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家族-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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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你这个Ｖ样！”任副官踢了王文义一脚，说：“看你劈腿拉胯，好象骒马撒尿，揍你都揍不上个劲。”
玲子喜欢看任副官打人，喜欢听任副官骂人。任副官潇洒的神态令她如痴似醉。任副官没事时，常在我家的空场上背着手散步，玲子躲在墙后偷偷看他。
任副官问：“你叫什么名字？”
“玲子。”
“你躲在墙后看什么？”
“看你哩。”
“你识字吗？”
“不识。”
“你想当兵吗？”
“不想。”
“噢，不想。”
玲子后来感到后悔，她对我父亲说，要是任副官再问她，她就说想当兵。但任副官没有再问。
玲子和我父亲他们趴在墙头上，看着任副官在空场上教唱革命歌曲，父亲身矮，脚下垫了三块土坯才能看到墙里的情景，玲子把秀挺的下巴支在墙上，紧盯着沐着朝霞的任副官。任副官教着队伍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同胞们快起来，拿起刀拿起枪，打鬼子保家乡……
队伍里的人拙嘴笨舌，总学不出正调。趴在墙外的孩子们，把这首歌儿学得滚瓜溜熟。我父亲生前，还牢牢记着这首歌的曲词。
（）
玲子姑娘有一天大着胆子去找任副官，误入了军需股长的房子。军需股长是余司令的亲叔余大牙，四十岁多，嗜酒如命，贪财好色，那天他喝了个八成醉，玲子闯进去，正如飞蛾投火，正如羊入虎｜穴。
任副官命令几个队员，把糟蹋玲子姑娘的余大牙捆了起来。
那时，余司令落宿在我家，任副官去向他报告时，余司令正在我奶奶炕上睡觉。奶奶已梳洗停当，正准备烧几条柳叶鱼下酒，任副官怒冲冲闯进来，吓了奶奶一大跳。
任副官问奶奶：“司令呢？”
“在炕上睡觉哩！”奶奶说。
“叫他起来。”
奶奶叫起余司令。
余司令睡眼惺忪地走出来，伸一个懒腰，打一下哈欠，说：“有什么事？”
“司令，要是日本人奸淫我姐妹，当不当杀？”任副官问。
“杀！”余司令回答。
“司令，要是中国人奸淫自己姐妹，该不该杀？”
“杀！”
“好，司令，就等着你这句话。”任副官说，“余大牙奸污了民女曹玲子，我已经让弟兄们把他捆起来了。”
“有这种事？”余司令说。
“司令，什么时候执行枪决？”
余司令打了一个嗝，说：“睡个女人，也算不了大事。”
“司令，王子犯法，一律同罪！”
“你说该治他个什么罪？”余司令阴沉沉地问。
“枪毙！”任副官豪不犹豫地说。
余司令哼一声，焦躁地踱着脚，满脸怒气。后来，他脸上又漾出笑容，说：“任副官，当众打他五十马鞭，给玲子家二十块大洋，怎么样？”
任副官刻薄地说：“就因为他是你亲叔叔？”
“打他八十马鞭，罚他娶了玲子，老子也认个小婶婶！”
红高粱。8
任副官解下腰带，连同勃郎宁手枪，摔到余司令怀里。任副官拱手一揖，道一声：“司令，两便了！”便大踏步走出我家院子。
余司令提着枪，看着任副官的背影，咬牙切齿地说：“滚你娘的，一个学生娃娃，也想管辖老子！老子吃了十年拤饼，还没有人敢如此张狂。”
奶奶说：“占鳌，不能让任副官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妇道人家懂得什么！”余司令心烦意乱地说。
“原以为你是条好汉，想不到也是个窝囊废！”奶奶说。
余司令拉开手枪，说：“你是不是活够了？”
奶奶一把撕开胸衣，露出粉团一样的胸脯，说：“开枪吧！”
父亲高叫一声娘，扑到了我奶奶胸前。
余占鳌看着我父亲的端正头颅，看着我奶奶的花容月貌，不知有多少往事涌上心头。他叹一口气，收起了枪，说：“弄好你的衣裳！”便手提马鞭，走到院里，从拴马桩上解下他那匹精致的小黄马，不及备鞍，骑到了训练场。
队员们懒散地倚在墙上，见到余司令来了，便立正站好，没有一个人吭气。
余大牙被绑住双臂，拴在一棵树上。
余司令跳下马来，走到余大牙面前，说：“你真干啦？”
余大牙说：“鳌子，给老子松绑，老子不在你这儿干啦！”
队员们瞪着大小不一的眼，看着余司令。
余司令说：“叔，我要枪毙你。”
余大牙吼叫着：“杂种，你敢毙你亲叔？想想叔叔待你的恩情，你爹死得早，是叔叔挣钱养活你娘俩，要是没有我，你小子早就喂了狗啦！”
余司令扬手一鞭，打在余大牙脸上，骂一声：“混帐！”接着便双膝跪地，说：“叔，占鳌永远不忘你的养育之恩，您死之后，我给你披麻戴孝，逢年过节，我给你祭扫坟墓。”
余司令翻身跳上马背，在马腚上打了一鞭，向着任副官走去的方向，飞马追去，得得答答的马蹄声，把一个世界都震动了。
枪毙余大牙时，父亲在场观看。余大牙被哑巴和两个队员押到村西头，刑场选在一个积着一汪汪乌黑臭水，孳生着大量蚊虻蛆虫的半月形湾子边。湾崖上孤零零地站着一棵叶子焦黄的小柳树。湾子里扑扑通通地跳着蛤蟆，一堆乱头发渣子边上，躺着一只女人的破鞋。
两个队员把余大牙架到湾崖上，松开手，看着哑巴。哑巴从肩上抡下步枪，拉动枪栓，子弹清脆地上了膛。
余大牙转过身，面对着哑巴，笑了笑。父亲发现他的笑容慈祥善良，像一轮惨淡的夕阳。
“哑巴兄弟，给我松了绑，我不能带着绳子死！”
哑巴想了想，提枪上前，从腰里拔出刺刀，噌噌噌三五下，把细麻绳挑断。余大牙舒展着胳膊，回转身，大喊：“打吧，哑兄弟，打准｜穴位，别让我受罪！”
父亲认为人在临死前的一瞬间，都会使人肃然起敬。余大牙毕竟是我们高密东北乡的种子，他犯了大罪，死有余辜，但临死前却表现出了应有的英雄气概，父亲被他感动得脚底生热，恨不得腾跳。
余大牙面向臭水湾子，望着在他脚下的水汪子里，野生着几片绿荷，一支瘦小洁白的野荷花，又望着湾子对面光芒四射的高粱，吐口高唱：“高粱红了，高粱红了，东洋鬼子来了，东洋鬼子来了，国破了，家亡了……”
哑巴的枪举起放下，放下举起。
两个队员说：“哑巴，向司令说说情，饶了他吧！”
哑巴拄着枪，听着余大牙把那首歌子杂乱无章地唱。
余大牙回转身，怒目圆睁，大叫：“开枪呀，兄弟！难道还要我自己崩了自己吗？”
哑巴托起枪，瞄了瞄余大牙瓦块般的额头，勾动了扳机。
父亲看到余大牙的额头像碎瓦片一样迸裂了，紧跟眼见的情景耳朵听到沉闷的枪声。哑巴在枪声中低下头，一缕雪白的硝烟，从枪筒里吐出来。余大牙的身体静止了两眨眼的功夫，就像一截木头，疾速地跌到湾子里。
哑巴拖枪便走。两个队员尾随着。
父亲和一群孩子们，胆战心惊地涌到湾子边，居高临下地看着仰面朝天躺在湾子里的余大牙。他的脸上只剩下一张完好无缺的嘴，脑盖飞了，脑浆糊满双耳，一只眼球被震到眶外，像粒大葡萄，挂在耳朵旁。他的身体落下时，把松软的淤泥砸得四溅，那株瘦弱的白荷花断了茎，牵着几缕白丝丝，摆在他的手边。父亲闻到了荷花的幽香。
后来，任副官搞来了一口黄缎子挂里、外刷了铜钱厚清油的柏木棺材，把余大牙盛装厚葬，坟墓建在湾子边那棵小柳树下。出殡那天，任副官黑衣挺括，毛发灿烂。他的左臂上缠了一块红绸子。余司令披麻戴孝，大声嚎哭。一出村头，他用力把一个新瓦盆摔在砖头上。
那天，奶奶给我父亲缠了一道白孝布——奶奶自己也是披麻戴孝，父亲手持一根新鲜的柳木棍子，跟在余司令和奶奶后边走。父亲亲眼见到瓦盆的碎片从砖头上迸起的情景，接着想起余大牙的脑壳也像瓦片一样迸裂的情景。父亲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这两次极端相似的破碎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联系。这件事情与那件事情碰到一起，还会出现第三个情景。
父亲一滴眼泪也没掉，冷眼观察着送葬的人。送葬队伍在柳树下围成一个圆圈站定时，那口沉重的棺木，由十六个精壮的小伙子，扯着八根一把粗的麻辫子的两头，轻轻地送下深深的墓｜穴。余司令抓起一把土，冷酷地打在锃亮的棺盖上，砰然一响，人心动摇。几个持锹的人，扎起大块的黑土，填到墓｜穴里，棺材愤怒地叫着，渐渐隐没在黑土之中。黑土上长，填平了墓｜穴，隆出了地面，凸成一个馒头状的大丘。余司令掏出枪来，对着柳树上面的天，连放三响。子弹鱼贯着穿过树冠，冲掉几片细眉般的黄叶，在空中旋转着飞。三颗亮晶晶的弹壳，弹到腐臭的湾子里，一个男孩子跳下湾子，噗噗哧哧地踩着绿色的淤泥，把弹壳捡走了。任副官掏出勃郎宁手枪，断断续续地放了三枪。勃郎宁子弹出膛，打着鸡鸣般的呼哨，冲向高粱上空。余司令与任副官各提着冒烟的手枪，四目对视。任副官点点头，说：“是大英雄自风流！”然后就插枪进腰，大步往村里走去。
父亲发现余司令提着枪的手臂缓缓地举起来，枪口追踪着任副官的背影。送葬的人惊讶万分，但无人敢吱声。任副官全无知觉，昂首阔步，有条不紊，迎着齿轮般旋转的太阳，向着村子走。父亲看到手枪在余司令手里抖了一下。父亲几乎没有听到这一声枪响，它是那么微弱，那么遥远。父亲看到这粒子弹在低空悠闲地飞翔，贴着任副官乌黑的头发滑过去。任副官头也不回，保持着均匀协调的步子继续前行。父亲听到从任副官那儿，传来嘬唇吹出的口哨声，曲调十分熟悉，是『高粱红了，高粱红了！』。我父亲热泪盈了眶。任副官越走越远，身影愈高大。余司令又开了一枪。这一枪惊天动地，子弹的飞行与枪声的飞行同时被我父亲感知。子弹打在一棵高粱颈上，高粱落地。在高粱穗子落地的缓慢行程中，又一棵子弹把它打碎。父亲恍惚觉得，任副官弯腰从路边揪了一朵金黄｜色的苦菜花，放在鼻子下久久地嗅着。
（）
父亲对我说过，任副官八成是个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里，很难找这样的纯种好汉。只可惜任副官英雄命短，他在昂首阔步，走出了大英雄八面威风之后三个月，竟在擦洗那支勃郎宁手枪时，自己走火把自己打死。枪弹从左眼进去，从右耳出来，他的半边脸上沾满了钢蓝色的粉末，右耳流出了三五滴黑血，人们听到枪声扑进去，他已经歪倒在地死了。
余司令捡起任副官那支勃郎宁手枪，良久不语。
奶奶挑着一担拤饼，王文义的妻子挑着两桶绿豆汤，匆匆地往墨水河大桥赶。她们本来想斜穿高粱地，直插东南方向，但走进高粱地后，才发现挑着担子寸步难行。奶奶说：“嫂子，走直路吧，慢就是快。”
奶奶和王文义的妻子，像两只飞翔的大鸟，在非常空虚的大气里，极端充实地移动。奶奶换上了一件深红上衣，头上的黑发用梳头油抹得乌亮。王文义的妻子精悍短小，手脚利索。余司令招兵买马时，她把王文义送到我家，让奶奶帮着说情，留下王文义当游击队员。奶奶一口答应。余司令碍着奶奶的情面，就收留了王文义。余司令问王文义：“你怕死不怕？”王文义说：“怕。”他妻子说：“司令，他说怕就是不怕，日本飞机把俺的三个儿子全炸成了碎块。”王文义天生不是当兵的料，他反应迟钝，不分左右，在操场练习步伐时，不知道挨了任副官多少揍。他妻子帮他出了个主意，让他在右手里握着一截高粱秆，听到右转的口令时，就往握着高粱秆的手这边转。王文义当兵后没武器，奶奶把我们家那支鸟枪给他。
她们走上弯弯曲曲的墨水河堤，顾不上看堤坡盛开着的黄花和堤外密密匝匝的血红高粱，一个劲儿地往东赶。王文义妻子受惯了苦，奶奶享惯了福。奶奶汗水淋淋，王文义妻子一滴汗珠也不出。
父亲早就跑回桥头。父亲向余司令报告，说拤饼一会就到，余司令满意地在他头上打了一巴掌。队员们多半躺在高粱地里，对着太阳晒鼻孔。父亲闲得发闷，便转到路西边高粱地里，去看哑巴他们在干什么。哑巴精心地磨着腰刀，父亲手按着腰里的勃郎宁，站在哑巴跟前，脸上挂着胜利者的笑容。看到我父亲，哑巴龇牙一笑。有一个队员睡着了，打着很响的呼噜。没睡觉的人也无精打采地躺着，无人和父亲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