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兵在1917-第8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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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博列维奇很想问，那么巴锡基维为什么要加入这个没有任何约束力的条件呢？不过李晓峰忙着向导师大人报告这个消息，没来得及回答就走了。
多年以后，经历一系列复杂的斗争，乌博列维奇才想通了这个问题：巴锡基维真是老奸巨猾，他加入的这个空泛的条件，对俄国来说，就算答应了也有的是办法以后慢慢扯皮慢慢推脱，不存在立刻执行的可能。也就是说俄国人实质上可以赖掉这笔账，自然不怕答应。而有了这个条款，对巴锡基维个人的政治声望却有极大的好处，他可以向全国人民交代——我尽力了，我对得起你们了。
说直白一点，加入这一条只对巴锡基维有好处，条约签字生效之后，他大可以先辞职，既表现出负责任和悔罪的态度，又不动声色的给下一任总理留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反正他是不会去讨要这笔账的，如果下一任总理讨要不到，那也是下一任总理无能。说不定，借此他还可以东山再起呢！
而这也正是李晓峰嘲笑巴锡基维的原因，这个老小子太黑了，天生就是干这行的好材料！
1919年2月28日，二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俄共八大开幕的前夜。激战了整整10个月的芬兰终于恢复了和平，除了将国家打成一个烂摊子，除了将国家打成泾渭分明的两个部分，这场战争对芬兰没有一点儿好处。
东经28°以东成立一个所谓的社会主义特别行政区，在该区域内，芬兰政府没有司法权、没有行政权、没有税收权、没有征兵、驻军以及军事通过的权力。这么说吧，这个特别行政区除了名义上属于芬兰，其他的一切跟独立国家没有任何区别。
理论上说，这个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实行广泛的民主和自由。但实际上这片区域说话算数的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
“芬兰的战事已经圆满落幕，虽然我们没有完全解放这个国家，但是确保了芬兰兄弟政党在芬兰的合法权益。”李晓峰在八大上就芬兰问题做最后的总结和报告，“我个人认为芬兰社会主义特别行政区将充当我们今后解放芬兰的桥头堡……如果我们能将这个特别行政区打造成一个榜样，必然可以让其他的芬兰人民看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这份报告很长很扯淡，实际上没有多少干货。所有的人都清楚，芬兰社会主义特别行政区将来的规划，那是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事儿，李晓峰说了不算。
确实，李晓峰现在的地位还太低了，像这种大事，他最多也就只有一点儿建议权。
“我认为芬兰社会主义特别行政区如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积蓄力量，应该生产更多的武器，武装更多的赤卫队员。一旦我国的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就应该立刻开展新的军事斗争！”托洛茨基慷慨激昂地说道，“我们不能满足于一小块自留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是没有中间状态的，我们不消灭掉他们，就会被他们所消灭！”
托洛茨基的意思相当明确，他还是要不断革命，把特别行政区的建立当做停战，一旦俄国革命全面胜利了，立刻就要转入反攻，就要赤化芬兰和整个北欧。
他的意见当时应该算主流，包括导师大人在内，大部分布尔什维克跟他的看法相差不多。只不过在轻重缓急上有所差别，比如列宁的意见是：“我们当然不可能跟资产阶级妥协，共产主义没有中间路线可走。但是如何开展斗争，这是一门学问。芬兰的彻底革命肯定要进行，但那不是现在，甚至不是1919年我们要考虑的主要问题。”
导师大人稍微一顿，看了托洛茨基一眼，继续说道：“在1919年，我们党的核心任务是平息叛乱，基本消灭大股白匪军，全面实现国内的和平。其次，量力而为在东欧和中欧开展革命斗争，乘着德奥帝国主义瓦解的时刻，解放两国的无产阶级，并做好迎接协约国集团反扑的军事准备工作。”
列宁每说一句，托洛茨基的眉头就紧锁一分，很显然，列宁对全力输出革命是持有保留态度的，导师大人关注的重点还是俄国，还是更钟情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而这跟托洛茨基对未来革命胜利的关键在于德国的论断有着根本性的差别。导师大人更想稳打稳扎，一步步来，而托洛茨基则是侵略如火，恨不得一口气将全世界的革命火焰全部点燃，来个乱中取胜。
这种差别是根本性的，所以托洛茨基立刻就提出了不同意见：“我不同意。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开展得如此艰难，不外乎两点，第一，无产阶级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力量太弱小，面对敌人的反扑显得力不从心，第二，缺少强有力的支援力量，只是单打独斗。正是这两点决定了我国革命会反复会曲折。”
托洛茨基也意味深长的望了列宁一眼，才继续说道：“所以要争取我国革命的胜利，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在无产阶级力量更强大的帝国主义集团内部开展革命，让帝国主义集团无暇单独扼杀我们……没有了外国干涉势力的支持，我国的白匪军根本就是土鸡瓦狗不堪一击！所以，想要取得我国革命的胜利，出路只有一条，只有在中欧和东欧开展革命！”
这话列宁听着就不爽，按照托洛茨基的意思，俄国的革命只不过是小菜一碟，不值一提，无产阶级革命想要取得胜利必须看德国，德国才是重中之重。
列宁不否认德国无产阶级比俄国无产阶级更强大，也不否认在德国开展革命意义更大。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只需要关注德国革命，而将俄国的革命工作置于次要从属地位呢？
“没有我国的革命，没有一个稳固的后方，我们拿什么去开展德国的革命运动？”列宁再一次强调，“不能因为德国有着更强大的无产阶级，就不管不顾国内的情况。一旦我们全力去关注德国，动用一切力量去支援德国的革命，必然要削弱我国平叛战争的力度，敌人反扑了怎么办？不要忘记了，在二月份我们才刚刚赶走高尔察克，那时候他离莫斯科可是没有多远了！”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吵来吵去也没有个结果，最后还是投票才能解决问题，不过这就不是政治局投票了。这种重大问题必须经过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而这一次，作为候补中央委员，某仙人终于名正言顺的获得了发言的资格。
“开展世界大革命没有错，但是必须要有主次之分，一哄而上四处点火，这不是闹革命，而是马戏表演。而且这样的表演不光无法掀起新的革命高潮，反而会过度的分散我们本来就不算强大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是宝贵的，怎么能够随意挥霍？革命不是煽风点火，更不是点火之后就不管不顾，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李晓峰说得那个叫痛快，正儿八经的发言资格就是比之前不正经的状态要强，“从当前的形势看，我国的革命胜利希望最大，甚至可以说已经看见了胜利的曙光。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先彻底的完成我国的革命！”
说到这，李晓峰被打断了，托派又继续老调重弹，不过他立刻反问道：“怎么会错过时机？我们现在真正把握住的时机只有一个——那就是消灭国内白匪军彻底迎接革命胜利的最好时机！我问你，错过了这个时机，又怎么办？”
仅仅从这一个片段看，这一届中央委员会不可避免的是最能吵架的中央委员会。随着的德奥集团接近崩溃，随着俄国国内的战局一点点好转，之前还能一心一意共度难关的列宁派和托派不可避免的发生争执，理念上的不同导致两派很难在同一问题达成共识，甚至可能互相拆墙脚。可以预见内部斗争将会越来越激烈……（未完待续。）
398八大
3月1日（历史上3月18日）召开的俄共（布）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李晓峰来说，可能仅仅意味着他第一次正大光明的进入了布尔什维克的权力核心机构。但是对于俄共而言，这次代表大会意义非同一般，用历史上惯用的说法，这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大会。
转折意义在哪里？历史上在八大召开的前两天，斯维尔德洛夫因为西班牙流感突然逝世，在大会召开的当天，列宁沉痛的在为了纪念小斯而召开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上说道：
“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是革命者忠于自己事业的永恒象征，是冷静而熟练的处理实际工作，紧密联系群众，善于领导群众的典范！是愈来愈多的无产阶级群众效仿这种范例、不断前进、达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保证！”
在纪念会议结束之后，列宁亲自带领送殡行列来到红场，并在斯维尔德洛夫墓前再次发表了简短的演说。再次强调斯维尔德洛夫是一位为组织工人阶级、为工人阶级做了很多贡献的无产阶级领袖。
“斯维尔德洛夫同志永垂不朽，我们在他的墓前庄严宣誓，要更加坚定的为推翻资本、为解放劳动者而奋斗！”
列宁当时之所以给斯维尔德洛夫如此高的评价，主要是他死得太突然，太不是时候，1919年的三月相当的艰难，不光是战局糜烂，几个月前导师大人才遇刺中弹，紧接着小斯又挂了，随着德国革命的爆发，托洛茨基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可以说当时的导师大人形势是十分艰难。
在那个艰难的时刻，他与其说是在纪念斯维尔德洛夫，还不如说是在自我鼓励和自我激励。在八大上，托洛茨基影响力增长迅速，那是老托跟导师大人实力最接近的时候。在方方面面顶得列宁相当的难受，直到一年之后，匈牙利革命和德国革命基本歇菜，托洛茨基惨遭滑铁卢，导师大人才重新恢复元气。
转折不光是因为斯维尔德洛夫，更主要的是在这次大会上，基本确定了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为基础的斗争路线。那就是努力的输出革命，掀起世界大革命。
连列宁都不得不说：“随着革命的国际意义增大，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者愈发紧密的勾结在一起……由于我们的事业不断发展和成功，各国帝国主义者的反抗和仇恨愈加厉害……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是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真正实在的策源地，因此我国革命成就越大，敌人也就越多……我国处境相当的严峻，所有的同志必须要认清现实，认清所面临的危险，再接再厉。牢记我们不是为俄国革命，而是为国际社会主义革命进行最后的决战！”
这一番话相当的有意思，也相当的不好解读，列宁表面上是为了世界大革命给全党同志鼓励打气，但实际上说来说去围绕的焦点还是俄国。因为俄国革命的成功导致敌人嫉恨，因为敌人嫉恨从而形势严峻，因为形势严峻，从而必须继续努力，努力地争取到俄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就是打赢了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决战。
看出了这番表态和托洛茨基的差别吗？在托洛茨基那里革命的焦点不在俄国，而是德国，只有争取德国革命的胜利，才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而在列宁这里，俄国就已经是决战了。说白了，导师大人还是在跟托洛茨基唱反调，只不过因为形势所迫，他才不能不说说得更加隐晦一些罢了。
当然，那是历史上。如今小斯没挂，导师大人的日子好过不少。虽然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影响力依然巨大。不过总体而言，本次大会虽然通过托洛茨基的路线，确定了一定要搞革命输出，不过是在输出的方式和力度上被列宁捏了闸。
这是对外，对内其实也还有转折，那就是如何对待富农问题。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施之前，布尔什维克跟富农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双方算是和平共处。但是随着余粮征集制度的全面推广，被这项政策搞得最惨的就是富农。
贫农、雇农神马压根就没有什么“余粮”，是破罐破摔，对余粮征集制度没什么感觉，而中农和富农就不一样，算是有点儿结余。结果好容易积攒下来的这点儿口粮自己还没来得及吃一口，就被布尔什维克的征粮队连仓库一起搬走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余粮征集制度就是对中农和富农的抢劫，用布尔什维克的行话来说，就是剥削。虽然在李晓峰的强烈建议下，党给被抢了粮食的中农和富农打了白条。但白条这玩意儿，不能吃不能喝，还不能当钱花，管毛用？
更可气的是，白条上只写了借走粮食，压根就没说什么时候还。这种借法谁受得了？别说是嗜酒如命闹将起来跟北极熊一样凶悍的毛子农夫，换做各位看官，也得爆发。
这么说吧，从1918年冬季开始，随着余粮征集制度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中农和富农开始爆发了，不管是造反也好，还是起义也罢，那个叫轰轰烈烈。
面对富农的不合作态度，导师大人和托洛茨基都没有想过去安抚，因为没办法安抚，不推广余粮征集制度就没有粮食供给前线，前线吃不饱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