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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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标当场死亡，海因斯幸运一些，使馆警卫声称他中了第二枪之后还能继续往前跑，但是，”大使打了个含糊的手势，“普利斯科特没等他在医院醒来就签了他的退役申请，要求成立专案组审查他。”
　　“为什么？”
　　“最常见的理论是他在波恩的时候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和一个克格勃特工频繁接触，但专案组从没找到证据，因此也从未定罪。1970年初我们因为罗杰·坎普尔的事忙得发昏，我相信你听说过这个名字？那个被苏联人击落的倒霉鬼。‘鞭子’放弃追查，把海因斯调到了土耳其，你能猜到他提出要从波恩带走些什么吗，萨姆？”
　　“不。”
　　“一只狗，你能想象吗？如果你问我的话，我会说外勤都是些荒谬的人。”
　　是的，领事谨慎地表示同意，他们似乎是的。
　　

　　☆、Epi。10

　　10。
　　在他们最后一次谈话时，米切尔·普利斯科特向海因斯复述了罗杰的葬礼。那时候他们坐在“金丝雀喷泉”餐厅最靠近花园的桌子旁，两个探员远远地坐在吧台那边，就是专案组调查期间负责看守海因斯的那两个，海因斯称呼他们蛤蟆和睡鼠，因为他至今不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普利斯科特没有看菜单，告诉领班他要“当日特餐，不管它是什么”，谢绝了酒和甜点的提议，因此海因斯猜想这顿午餐是他自己付账的。花园比一张餐巾大不了多少，无花果树投下精心修剪过的阴影，但喷泉正好接住了阳光，颤动的光线触发了隐藏在眼球深处的疼痛，海因斯移开目光。
　　那是个星期五，普利斯科特说，没说明是多久之前的星期五，也没提地点。一场没有遗体的葬礼，侦察机还没有落地就被炸成碎片，想想看，康纳，它还带着两个副油箱。至少现在苏联人是不能在一堆破烂里琢磨出什么来的，这一切我们当然都没有告诉坎普尔太太。遗孀坚持选了一个超出中情局财政预算的棺木——胡桃木和雕花铆钉，谁会想到有雕花铆钉这种玩意呢——你知道我们有这样的拨款吗，康纳？在最坏情况发生的时候，为你们这样的好伙计买一个体面的木盒子？
　　“不，”他回答，拿起玻璃杯，水里漂浮着一片柠檬，切得那么薄，看上去是半透明的，蛤蟆和睡鼠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我不知道。”
　　“你们以前是不错的朋友，不是吗？你和罗杰。”
　　海因斯回答他们只能算作比较常见面的同事，而且这个问题已经问过不下二十次了。
　　普利斯科特并不满意，他是个刚刚偷了一根针的小男孩，不把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刺出血来是不会罢休的。“还有罗杰的小男孩，查理，是吗？可怜的小东西，我都不敢向我老婆提起，我的莉莉安是个很敏感的人，她会花上一个星期为这孩子伤心。你该不会碰巧是这个男孩的教父吧，康纳？”
　　“不是。”
　　普利斯科特点点头，海因斯想象他拉开脑海里的六层文件柜，把这个信息放进去，上锁，“有孩子吗，康纳？有人在乡村小路尽头等你吗？”
　　“不像你那么幸运，先生。”
　　炖肉送上来了，一盘热气腾腾的暗红色糊状物，普利斯科特小声哼唱着《罗宾逊太太》，撕下一块面包。海因斯向蛤蟆和睡鼠的大致方向看了一眼，他们面前各自放着一杯冰水，没有食物。“鞭子”丢弃了葬礼的话题，转而谈论波恩。喷泉把晃动的光线投射到遮阳棚上，三四只麻雀焦躁地上下蹦跳，垂涎面包屑，但又惧怕桌边的巨型生物。
　　海因斯问他这是不是一场审讯。
　　“当然是，”普利斯科特皱起眉，仿佛在指责海因斯居然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提出这个完全正当的问题，“我在做我的工作，决定你要去哪里，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你的敌人。”
　　海因斯想指出自己正是被“不是敌人”软禁了七个月，但沙拉选在这个时候上桌了，他移开目光，看向花园，等侍应走开。“鞭子”专心致志地用面包刮下盘子边缘的肉汁，津津有味地咀嚼着。
　　“我这份工作，”普利斯科特拍掉手上的碎屑，“让我见识了很多可怜的灵魂，我老婆说这糟糕透顶，我跟她说，‘莉莉安，亲爱的，这些人在打一场看不见的仗，这可是需要勇气和一定程度的愚蠢的。看久了你就会发现他们都有些共同的特征，我给你分类好了，第一种’”他竖起食指，“‘狂热者，继承父辈衣钵的麦卡锡主义者，像苍蝇一样被战争吸引，等不及要亲手干掉几个苏联佬；第二种，忧郁的爱国者。第三种是投机客，为想象中的牙医保险和退休金而来。第四种，理想主义者，每一个都假装自己早就把心换成了石头，要是你足够小心地接近他们，肯定会发现他们还有颗货真价实的心，敏感得像猫咪’。我问我老婆对这个分类法有什么见解，她说，‘米切尔，你怎么不去写诗呢？’”
　　他停下来，等海因斯问问题，但后者没有让他如愿。普利斯科特清了清嗓子。
　　“‘椋鸟’告诉你那天晚上在华沙大使馆门前开枪的是谁了吗？”
　　椋鸟是东欧联络站的负责人，“不。”海因斯回答。
　　普利斯科特观察着他，“一位本杰明·里克特先生，你们见过，不是吗？”
　　“在伯尔尼，就一次。”
　　普利斯科特揉皱餐巾，放到盘子旁边，侍应以为这是让他过来收拾的信号，但“鞭子”扬手让他走开。“在我下决定之前——”
　　“无意冒犯，先生，我并不关心你的决定，”海因斯站起来，蛤蟆和睡鼠跟着跳起，像两个被狠拽了一把的牵线木偶，“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可以去看审讯记录，我敢肯定它已经足够详细。”
　　也许他的档案会被写上“暴躁、粗鲁而且不合作”，但海因斯离开餐厅的时候只觉得宽慰，仿佛有什么事悬而未决很久，此刻终于有了着落。“看见球滚到哪里去了”，用罗杰的话来说就是这样。大概是出于礼貌，蛤蟆和睡鼠始终保持着很远的距离，出于同样的礼貌，海因斯假装没有留意到他们。
　　——
　　就流放地点而言，伊斯坦布尔绝不是最糟糕的。使馆和与之有牵连的几个可疑的“办事处”暮气沉沉，仿佛这里的人和事都卡在永久的暂存状态里，等待着某个遥不可及的幸运日，被释放出来，领到水草更丰美的牧场去。
　　一个美国商团在他到任之后第二周到达伊斯坦布尔，这群贩卖轴承的加州人在喝醉酒之后给领事馆打了电话，口齿不清地询问应该去哪里找“夜间娱乐”，海因斯捂住话筒，把问题向值班秘书重复了一遍，然后听到了塔米娅的名字。“最好跟着他们去，盯紧一些，”秘书并没有从报纸上抬起头来，“我是绝对不乐意因为这些蠢货和别的蠢货打架，就半夜到警察局去的。”
　　是她先接近海因斯的，一只苍白的麻雀，裹在印着棕红色涡旋纹样的长袍里。“和他们是一伙的吗？”她问，指了指喧闹不堪的人群。烟在他眼前蒙了一层绉纱，一盏接触不良的灯一直眨动，像只患病的眼睛。
　　“是的，”他想了想，“不是。”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思考什么时候才能走。”
　　“我的意思是，你在伊斯坦布尔干什么？”
　　“答案是一样的。”
　　她同情地拍了拍他的手背，问他想不想再要一杯酒，海因斯同意了。三个小时后，等他穿过凌晨的街道回到住处时，才意识到那位裹着彩色棉布的当地掮客应该早就知道了他是谁，为什么到这里来。狗等在门边，尾巴兴奋地抽打着地板。我们叫她阿尼卡，把她烧了，因为挖不开冻土。酒精把他困在一种疲劳然而清醒的状态里，非但没有帮他入睡，反而带起许多沉渣。深夜的日内瓦机场，候机室大门紧锁，乌灯黑火。停机坪周围荒芜的草地结了冰，原本漆黑一片，午夜过后云层散去，月光把它映成通透的银白色。他们一个在等华盛顿来的审查官，一个在等莫斯科来的贸易代表，像两个机械钟零件一样沿着跑道来回走动，免得冻僵。海因斯忘了安东说了些什么，大概是一个关于情报官员和鼻涕虫的笑话，他们都笑了起来，百分之二十是因为鼻涕虫，百分之八十是因为这个笑话多么无聊。一个光点出现在山脉上方，海因斯碰了碰安东的手臂，来打个赌，大个子，你觉得那是一架麦道，还是图…114？
　　那是架安…24，他们都输给对方五马克，并且发誓永远不再假装自己是民用航空器专家。
　　他思忖着自己处于普利斯科特的哪个分类条目下。调度员把他踢出了中情局雇员名单，康纳·海因斯现在是个初级领馆雇员，有一份三年期合同和干净的档案，一头被漂白的黑羊。他闭上眼睛，巴特戈德堡的暴雨击打着倾斜的窗户，从花园里拿上来接雨水的镀锌铁桶已经满溢出来了。他只去过安东的阁楼一次，天快亮的时候才冒雨离开，淋得透湿，在打字员惊异的目光下走进办公室。
　　他终于睡着了，狗守在沙发旁边，右眼上方的一撮浅色毛发就像小小的火焰。
　　两天之后，一张手写的卡片出现在蓝色信箱里，邀请他再次拜访烟馆。塔米娅崇拜互惠互利原则，海因斯并不反对，他或许有也或许没有参与了几次走私活动，而对方或许有也或许没有替他取得“登山工具”：伪造的护照，非法枪支，。
　　“还有一艘船，”他告诉莱昂，推开窗户，示意他爬出去，“注册在塞浦路斯，船主是希腊人，告诉他你认识麦卡伦先生，而且需要一个下层舱位。它会先停靠佩特雷港，然后再从那里去热那亚。把钥匙带上，在你手上比在我手上安全得多。”
　　莱昂抱紧了水管，枪柄顶着他的腰侧，“你呢？”
　　有人在砰砰地踢门，“我会追上来的。”海因斯说，关上了窗。
　　

　　☆、Epi。11

　　11。
　　“老艾哈迈迪糟糕透顶的旅馆”正式的名称是河景旅馆，虽然周围既没有河，更没有值得一谈的景致。大门原本该在的地方只剩下两道蚀进墙壁的钉痕，走廊是个漆黑的洞穴，散发着垃圾腐坏的酸臭味。一个男孩蹲在唯一亮着灯的房间前，套着脏兮兮的罩衫，像只瘦弱的老鼠。安东踩上了碎玻璃，咔嚓一响，陷在一堆坐垫里的胖门房并没有抬起头，“二十里拉一晚，先付钱再拿钥匙。”
　　“我在找人。”
　　门房的目光短暂地从色情杂志上挪开，把他上下打量了一遍，找不到任何表明他是警察的蛛丝马迹，“滚。”
　　“我在找的住客很可能称呼自己‘麦卡伦’或者‘亚历克斯’，应该还带着一个年轻人，二十五六岁，有印象吗？”
　　“没见过这样的人。”
　　门口又传来碎玻璃的响动，穿着罩衫的男孩跑上楼去，把木楼梯踩得咚咚作响。安东关上门，走近了沙发。察觉到什么不对，门房像头肥胖的海象一样在坐垫里扭动，试图站起来。安东对着他的脸来了一拳，他摔下沙发，撞翻了茶几，滚到污渍斑斑的地毯上。
　　“现在有印象了吗？”
　　带血的唾沫流到胖门房的下巴上，是的，他记起来了，确实有那么一位先生，付了三倍价钱，叮嘱他不要对任何人提起一个字。河景旅馆接待过不少这种鬼祟的客人，因此麦卡伦先生并没有特别引起门房的注意。是的，一起来的还有麦卡伦先生的侄子，他们在三楼，不，先生，我们这里没有房号，三楼走廊，从左边数起第五个房间。
　　穿罩衫的男孩不见踪影，也许这里有别的出口。楼梯和走廊散发出强烈的霉味，不管他多么小心，受潮的木板还是在鞋底嘎吱作响。争吵声穿透墙壁，一个孩子在某处高声哭嚎。安东攥紧了枪柄，手心湿漉漉的，仿佛这是他第一次出外勤。那时候他二十二岁，刚刚离开列宁格勒到莫斯科来。任务本身相当直观，到这个地址去，爬一道围栏，撬开这个和那个档案柜，把这些和那些文件拍下来。他拿相机的手很稳，冷汗却浸湿了后背。
　　门卡住了，安东不得不踢了两次，举起那把托卡列夫33。然而他要找的人手上并没有武器，枪放在写字台上，太远了，海因斯也没有靠近它的意思。浴室门开着，里面空无一人。海因斯向他走近一步，停住了，离枪口不到半米，“塔米娅把我卖给你了，是吗？”
　　安东假装没有听到，“钥匙在哪里？”
　　“我不知道。”
　　“那个发报员？”
　　“你可以继续问五个小时，我还是不知道。”
　　“我没有时间玩游戏。”
　　“没人说过这是个游戏。”
　　“告诉我那个男孩在哪里，我并不想——”
　　“不想对我开枪？”海因斯看着他，“帮我个忙，这次瞄准一些。”
　　他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