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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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来热那亚？”
　　“我不知道，我只想离开希腊，选了最早开出的一班船。”
　　对方的脸色柔和下来，“她叫什么名字？”
　　莱昂一把抓住跳进脑海的第一个名字，“安娜。”
　　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关员摸了摸心口，表示同意。他年轻的时候爱上一个那不勒斯姑娘，愿意把心和眼睛一起挖出来送给她。当地会计师的小女儿，世界上最迷人的姑娘，非常虔诚，每年圣诞节在施粥棚做义工，唯一的问题是她和一个推销员结婚了。关员把木盒还给他，“你可以走了，霍普先生。”
　　莱昂用上了所有的意志力才没有撒腿狂奔。
　　广场静默而空旷，喷泉排干了水，只剩一堆灰暗的花岗岩，池底堆着风干的泥和被风刮来的落叶。“麦卡伦先生以前来过热那亚吗？”他问过船长，那时候货船离港口只剩一天航程。
　　“两三次。”
　　“他提到过热那亚的朋友吗？”莱昂追问，跟着他走进引擎室。
　　“麦卡伦不谈论自己。”船长潦草地在一本缺了封面的笔记上写着什么，当他不耐烦的时候，口音就特别模糊，“不过他每次都会去同一家酒吧，跟他去过一次，每个人都在打桌球，我不喜欢桌球。”
　　“酒吧叫什么名字？”
　　叫“船锚和猎狗”，关着门，挂在把手上的木牌宣布这家爱尔兰酒吧晚上十点才开始营业。莱昂坐在喷泉冰冷的石头基座上，抱紧了帆布袋。一群醉鬼拐过街角，脚步踉跄，声嘶力竭地唱着歌。
　　他就是这个时候留意到另一个人的，在一家打烊的餐厅前面，几乎和门洞的阴影融在一起。莱昂一开始以为那是个孩子，当那人站起来的时候，这个错觉就消失了。他矮而消瘦，似乎营养不良，树枝般的四肢给人一种昆虫的印象。他攥着一顶绒线帽，察觉到莱昂的目光之后，陌生人把帽子套到头发稀疏的脑袋上，走开了，双手插在裤袋里。
　　莱昂快步离开了广场——这地方忽然变成了一个危机四伏的狩猎场——钻进狭窄的小巷里，时不时回头看一眼空荡荡的街道。没有人跟上来，他继续往前跑了一会才停下，靠在石墙上喘气。
　　微弱的小提琴声，来自远处一扇打开的窗户。一只狗吠叫起来，两个人在悄声交谈，听不出来自什么地方，声音在石墙之间回荡，一个女人在笑，门砰然关上。脚步声，逐渐靠近。
　　莱昂看着一个影子走到路灯下。
　　他在贝尔格莱德见过这个人，同样的风衣，同样的黑色手套。莱昂下意识地转身逃跑，但那个戴着绒线帽的矮个子悄无声息地出现，挡住了他的去路。
　　“你非常难找，克里斯滕先生。”苏联人说，用的是一种棱角分明的英语，莱昂能看见他手里金属枪管的微弱反光，“我相信我们还没有互相介绍过，我叫索科洛夫。”
　　发报员想起了武器，但索科洛夫比他快得多，枪柄重重地砸中了他的脑袋，莱昂在摔倒之前就已经昏过去了。
　　——
　　天亮之后不久，一辆溅满泥点的黑色汽车在“船锚与猎狗”酒吧前停下。
　　酒吧的主人，一位亚瑟·格里夫斯先生——五十二岁，整个脑袋只有耳朵旁边还有些稀疏的白发——在二楼窗户旁看着这辆汽车。司机没有走向大门，而是绕了路，按响了侧门的门铃。格里夫斯松手让窗帘落回原处，看着围在电话旁边的两个探员。
　　“是海因斯。”
　　“谁是海因斯？”年轻一些的那个问。
　　“下去开门。”年长的那个简洁地说。
　　他没有阐明谁该下去开门，年轻的探员和格里夫斯面面相觑了一会，后者先动身了。木楼梯在他的室内软拖鞋下嘎吱作响，厨房还残留着烤肉和发酵麦芽的气味，格里夫斯拨开两个插销，拉开了门。不速之客冲他露出笑容，看起来已经好几天没刮胡子了。
　　“早上好，亚瑟。”
　　酒吧老板侧过身让他进来，重新锁上门，把插销推回原处。“并不是说我不乐意见到你，”他开口，“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鞭子’把你——”
　　“是的。”海因斯脱掉外套，搭在手臂上，大步穿过厨房，“有人在楼上吗？”
　　格里夫斯匆匆跟上，拖鞋在瓷砖上打滑，“两个从罗马来的蠢货，凌晨到的，普利斯科特的人，不是使馆的。”
　　“我需要你帮忙，我在找一个男孩。”
　　“他们也是。”
　　“看在上帝份上。”
　　“还有一个克格勃，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人把他跟丢了。”
　　海因斯猛地停下脚步，木楼梯叽嘎一响，格里夫斯差点撞上他，“一个克格勃？”
　　“差点把负责监视的特工打死，我听说，抢先一步到这里来了，只比楼上那两个早几个小时。那个男孩比他们都早，十三个小时前过了海关。普利斯科特在和意大利人跳探戈，一团糟，SID非常不高兴。而你，”格里夫斯喘了口气，“你是怎么回事？我听过三十个版本的流言，有人说你回来了，另外一些说你叛变了。”
　　“我们以后再谈这个，亚瑟。”
　　海因斯跨过最后几级楼梯，推开门，两个探员都站了起来，年长的那个抬起手又放下来，似乎想去摸枪，半途又改变了主意。“把你们知道的都告诉我。”海因斯开口。
　　年轻的探员本能地对指令作出反应，“有些初步的线索指出克里斯滕可能在苏联人手里，波恩站截获了一些电报，还在破译，不过莫斯科——”
　　“闭嘴。”他年长的同僚打断了他，年轻人瑟缩了一下，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子，“这是我们的案子。我相信海因斯需要赶回伊斯坦布尔，做他的本职工作，而不是把手伸到别人的任务里。”
　　“你连自己的手指在哪里都找不到，韦斯，更别提找一个人了。”海因斯转向格里夫斯，后者仍然站在门口，像只犹豫不决的土拔鼠，“‘教授’还活着吗？那个码头流浪汉？”
　　“是的，上星期来这里讨要了一个鲣鱼三文治。”
　　“去和他谈谈，多给他几个里拉，让他留意我们的男孩。至于你，”海因斯指了指年轻的探员，后者站直了些，“盯着飞机和火车，尤其是那些去法国和德国的，先往西再往东，索科洛夫的路线常常是这样。”
　　韦斯抓住他的手肘，“你不能在这里发号施令。”
　　“你可以打电话向普利斯科特抱怨，叫他多派几只小狗来把我赶走。”海因斯挣脱了他的手，“在此之前，这里我说了算。”
　　

　　☆、Epi。15

　　15。
　　那是个很小的房间，滞闷，有一种潮湿的矿物气味。窗户用砖头封死了，又或者这是个地下室，本来就没有窗户，莱昂不知道哪个可能性更糟糕一些。他的手被铐在背后，疼痛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现在已经麻木了，头上被枪柄砸过的地方还是隐隐作痛。唯一的光源是一盏灯，正对着莱昂的脸。当审讯者说话的时候，那声音仿佛来自眩目的光线中央。
　　“你希望我把手铐解开吗？”
　　还是那种棱角分明的口音，仿佛每个辅音都用剃刀削尖了，问得很仔细，甚至有些担忧，莱昂几乎要相信他真的关心自己的意见。为了躲开刺眼的灯光，莱昂只能盯着地面。阴影移动起来，他与其说看到，不如说是感觉到索科洛夫绕到背后，打开了手铐。他下意识地抬手挡住灯光，但仍然什么也看不清，椅子嘎吱一响，审讯者坐下了。
　　“在斯特拉斯堡领事馆工作多久了，克里斯滕先生？”
　　莱昂吞咽了一下，喉咙干得像砂纸。他从来没有接受过反审讯训练，□□只给他提供了两个星期的语言浸入课程，有趣的措辞，“浸入”，像是给流水线上的半成品喷漆，再打包送走。“三年。”他小声回答，放下手，揉着手腕上的勒痕，灯光毫不退让地聚焦在他脸上，一只严厉的独眼。
　　“不短的时间。”
　　“我猜是的。”
　　“你为中情局工作的时间也差不多吗？”
　　莱昂抬起头，想看看审讯人的脸，但面前只有白光和黑暗，“我从来不是中情局雇员。”
　　“克里斯滕先生，”索科洛夫的声音往下降了一个音阶，像是在责备一只屡教不改、坚持在地毯上撒尿的狗，“钥匙已经回到我们手上，你再没有什么任务需要顾虑了，不如为你和我都节约一点时间。”
　　“我没法告诉你我不知道的东西。”
　　“你在贝尔格莱德接应‘乌鸦’，然后带着钥匙到土耳其和已知的中情局特工接头，再逃到这里，现在你想说服我你只是一个发报员。普利斯科特的人通常不会把故事编得这么糟糕，普利斯科特是你的招募人，对吗？”
　　“从没听过这个名字。我只是，”他的喉咙像是被石子堵住了，莱昂咳嗽了一下，“我只是按领事的指令做。”
　　“哪一个领事？”
　　“斯特拉斯堡的领事。”
　　“关于我们在西欧的情报网，中情局知道了多少？”
　　“我发誓我不知道，我只是个发报员。”
　　“我也只是个签证处助理，从档案上看的话。”停顿，火光一闪，莱昂闻到烟草的气味，“你抽烟吗，克里斯滕？”
　　“不。”
　　“聪明的决定。”
　　中场休息，索科洛夫转而问起了康涅狄格，想知道那是不是一个气候温和的好地方，然后又问他是否喜欢斯特拉斯堡，以及它的阴郁天气和木板筋房。莱昂尽可能简短地答话，越发不安，想不明白审讯的节奏。
　　“为什么是热那亚，为什么不是其他地方？”他最后问道，更像是自言自语，而不是讯问，“海因斯的决定，还是你的决定？”
　　“他的。”
　　“你们的计划是什么？”
　　他的手开始发抖，莱昂把手交握在一起，试图制止这种颤抖。他的大脑费劲地运转着，给他展示一系列可怕的景象：海因斯的尸体，随后是他自己的尸体，倒在某栋旧房子的地下室里，额头有一个弹孔。“他死了，不是吗？你杀了他？”
　　长久的沉默，莱昂盯着黑暗中那点火光，直到它落在地上，被鞋跟碾灭。“回答问题，克里斯滕先生，你们原本的计划是什么？借道法国，把钥匙送到军情六处的表兄弟手上，我想。别不作声，我没有兴趣把一条小鱼带回莫斯科，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把你放回水里，简单的交易。”
　　“我不——”
　　他挨了一拳，血腥味在嘴里炸开，震惊和疼痛一样尖锐；第二拳打在胃部，莱昂弯下腰，发不出声音。索科洛夫抓住他的衣领，把他从椅子上拽了起来，几乎双脚离地。“你有一个小时可以考虑我的提议，克里斯滕先生，我希望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已经准备好提供一些有用的答案了。”
　　苏联人松了手，莱昂滑到地上，蜷缩起来。灯熄灭了，门打开又关上，把他留在凝滞的黑暗里。
　　——
　　海因斯推开门。
　　热那亚已经彻底醒来了，贩卖甜食的推车、卖唱者和乞丐占据了广场上惯常的位置。雾气散去了，如果角度合适，能从建筑物的缝隙里看见港口林立的桅杆和船帆。格里夫斯跟在后面出来了，提着野餐篮，软拖鞋换成了一双深棕色的麂皮鞋。
　　如果有人恰好留意到他们，多半会认为这两位先生是去海钓的。这毕竟是个晴朗无云的日子，风浪有些，但并不足以构成问题。他们沿着坡度和缓的窄巷走向码头，一个有趣的组合，一个高而瘦削，看上去像只脾气不好的鱼鹰；另一个圆胖壮实，所剩不多的白发像棉絮一样装饰着耳朵。就海因斯记忆所及，这位偏爱彩色毛线背心的爱尔兰人一直都是意大利谍报网的一部分，六三年到六七年在罗马，六八年搬到这个西北港口城市，再没有离开。
　　“要是手头没钱，‘教授’会待在码头上，能晒到太阳的地方。只要有点零钱，他会在‘三角帆’咖啡厅里躲着，‘避风’，他是这么说的，‘我的腿疼得厉害’，只要有人听，他会没完没了地——哦，好极了，看，他在码头上，这可怜人最近恐怕运气不好。”
　　流浪汉看着他们靠近，假如他有什么表情的话，都藏在蓬乱纠结的胡子和头发下面了。格里夫斯在他旁边坐下，打开野餐篮，逐一取出威士忌、乳酪、苹果、面包卷和裹在锡纸里的火腿。“教授”大笑起来，听着像兴奋的狗吠，伸手拿起酒瓶，塞进鼓鼓囊囊的大衣里，对格里夫斯说了什么。
　　“至少我们知道烈酒让他高兴。”海因斯说。
　　“他问我们是不是又在找人。”
　　“跟他说说我们的男孩。”
　　流浪汉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飞快地说着话，伴着夸张的手势，格里夫斯时不时回答一句si，催促他说下去。海因斯倚在路灯灯柱上，等这场雪崩般的独白结束。
　　“他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