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贪局专案-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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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官就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干事，这他是努力去做了，这是不会错的，是黑白分明的。但是干事的过程中还收了人家的钱，这算怎么一回子事呢？你不会不收吗？当时就谢绝，就不收，硬给就隔着窗户给他扔出去，再不行就拿到大会上去宣布，严厉批评，以儆效尤。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他认为那样做了对整个事情是不利的，对自己的工作环境是不利的。他在《我的罪行与反思》中写道：送钱和收钱“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两头保险。都是一对一活动。二是两头害怕。即送钱的怕人不收，收钱的轻意不能不收……通过这种‘人情往来’以消除政治危险，如我不收或返回去，就可能使矛盾明朗化、复杂化。三是几头都好。改善关系，加深了解，皆大欢喜。”
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梁福全给慕绥新送过两万人民币和3万美金，当问他为什么送这些钱时，他回答：“他当时是市委副书记、沈阳市市长。我当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从区法院调到市法院是平调过来的，副局级平调想解决个正局级待遇，想请慕市长今后研究这个问题时说句话。再一个目的是，我分管中级人民法院基建，市政府拨款1500万，总投入是1亿8，当时我想请求慕市长追加一部分拨款。就这么两个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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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钱能不收吗？不收就是没有把梁副院长当成自己人，就是不想让他达到两个目的，那不就得罪了他吗？法院院长，哪怕是副院长，也是不能轻易得罪的。
慕绥新主要是充当收钱的角色，但他非常理解送钱人的心理。因为在他年轻的时候，曾经给一位省里的老领导送过烟，只一盒，这一盒烟却没有送出去，于是对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伤害。那时候还很穷，那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买到的一盒很高级的香烟。但送的方法不对，领导没收。他过于殷勤了，打开包装，抽出一棵，给领导点上了火。自以为很完美，领导却误以为只给一棵尝尝，整包的不给。就说，我抽一棵尝尝就行了，剩下的拿回去吧！这么一来他的压力可就大了，回去以后“我就三夜没睡好觉，想啊想，他不收我的烟为什么，是对我有什么看法，还是不信任我，还是觉得我是另外的人，不是能靠得住的人？”
有三天不睡觉的体验，还能不设身处地的为送钱人着想吗？所以他说：“有些是我比较欣赏的干部，我不想伤害他的感情，我要收。还有一种是关系比较复杂的人，我不能不收，我不收矛盾就暴露了，我不希望处在这种环境之中。”
收钱竟然可以变成掩盖矛盾，维系平衡的一种手段，可以为自己营造一个安全的政治环境。和尚不亲，帽子亲。
他举例子说：“像过去我和马向东有些矛盾，主要是后期在政治上有些矛盾，他愿意搞团团伙伙、朋友这样一些事情，我就要防备一点，这样他的一些好朋友就怕我另眼相看他们，尤其是在马向东被”两规“之后，原来跟他好的那些朋友都纷纷向我靠拢，给我送点钱，送点东西来看望我。这个时候我没有一个不收的，我全收了。我当时的想法是，不能暴露出我对他们的看法，我如果暴露出来有看法，就等于把自己置于矛盾的漩窝中了。我收了。有一个宁先杰，我收了10万，然后把这10万转给贫困户，也就是希望小学和贫困点。我不能退给他。”
因为建委主任宁先杰是马向东的铁哥们，一伙的。
收钱的慕绥新这样说，送钱的人怎么说呢？
沈阳客运集团总经理夏任凡对这个问题是很有研究的。他说：我们研究问题都有一个极端性，但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能说我给老慕钱就起作用了，不给老慕钱就不起作用，只能说给老慕钱增加了浓度和气氛。在腐败的风气下，他如果不收我的钱，就是对我不信任，对我不放心。他收了我的钱，我很感动。他不属于廉政干部，但也不属于专门钻营捞钱的干部，他属于不拘小节，给我送也行，不送也可以，来者不拒，不来，你要有能力我也能用你。老慕不是一个纯粹的贪官。当然我送钱是有目的的，好了能起到激励作用，即对公让我的企业得到市长的支持，对私让领导信任我，最差也对企业和我个人起到一些保护作用。
把送钱收钱这样的行贿受贿行为，很温和地人情化了，并且归纳出很多理由，所以让夏任凡停下这种行为是很难的，让慕绥新承认巨额受贿的事实，他也很不情愿。
但是梅花的信来了。
他很想知道梅花的信息，她到底怎么样了，他很惦着她。办案人员说这是梅花的信。他一愣，当看到信封上的字迹后，他抑制不住地激动起来。打开一看，开头就是非常亲切的“老公”两个字，他便幸福地闭上眼睛，让妻子的呼唤声在空中久久盘旋。他太需要这个亲切的呼唤了。呼唤之后是什么呢？他慢慢睁开了眼睛：
“老公：我把家里的钱和物都交给组织是正确的……”
他立刻不再往下看了，什么都完了，结束了。正确的，当然是正确的，而且是非常正确的。只是你正确了，我却错误了，犯罪了。
他不由得骂道：“妈的，她好了，我完了！”
“这些钱原本就不属于我们。这虽然是我俩的全部家产，但这些就如同一块石头压在我们心上。”
他硬着头皮读下去。她说得当然都是真理。批几个字，说几句话，就能得到数万元，或者数十万元。谁给定的这么高的稿费和讲话费？可是他全都受之无愧了。他履行职务给人办了一点事，却认为这是一种人情，对方认为是人情，他也跟着认为是人情，就把回报人情的钱收下了。能这么简单吗？人情，人情，你不当市长，哪儿有这么大的人情？就是不敢承认这是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钱财，因为这就太赤裸裸了，就是受贿了，要避开受贿这个词。所以叫做“人情往来”，很好听的。好听是好听，不等于没有压力，不等于能够踏踏踏实实地睡觉。“一块石头压在我们的心上”，她说得太准确了，她怎么能有这种体会和感觉呢？他已经对她说了这是奖金，这不是吃拿卡要来的钱。但聪明的女人还是什么都明白了。他想使爱情摆脱金钱的污染，但又不肯釜底抽“金”，所以终未成功。
他忽视了，梅花也在他住院的时候参与了收钱。她也卷进去了，当然也有压力，当然也非常害怕。这是为什么呢？本来都很害怕，很不敢做，也不想做的事，却顺顺利利地做下去了呢？
他回忆说：“住院时给我送钱的，人数很多，面儿很大，影响很坏。当时我已经挡不住了。不是我无所顾忌，顶烟直上，不是那样，我心里非常紧张，非常害怕，非常不愿意，每天我都如坐针毡。可是我又没有办法，奈何不了他们。”
痛苦啊！在被人奉若神明，众星捧月的时候，也非常地痛苦。贪官容易吗？不容易。他们挡不住诱惑的原因，主要是战胜不了自己的欲望。
慕绥新说：“贪官，应该说他已经自觉地进行着一种权力和利益的交易，他整个的工作就是在交易。我也是贪官。”
他说：收钱不是我的初衷，但“为什么越收越多，越收越厉害，就是因为麻木不仁了。私心和贪欲达到一定的程度，就麻木不仁了。”
“润滑剂”
应该说慕绥新的麻木已经达到了一种精神的，甚至是艺术的境界。他收钱收得干净利落，毫不推辞。如果是拖泥带水，半推半就，就显得太小气了，也使送钱的人不舒服，活受罪。这好比做手术——人们不是经常把出钱比做从身上割肉吗？你割半天也割不下来，慕绥新却一刀拿下，多痛快！然后他会给你一个含义非常深广的微笑，就像是给你开了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拿这张支票买下了你身上的一块肉。你还心疼什么呢？值啊！
多少人被慕绥新的这种微笑，征服得五体投地，如醉如痴。就连老谋深算的夏任凡也被老慕征服了，征服得至今还不说老慕一句过头的话。
第一次给老慕送钱的时候他是忐忑不安，非常害怕的。恐怕老慕拒绝。拒绝了，不仅脸面上挂不住——脸面算什么呢？那简直就是对他政治生命的否定和枪毙！
他敲门进屋后，慕市长正在家里，便说听说大嫂出国，表示表示，就掏出1万美元放在了桌子上。当时他紧张极了。但慕市长向他微笑一下，就伸手把钱收起来了。笑得和做得都非常自己人的样子。他立刻感到：“关系到位了！”支票到手了！
的确是一张能够兑现的支票。慕绥新提出让夏任凡当沈阳市交通局局长，但市委常委会没有通过，此后再提任何人当交通局长，慕绥新全部一票否决，致使市交通局3年没配局长。为了给夏任凡解决级别问题，慕绥新另辟蹊径，提议把客运集团从交通局里划出来，升格为市政府直管企业。这样夏任凡这位客运集团总经理就跟市交通局长平起平坐了。当然慕绥新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有许多充足的理由。他认为夏任凡能干，是个人才，这么动一下也很符合改革的要求。
从此夏任凡忠心耿耿地拥护市长，爱戴市长，成为市长可以任意移动的一个可靠的棋子。慕市长太需要下级的拥戴和忠心了，太需要他们听从自己的指挥了，这样沈阳这盘棋才能走活。
而下级们也同样需要，甚至更加需要市长的赏识和重用。
怎样把两个“需要”连接起来呢？正常的渠道不是没有，只是被人们有意地忽视了，最终使它变成了一种纯粹程序和装点门面的东西。人们在走捷径，在使用秘密武器，那就是送钱和收钱。虽然是行贿受贿，但手伸磨眼也得挨。
慕绥新反思说：“政治生活已经不正常了，这里面有很多问题，人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途径来达到目的，只能用钱来做润滑剂。”
上润滑剂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的，时间选得不对，就会出师无名，显得生硬，收不到应有的效果，甚至把事情搞糟。汽车需要保养的时候，才能上润滑剂，人也一样。逢年过节，出国住院，上党校学习，都是好机会。所以，2000年夏天，慕绥新在北京住院，成了送钱的黄金季节。
那时候马向东已经倒了。慕绥新从外界看还没有什么问题，他还照常出国，照常到各部门去发表指示，意思是，你们大家可要看好了，我慕绥新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假象的确把人们唬住了。
过去沈阳的天下常务副市长马向东也占着一部分。现在马向东一倒，就全是慕市长的了。在这历史的转折关头、重要时刻，人们得赶快向慕市长表个态。过去关系好的，要表个忠心，好上加好。过去不好的，或者是马向东那边的人，更要赶快向老慕表态，晚了可就不好了，晚了就赶集不带口袋——存心不良（量）了。此前写过慕绥新举报信的人，一看这阵势，担心撼不动老慕，也赶紧筹好了钱，准备向老慕靠拢。
人们的心情，其中也包括老慕的心情，就像夏季的洪水一样越涨越高，一定要把他淹没。
他怎么能抗拒得了，抵挡得了？
况且从内心深处讲，从潜意识里讲，他也不愿意抗拒和抵挡。
但是他一开始还是很明确的，抗拒，抵挡，不过最终仍变成了徒劳的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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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绥新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我当时很担心，很害怕，我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些措施也没有顶用。我在北京住院，而且病也比较重，大家来看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开始我也没有意识到会来那么多人。我住进医院后，已经和我的书记打过招呼了，让各单位各部门不要来看我，你们替我做做工作。随后我又让秘书通知了两个办公厅，通知市委各大机关不要到北京来。而且我还和医院打过招呼，不要放人进来，我不接待。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挡住。原因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我自己没有这个决心，没有把钱给摔出去。另一方面，这个攻势确实相当强大。他们不仅通过医院内部的人领来看我，还通过北京一些重要机关的人领来看我，守门的卫兵挡不住。”
市物价局长王秀珍坐在了他的病床前。
她后来承认说：“我是在2000年7月份给老慕送过1万美金，当时老慕在北京住院……我怕物价局合并、撤销、降格，看老慕的时候重点谈机构的事，希望在机构改革当中能够保持物价局机构不合并，不降格。”
又有许多人来到了他的病床前。
一拨一拨地来，却一个一个地见。
得留下“一对一”的机会。筷子夹豌豆——一次一个。
这次住院，他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