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在上-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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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范围实在小得可怜，却也足以让他失去清醒的认识和自我判断能力。
我们的费导就是那种典型的在旧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官僚主义”导演，长时间沉浸在一种唯我独尊的小环境里，培养了他极度自我的性格。这使得他即便是在工作之外，也要时时处处都显得与众不同。除了起居饮食别具一格，就连平时的闲谈戏语，他也总是要表现得高人一头。
我曾经试着把他散碎的自我描述综合在一起，结果便惊奇地看到了一个举世无双的完美男人——首先，他是一位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的优秀导演；同时还是个音乐奇才、运动健将和文坛精英，兼而还有着“黑白两道”的神秘背景。此外，他还是一流的特技驾驶员、按摩师、烹饪专家、投资者、垂钓和围棋高手、修理工、画家、舞蹈家、风水先生、文物专家、太极拳和合气道大师、心理问题专家、优秀的父亲、非人类语言学家、藏传佛教及地外文明的研究者……总之，在你能够想到、谈到的任何领域里他都有着超越常人的体验，甚至来高原后大便干燥的时间都要比别人长……
除了他本人，他的家人也是个个出类拔萃、卓尔不群——他的夫人是个完美女人，不仅形容娇美、温柔贤淑、还是个诗人和居家理财的高手；他的儿子更是个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天才少年；他的母亲是集传统和现代于一身的伟大女性的代表；他的父亲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倡导者和生力军；就连当年他二舅姥爷去东北逃难时养的一只不会下蛋的病鸭子，都有着不畏权贵、忠贞节烈的高贵品格……
坦白讲，我不相信上帝能够坐视一个人有如此无懈可击的完美人生还会允许他活过四十岁，因此我对费导这些无从考证的辉煌资历一直持彻底的怀疑态度。同时，他那种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的行事风格也激起了强烈的反抗情绪。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认为有义务在他即将滑入极端个人主义的深渊时给他一点冷静的提示。
因此，我便开始处心积虑地寻找那些可以提醒他的机会……
冲突3
一九九六年十月七日晚，费导召开了一次例行的“剧情讨论会”，剧组全体成员除司机“周八蛋”因消化不良出去“消食”外几乎尽数到场。会上，费导宣布他准备在剧中加入一组“女红军河边裸浴”的香艳镜头。当他慷慨激昂地阐释这种表现如何必要和具有“人性化”色彩时，我在一片寂静中公然发出了“嗤”地一声窃笑。费导当时并没有发作，只是用他特有的霸道眼神轻轻瞄了我一眼。我想他一定知道——因为这一点点不同见解就跟我这样一个不入流的后生当众发生争执，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件光彩照人的事。
不知是不是我的笑声给了大家某种心理暗示，当晚竟没有一个人公开支持费导的拍摄计划。加上女红军的扮演者徐淼强烈反对，最终导致这一“惊世骇俗的创意”彻底流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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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和费导终于发生了第一次正面摩擦。起因是他一口咬定我带领几个场工花了近两个小时堆起来的“坟头”“看起来象个菜包子”。我知道他是在为头天晚上的事寻机报复，因此便毫不犹豫地反辱相讥。事态很快就发展到了互骂“###”的程度，如果不是工作人员及时劝解，我相信这次争吵很快就会殃及双方的家长。
傍晚，费导再次找衅说我生起的篝火不够“熊熊猛烈”。
我忍无可忍地说：这他妈是高原，汽油都不好好着，我能有什么办法？他说：我不管，你他妈吃这碗饭就得干到我满意。我说：我他妈吃这碗饭也不是神仙，你他妈有本事你自己生。他说：我生要他妈你干吗，就这水准也好意思出来混？我说：连你他妈这水准都敢出来做导演，我还有什么不好意思混的呢……
冲突迅速升级到剑拔弩张的程度。说实话，当看着导演把他的军大衣摔在地上，露出他雄伟的将军肚时，我的心里着实有些忐忑不安——虽然我从小并不缺乏与人打斗的经验，可是却从来没有遇到过一位如此学贯古今的全能高手。更何况，他还有着“黑白两道”的传奇背景……
我恍惚已经看到了自己七孔流血、五官变形的惨淡结局，如果不是观众太多，我甚至打算一走了之。
然而，我们的费导并没有真的冲到我面前——他在现场所有围观者都被他的气势所震慑、未能上前阻止他的情况下，及时地“犯了心脏病”，一屁股坐在现场唯一一块干净平坦的小土坡上……
当晚九点二十分——我的大便时间。
其实原本我的大便时间是早上八点零五分，这是近些年来我唯一每天坚持准时完成的功课。可是到了高原之后不知是因为水土不服还是“肝火”过于旺盛，竟使我的生物钟向后延迟了十三个小时又十五分钟。
当时，我揣着一卷手纸刚走到楼道里，就听见费导在房间里用他那山东人特有的洪亮嗓音吼道：“他他妈算什么东西！小兔崽子成天跟我较劲！这戏还怎么拍呀？！”
“行了费导！丫就是一###农民！你跟他较什么劲呐！”这是副导演王亭立的声音。
“别生气了老费，这事儿都怪我。要不是朋友介绍的，我才不找这么个‘棒槌’呢！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就当给我个面子……”蔺主任说。
“哎呀！费导！您可千万别生气喽！为个‘棒槌’气坏了身子多不值啊！再说了，您要是病了我们该怎么办呢……”这是那个会叫“爸爸”的女演员的声音。
我猜想他们谈到的那个“小兔崽子”、“###农民”和“棒槌”应该就是我，尽管已是非常气氛，我还是头也不回地冲进院子里的公用厕所。因为我并不希望在战斗中发生那种有失身分的事情……
冲突4
蹲在高原清凉的夜色里，我胸中的愤懑象肚子里那些干燥、坚挺的大便一样无法排解。让我耿耿于怀的倒不仅仅是被骂成了“###”，因为在我看来，“###”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普遍存在的一个群体——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一样，每个人也会有自己心目中的“###”。至于要把谁想象成“###”，那是法律赋予每位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你当然可以把任何你中意的人选说成“###”，同时也应该允许人家给你同样的待遇。
因此，我虽然讨厌这个称呼，却并不觉得特别难以接受。可是让人想不通的是，为什么他们非要在“###”后面加上“农民”两个字。这让我觉得我的人生非常失败——要知道我们整个家族都在期待着我能成功地进化为一个真正的“城市人”。经过多年的不懈追求，我自认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可没想到祖孙三代人的努力都没能揭掉我脑门上的“农民”标签。以至于即使做了“###”，我仍要低人一等……
着满天硕大无朋的星斗，我开始深刻的思考。
当屁股冰冷得如同院子里那尊比例失调的大理石雕像时，我终于为自己的失败找到了真正的原因——我想这与我祖上的农民身份无关，而真正让我陷入孤立的，其实是自己不懂得审时度势的幼稚性格。要知道，做为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物种，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遵守“社会规则”。而做为一个“文明人”最起码的行为标准就是要学会屈服、学会妥协、学会向强势低头。在这一点上我们和那些至今仍然生活在非洲草原上的原始祖先并没有多大区别——虽然经过多年的演化我们已经不再依据体重和生殖器的大小来决定社会地位，可那种趋炎附势、弱肉强食的性格却一点都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我还想到了“丹佛”。我觉得自己的表现确实有些对不住这位老朋友的提携，哪怕是出于对朋友的责任，我也不应该把事情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想到这里，我的心情重又变得轻松疏朗了些。我想，也许今后我应该学着聪明起来——就象剧组里那些懂得本分的人，虽然他们每个人也都会犯错，却并没有象我这样招致如此的非议。从理论上讲，他们中应该也不乏会有人象我一样对导演心怀不满，不同的是他们已经学会了隐忍。
离开厕所时，我的人生已经焕然一新——我发现，当一个人执著于某种不切实际的想法时，痛苦便会成为他的伙伴。而有些时候，做个“顺民”其实是件蛮幸福的事。因此，我并没有象最初设计的那样冲进导演的房间大打出手，而是心平气和地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从第二天开始，我便涤除心中芥蒂，决定重新做人。我不再跟任何人争辩，也不再费尽心机地和导演作对。除了努力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依然会对其他部门的同事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不同的是我已不再试图和他们成为朋友。闲暇的时候，我还是更愿意跟那几个给剧组帮忙的当地藏民呆在一起——这也许就是缘于我骨子里的农民血统……
然而我的改变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反馈——导演依然对我怀恨在心，而他那些铁杆儿追随者们也依然象躲避瘟神一样对我避之不及。有些胆大的甚至开始公然对我冷言冷语，那架势好象我上辈子就曾经玷污了他家的女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个藏族场工却早已把我当成了“自己人”。负责给组里送奶茶的老大爷不仅开始夸我“象个藏族小伙子”，还偷偷塞给我一大块酥油，嘱咐我每天抹一些在嘴唇上就可以避免象“导演那些人”一样，因嘴唇长期爆裂出血而常常被人怀疑刚偷吃了牧民家的牲口。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则开始主动给我推荐哪个牧民家的女孩子漂亮，甚至主动请缨要带我去“爬帐篷”……
我想，也许最初的“阶级”就是这样产生的。
剧组里对于我的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的只有刘柏生和徐淼俩个人。刘柏生顶着导演的冷眼和暗示，时常会帮我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徐淼则坚持在每一个公开场合坐在我身边。
我和导演吵架后的第三天，剧组完成了在康定的拍摄任务。转场前的联欢会上，徐淼不断地约我跳舞。我不知道她这么做是出于对我的好感，还是想籍此摆脱导演的纠缠。总之那天晚上，我一直觉得很幸福……
徐淼1
对徐淼最初的好感缘于她拒绝与导演同乘一辆车。
谁都知道，在剧组里随时随地都会有那些不惜“舍身取义”的年轻女演员愿意与导演“同甘共苦”。做为组里无可争议的“女一号”，能够断然拒绝导演的示好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从进驻高原的第一天开始，我便对徐淼一直心存敬畏。
到高原后，徐淼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高原反应，每次吃饭时总是看着饭菜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剧组里几乎所有的男性成员都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对她表达了人道主义关怀。由于缺乏足够的自信，我并没有加入这个慰问的洪流。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坐到了我身边，于是我便敦促她无论如何也要吃东西，并且几乎是硬逼着她喝下了一碗豌豆尖汤。从那之后，徐淼开始吃东西，而且只要条件允许，她便会坐在我的身边……
后来随着拍摄工作的展开，我又被指定帮她打绑腿，这样一来二去大家便很快熟络起来。
拍摄的间隙，大家偶尔也会坐在一起说笑。在我眼里，徐淼是个过于成熟、优越的女人。和她讲话时我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更没有勇气去打探她的私人细节。我对她的了解都是通过她的自我陈述，而她本人似乎又不是那种喜欢张扬表现的人。因此除了知道她大我五岁、已婚、大学里的专业是编剧之外，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至于她对我的“刮目相看”是不是因为那一碗豌豆尖汤，更是自始至终都不得而知。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剧组转场到了红原。
我也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次转机——出于拍摄需要，剧组租用了当地牧民的两匹马。做为组里的“道具师”，我自然对这两匹马负有管理责任。这正好给了我一个展示特长的机会——因为早在大学那次青海写生时，我就学会了骑马。
为了不影响拍摄，每天早晨我总要提前出发，和马主人十六岁的小女儿央宗一起把马骑到外景地。然后再艰难地骑在马屁股上，帮其它部门的工作人员把那些笨重的器材驮到汽车到不了的拍摄现场。当然，有时也包括我们“多愁多病”的导演和那位娇滴滴的女演员。
骑马屁股对于初学骑马的人来说应该属于有难度的动作。因为马的屁股和脊背虽然相距不足咫尺之遥，骑上去的感受则是天壤之别——马的背部是它在运动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