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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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摘下眼镜，“我会去见大使。”
“不，我会去见大使，”领事强调了“我”这个字，回到办公桌后面，重重地坐下，“贝尔格莱德这个蜂窝被捅了之后，他们想要的是把我的头放进一个盒子里，寄给见鬼的□□——我们的人找到克里斯了吗？”
假如副领事留意到了姓名的轻微谬误，那他也没有纠正，“没有，先生。”
“也没有尸体？”
“也没有尸体。”
“耶稣、玛利亚和约瑟，”领事用手帕擦了擦脸，“三天了，一个见鬼的发报员能逃到哪里去呢？”
像是要回答他的问题，戴维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起来，副领事看了上司一眼，后者打了个手势，示意他接听。戴维拿起了听筒：“这是帕克。”
他沉默地听了好一会，以一句简短的“好的”作结，挂上电话。
他转向领事，后者挑起眉毛。
“显然，发报处的托马斯刚刚接到了伊斯坦布尔联络站的电报，”他停顿了一下，像是被词语堵住了喉咙，“来自莱昂·克里斯滕。”
——
美国驻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发报处那碗橱般的办公室最多只能容纳三个人，但领事的尺寸抵得上两个人。脸上有痘疤的托马斯被挤到墙角，像往常那样半张着嘴，惊奇地看着领事和副领事围在他谦卑的小办公桌前，一个戴着耳机，另一个攥着铅笔。
“感谢上帝，”领事喃喃地重复着这句话，像个迷信的乌克兰农妇，“感谢上帝——看在基督份上，你怎么还在这里？”他瞪着托马斯，后者含糊地道歉，溜出办公室，关上了门。
“他说乌鸦的‘遗物’在他手上，”戴维在“遗物”这个词下面画了两条横线，发报机吐出了一张新的纸条。
“仁慈的基督啊。”领事回答。
“有人试图杀他，苏联人，我想，克格勃，”副领事换了一张新的草稿纸，“他说他需要帮助。”
“他当然需要了。”领事坐下来，椅子发出危险的嘎吱声，“伊斯坦布尔，我们在那附近有朋友吗？”
“我们没有权限，先生。”
领事掏出了手帕，却没有拿来擦脸，只是攥在手里，“有那么一个人。”
发报机继续嘀嗒作响，但戴维的注意力已经不在那里了，他盯着领事的脸看了好一会，寻找开玩笑的痕迹，没有找到。“绝对不能，先生。”
“我会给巴黎打电话。”
“你需要给华盛顿打电话，先生，再给兰利打电话，在你来得及说完‘土耳其’之前，我们都会被发配到坦桑尼亚，我听说那里的办事处甚至没有厕所。”
“或者，在事情解决之前，华盛顿都不需要知道这件事。”领事慢吞吞地说，像是在测试每个词的发音，“想想看，戴维，他曾经是我们最好的人手，见鬼，我打赌现在也还是。‘乌鸦’已经把最困难的部分做完了，他只需要把货物运到铁幕这一边来。我们——”
“你在进行政治自杀。”戴维指出。
“也许，也许不，要是我们解决了这件事，就能像国王一样返回华盛顿，”领事用手帕擦擦下巴，“想加入吗？”
副领事盯着发报机，它安静了下来，仿佛也在屏息等待。电缆另一头是莱昂·克里斯滕，农场主的儿子，缺乏训练的领馆雇员，对外交的精妙部分一无所知。
“我们到隔音室里谈。”他提议道。
——
六个小时后，莱昂猛然惊醒。
在伊斯坦布尔的深夜里，发报机发出了漫长沉寂之后的第一声鸣叫，有条不紊地吐出了一个名字，和一个地址。
☆、Epi。04
4。
前两个水龙头都是坏的，莱昂拧开第三个，俯身洗了洗脸，水滴到衣领上，他还穿着那件旧毛衣，夜班发报员借给他一件外套，换下那件从火车上偷来的，沾着血迹的那件早在火车通过土耳其边境之前就扔掉了。
电话响了起来，六个里的其中一个，许久，无人接听。声音在走廊、前厅和四个壁橱大小的办公室里回荡。伊斯坦布尔联络站的伪装是一家旅行社，挂在门口的铜牌这么宣称，而镶在相框里的褪色风景照片和杂志架上快要满溢出来的打折套餐小册子进一步说服意外闯入的人们，铜牌确实没有撒谎。旅行社有一辆小型巴士，雇佣了一个当地司机，自然是为了接待游客，决不是别的什么原因。
有人敲了敲洗手间的门，莱昂抹了抹脸上的水，拨开了锁。夜班发报员，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一支点燃的烟，一个黑色帆布包挂在手臂上。
“司机到了，”他告诉莱昂，“下楼，转右，第二个街口再转右，你会看见一个停车场，我相信你知道一辆巴士长什么样。”
莱昂说他应该知道。
“别和司机说话，不过说也无妨，他不会英语。我们告诉他你是个摄影师，”黑色帆布包塞到他手上，“你记得地址吗？”
莱昂从外套口袋里摸出写着姓名和地址的半张纸里，对方摇摇头：“当我说‘记得’的时候，我的意思是就算有人把你的头按进水里，你还能拼写出街道名。”
“我记得。”
值班发报员取走那张纸，掏出打火机，点燃。
远处，宣礼塔的喇叭响了起来，呼唤人们参加今天的第一次祈祷。
——
雪盖住了被烟熏黑的屋顶。
莫斯科似乎一直以来就是这样的，永恒的雪，清晨的冻雾，低垂的太阳，空旷的街道和广场。空气本身像是长了倒刺，在呼吸的时候刮破上颚和喉咙。安东上一次回到莫斯科的时候奥尔加姨妈还活着，对那颗悄然生长并最终杀了她的肿瘤一无所知。在最后那个痛苦的星期里，尼古拉姨父向管理农场的维克托·谢尔盖耶维奇·普利瓦洛夫借了卡车，把她送到列宁格勒，然后又送到莫斯科，她在那里死去，又被同一辆卡车运回农场，下葬，泥土被冻得如此坚硬，铁铲像是敲在钢板上。这一切都是彼得转告给他的，七个月之后，在华沙一家咖啡馆里，阳光晒暖了他的后背。
安东不记得他的父母，奥尔加姨妈坚持说他们都是病死的，刚开始的版本是霍乱，后来又变成了肺炎，但时间是肯定的，1939年，许多父母都在这几年间“病死”。当安东问起墓碑在哪里的时候，她会佯装发怒，开始用“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来称呼他，命令他滚出厨房。
他的童年是霜冻的沼泽，当他第一次这么说的时候，他的老朋友，带着一种贫乏的、预科学校毕业生的想象力，问他这是不是一个比喻，不是。奥尔加姨妈家在沼泽边上，农场最偏远的角落，往西走。尼古拉姨父照顾马匹，两个表兄像驮马一样工作，并不怎么和他说话。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索科洛夫，年幼的局外人，独自在旷野里玩耍，用弹弓打田鼠和偶尔出现的狐狸。学校是日久失修的教堂，每周两次，他在长凳上抄写西里尔字母表，弯着腰，壁画里缺了一只眼睛的圣徒严厉地俯视着他。
路灯熄灭，太阳还没有出来，捷尔任斯基广场阴影幢幢，这似乎也是它一直以来的样子。人们不得不路过这里的时候都低着头，像独自穿过峡谷的牧民，屏着呼吸，生怕被狼群察觉。安东按紧帽子，走进阴影里。
克格勃寄生的这栋建筑物内部由深浅不一的棕色、黑色和米黄色构成。彼得的办公室是其中一个稍微比其他地方更阴暗一些的角落。他不常在这里出现，彼得是那种喜欢巡视蛛网每一个角落的蜘蛛，只会在风暴快来的时候回到蛛网中央，用细瘦的、布满斑点的节肢拨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丝线。
“火车，”彼得开口，皱起眉头，像是突然之间忘记了哪一班火车，“终点站是伊斯坦布尔。”
我知道，安东想，并没有说出来。
彼得点了一支烟，把烟灰缸拨到桌子正中央。房间里没有窗户，灯泡浸泡在烟雾里。彼得就只是彼得，没有父称，没有姓氏，也没有解释，从安东还是个军校生的时候开始就是如此。行动处处长有着蜘蛛般的耐心和不容外人干扰的节奏，安东等待着。
“去年十月，一位尤里亚诺夫上尉叛逃到美国，在他随身带着的礼物里，有一份五十六页的名单，克格勃的谍报网，不是全部，但也足够把孩子们从地窖里拖出来，撕成碎片，”彼得磕了磕烟灰，“问题：为什么我们还没有被撕成碎片？”
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安东继续等待着。
“因为他们一直没有找到钥匙，直到‘乌鸦’把它偷走。”拿着烟的手晃了晃，“我们不能把孩子们都叫回来，你明白的，他们当中有些人走得太远。所有人都背上了死刑判决，没有人知道行刑时间，两小时后，一个月。”
烟被摁熄了。
安东看着灰烬，“我会去伊斯坦布尔。”
彼得像是没听见他的话，就算听见了，也不感兴趣，“如果我那个死在克里米亚的父亲曾经教会我什么的话，那就是一，怎样凿一个完美的冰洞；二，出发前检查你的□□。我认为这是十分正当的行前建议。”
这就是你把我召回莫斯科的原因？检查你的□□？“确实是的。”安东回答。
彼得着手卷一支新的烟，“莫斯科还是你记得的样子吗？”
“是的。”
“你的意思是‘很不幸，是的’，还是‘感谢上帝，是的’？”
“各有一些，我想。”
一根火柴被擦亮，硫磺的气味，火光短暂地照亮了彼得骷髅般的脸，“走吧，安东·安德烈耶维奇，有人会送你去机场的。”
——
车在一条街外停下，一道斜坡的底部。莱昂下了车，开始攀爬，一路核对门牌号码。空气里满是豆蔻、潲水和咖啡的气味，两个男孩骑着自行车，像炮弹一样冲下斜坡，冲莱昂喊叫了一句什么，在他来得及作出反应之前就消失了。
他要找的房子平凡无奇，夹在另外两栋相似的住宅之间，只有一小段石阶和钉在墙上的蓝色信箱把它们区别开来。莱昂按了按门铃，没有应答，他退后一步，抬头看二楼的窗户。窗帘紧闭，没有提供任何线索。
一只狗冲他吠叫，莱昂转过身，狗主人拍了拍那只黑褐色杂种狗的头，让它安静。他戴着毡帽，大衣外面搭着一条格纹围巾，看起来更应该出现在格林威治，而不是远离伊斯坦布尔中心的窄巷里，“在找什么人吗？”
他说的是英语，听不出什么口音，
“记错门牌号码了，”莱昂回答，“我现在就走。”
戴着毡帽的人往旁边迈了一步，挡住了他的去路，“我在这附近住了很长时间了，也许能帮你。”狗又吠起来，龇起牙齿，“安静，阿尼卡。”他训斥道，这名字的最后两个音节之间有小小的空隙，就像下楼梯时不慎踩空的那一级。
“我在找一位海因斯先生。”
“多么巧合，这就是他的房子，”戴着毡帽的人指了指那间有蓝色信箱的房子，“试过门铃了吗？”
“好几次。”
“老混蛋不在里面？”
“他没有来开门，如果这是你的意思的话。”
“最好进去确认一下，不是吗？”牵着狗的陌生人走上前门台阶，拧了拧门把手，“锁着，但没有理由担心，我碰巧带着钥匙，海因斯先生时不时请我帮他给盆栽浇水。”
“我还是更乐意在外面等海因斯先生回来，谢谢。”
“我就是海因斯，我感谢你的礼貌。”戴着毡帽的人推开门，莱昂终于看见了他的枪，惊讶于自己为什么没有更早察觉，也许是因为狗，或者那件大衣，“闭上嘴，进去。”
——
狗趴在软垫上喘气，莱昂在椅子上挪动了一下，想离它再远些。枪放在桌子上，他的黑色帆布包躺在旁边，像头被开膛破肚的动物，海因斯逐一检查里面的物件，护照，铅笔，线圈记事本，少许现金，一个小木盒。他打开了木盒，嵌在软垫里的是薄薄一片金属，末端是近似钥匙的圆形把手。
“再说一次你是从哪里来的？”
“美国驻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先生。”
“是谁把我的名字告诉你的？”
“副领事帕克，先生。”
“他应该知道我早就退休了。”海因斯拔掉台灯插头，把它从茶几转移到餐桌上，拧亮，琢磨着金属片上纵横的电路。
莱昂清了清喉咙，“那是什么？”
“这，”海因斯把金属片放回原处，合上盖子，“是一个特别烫手的马铃薯。”
“用简单的话来说？”
“用简单的话来说，”一把椅子被拖了过来，海因斯在莱昂对面坐下，他已经脱掉了大衣，衬衫外面套了一件鸡心领毛线背心，看上去就像莱昂的十年级自然科学老师，“假设你要把你的小秘密锁起来，比如说，心爱的餐馆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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