说，现在我再看她，似乎的确有些痴痴傻傻的疯相了。试问哪个正常人会坐在椅子上一句话也不说，连眼珠子也不转一下？
　　我越来越觉得其他人说得有道理，仿佛自己也掌握了真理，骄傲地挺起了胸脯。
　　我从来就不是个固执的人，这是我为数不多的优点之一。
　　到晚上时，院子里的小孩们就都知道了“何遇君有个疯子姑姑”，争相跑出来看。
　　好的东西人们要看，要摸，这是人之常情；但坏得出奇，甚至让人有性命之忧的东西，人们宁可把脑袋拴在裤腰上也要探出去看个究竟，就实在匪夷所思了。
　　然而当他们出来看见我的疯子姑姑并没有三头六臂，青面獠牙，只是顶着副庸俗的凡人面貌，都显出大失所望的神情。他们很快就不再注意她，如同不去注意在灵棚里乱窜的苍蝇。
　　因此我姑姑是什么时候走的，没有人知道，当人们忽然惊醒想起她时，那张藤椅上已经空无一人了。
　　也许她是化成一缕烟溜走的。
　　这是妖怪的把戏。但在大多数人看来，疯子和妖怪，原本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第6章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我妈说我每三个月准时要病一回，不去医院就怎么也好不了。住在大院里的时候，倘若她腾不开，就托院里的某位叔叔阿姨带我去；后来搬了家，只能让我舅舅帮忙。
　　我妈的兄弟姊妹不少，她排老三，上面是一个哥哥和姐姐，下面是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我外婆很年轻就做了寡妇，如今腿脚不便，仍住在她的老房子里，我大舅舅一家和她同住。
　　大舅原来在厂里工作，似乎还是个风光的车间主任，但与领导周旋不得章法，又常与同事工友们吵得脸红脖子粗，不仅没有步步高升，反而受尽了气。后来又赶上工人大批下岗——我爸早就劝他出来，却被他一顿臭骂——他与大舅妈双双陷入失业窘境，只得靠外婆接济，摆了个小摊勉强糊口。
　　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我的表哥，刚上初中，正是用钱的时候，两口子便提了烟酒上我家来。大舅拿烟味浓郁的手不住地摸我的头，仿佛在跟庙里招财的貔貅许愿。
　　“小君越长越好啦，像他爸年轻时候，招人喜欢。秀琳，最近家里都好么？”
　　秀琳是我妈的名字。
　　我妈笑得亲热极了：“嗳，你们要来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多买几个菜。”
　　大舅四下打量，连连赞叹，停下话头，发现屋子里静极了，不由问：“国涛不在么？”
　　“他去生意上的朋友家了，说不准几点回来，咱们不等他吃饭。快坐！嫂子也坐。”
　　热切抚摸着我头的手放开了，冲我笑得两眼弯弯的舅妈也移开了目光：“瞧瞧真是！这样不巧。”
　　大舅絮絮叨叨地说话，慢慢坐到了椅子上，极小心，仿佛坐重了椅子会跳起来咬他。舅妈也不住点头，用同样的姿势坐下了。
　　那天之后，接连几天，但凡我爸在家，我妈总把我打发进房间，单独和我爸在客厅里说悄悄话。往往说着说着就吵起来，声音一大，我隔着门也能听见舅舅的名字。
　　我听见我爸说什么“活该”、“没出息”，我不敢确定他是不是在骂舅舅，但不管说谁，这都不是什么好话。我妈的声音立刻尖利起来，像用针戳破了一个血泡。
　　因此，每当我妈打电话让舅舅陪我去看医生，我心里都不大自在。走去医院的路上，他总要在我耳边一遍一遍地重复：
　　“小君，大舅今天陪你，又要少挣几块钱，大舅对你好不好呀？你要记得。以后等你长大有钱了，要报答我，知道吗？”
　　要是我不回答，他那熏得焦黄的手就会紧一紧我的手掌，说我不懂事，过一会儿，又自己把上面的话重复一遍，不厌其烦地说下去，比祷告的信徒更虔诚。
　　我只好说：“知道了。”
　　他就停下来，笑着问：“走累了吗？舅舅抱。”
　　我偷偷把这话告诉我妈，她低头打毛线，头也不抬：“你不该吗？”
　　我说我不喜欢听他说这样的话。他是大人，应当自己挣钱，指望别人，岂不没出息么？况且我又不是他的孩子。
　　我只是信口一说，万万没想到会因为这话挨打。
　　我妈用毛衣针抽得我屁股上全是横着的道道，鼓棱棱一条一条的，看上去像红漆新刷的斑马线。
　　我已经很久没挨打了，嚎得撕心裂肺，我妈骂我白眼狼，忘恩负义的东西，说他们家从小没爹，受尽了别人的欺负，全靠大舅当哥又当爹，吃了数不清的苦头，书也没读多少，他们这几个做弟弟妹妹的靠着他混出来，一辈子也报答不上。
　　我不敢争辩，大哭着说再也不说了，再也不敢了，她才放过我。夜里我抱着枕头疼得抽噎了半宿，也不记得是怎么睡着的。
　　我到医院一定会输液，六年级那次也不例外。做完皮试，医生让我在外面坐着，舅舅去买吃的，让我等着他回来。
　　他去了很久，我实在无聊，就走到外面去。医院里人不多，在抽血检验的窗口，我一眼就看见了让阿姨。她手里拿着花花绿绿的单子在看，没注意到我，直到我喊了她一声，她才慌乱地抬起头。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潜声说你发烧请假了，怎么又感冒了？嗯？”她柔声问。
　　“我等我舅舅回来。让阿姨你也生病了吗？”
　　“嗯。我也不舒服，原来跟你一样，也感冒了。”她笑了笑，“你要保密哦，不要告诉潜声。”
　　“为什么？”
　　“因为他怕生病被传染。”
　　“他是胆小鬼。”
　　“是哦，小君最勇敢，做皮试都不哭。”她又摸了摸我的头，“那阿姨先上楼了，你不要到处乱跑，医院细菌多。”
　　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阴暗的楼梯拐角，医院像是一头洪水猛兽，把她和她的影子连皮带骨全都吞了进去。
　　我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没有把这个小秘密告诉孟先生，但秘密还是不胫而走。
　　印象里那是一个难熬的冬天，我手上第一次被冷出了冻疮。听大人说，连哪条街上无主的野狗都冻死了，尸体丢在街边，后来被倒进了垃圾车。
　　大院里的孩子们说：
　　“孟潜声的妈妈病啦，天天往医院跑。”
　　“已经住到医院去啦。”
　　“孟叔叔也去照顾她啦。”
　　我问他们是什么病，有的说是感冒，有的说是肺炎，有的说是从楼梯上摔下来，骨头断了。
　　孟先生每天在学校里早早写完作业，放学就背着书包急匆匆跑了，我总问他：“让阿姨的病好了么？”
　　他只回答一句话：“快好了，我爸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
　　我满心替他高兴。摸到口袋里的糖纸，忽然想到他好久没给我带糖了。
　　没过几天，我听见我妈也说起这事。她说想去看看，我爸就说去吧，又让她买点东西，别空手。
　　第二天她出门时，我扒着门框，轻轻喊了声妈，问我能不能也去。我妈正在穿鞋，呵斥道：“你又没病，去什么医院？”
　　“砰”地带上了门。
　　我在医院碰到让阿姨是九月份的事，再见到她，已经是年底的冬天了。
　　让阿姨一直没有出院，院里的孩子们都像约好了似的，闭口不谈这件事，或许跟我一样，也被爸妈的巴掌要挟过。孟先生变得忧心忡忡，有时我问他，他只是久久地沉默着，表情里透露了不安。
　　那时我爸的生意做回了本市，和他生意上的朋友一起，我家又回到了圆满的三口之家。吃完晚饭，我在洗手池边挠着通红发痒的手指，我妈的声音穿过厨房的水流声响起：
　　“我过两天再去一趟医院，看看让知雨。”
　　我爸不知道在嚼什么，含糊道：“怎么了？还没出院吗？”
　　我妈压低了嗓门：“脑袋里长了个……”
　　后半句我没有听清，支棱起耳朵，才听见她说：“……估计就这几天了。”
　　我爸像是吃了一惊，咀嚼的声音都变轻了：“这么快？怎么遇上这种事，孩子还那么小……”
　　这是什么意思？让阿姨不会好了吗？
　　孟潜声怎么办呢？
　　我想到那个只有孟叔叔和孟老爷子的孟家，立时惶然起来了。
　　我妈去医院的那天是一个周末的下午，我恳求她带上我，话还没说完，她抿紧了嘴角，这是训斥前的架势。
　　我爸的声音从报纸后传过来：“那你就带他去嘛。多大点事儿。”
　　我妈不情不愿地答应了，但嘴里一直在嘈嘈切切地埋怨。我换好衣服出来，她又皱紧眉头，一边数落我，一边走进卧室，让我换上那件还没来得及洗的旧棉袄，说回来正好一起洗，又让我爸去买袋消毒粉。
　　从车站走到医院，脸已冻得木了。住院的地方静极，走在惨白的过道里，脚步声异常响亮，像大斧头一下一下斫在心上，把我的五脏六腑劈个稀烂。
　　胃里不住痉挛，仿佛随时要吐，我拼命咽下一口唾沫，又湿又冷，像刚和好的水泥。
　　一进病房，就看见孟先生的父亲端着一个搪瓷盅站在柜子边，神情疲倦地跟我妈打了个招呼。另外几张病床的家属仿佛根本没有察觉我和我妈，床上的病人全都尸体一般地陈列着。
　　我几乎不敢认床上的人。
　　光亮的头颅突兀地摆在惨白的枕头上，脸色说不出是蜡黄还是青白，明丽的五官不知被哪个可恶的窃贼盗走了，只得残渣勉强堆成歪斜的眉眼口鼻。而唯一让我认得出的那双眼睛，则更像硬按进眶里的玻璃弹珠，半晌才能干涩地滚上半轮。
　　那对漆黑的眼珠瞧见了我，突然放出光彩，她的身体动了动，似乎想坐起来，最后却只是徒劳地眨了眨眼，露出半个惨然的笑容。
　　那个表情连笑都算不上，不过是将干燥得起皮的嘴咧得更歪。
　　我几乎发不出声音，只用气音叫了声“让阿姨”，惊恐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在她的被子上砸下两个灰色的圆斑。
　　她那弹珠似的眼睛里顿时也沁出了清亮的泉水。
　　我妈在后面搡了我一把，让我出去跟孟潜声说话。
　　孟先生背对病房坐在窄长的阳台上。我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