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学生百科全书-第3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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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枚最珍贵的邮票是由英国小学生波恩发现的。1873 年，13 岁的波恩随
家人来到英属圭亚那。他是一个集邮爱好者，常在家里寻找邮票。一天，他
在外祖父房间里翻出了这枚圭亚那桃红色一分邮票，同时样子也十分肮脏。
波恩不喜欢它，于是就把这枚邮票以 1 元 50 先的价格售给了邮商 N。R。马
基诺先生。5 年后，马基诺将它连同别的邮票以大约 500 美元的售价售给了
利物浦的邮商托里斯·里德巴斯。里德巴斯于 1880 年又把这枚邮票以约 650
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德国的奥地利籍集邮家费拉里伯爵。
1917 年，费拉里去世，遗嘱写明把他的部集邮捐赠给德国邮政博物馆。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政府把邮政博物馆的邮票充作战争赔款的一部
分移交法国。法国政府于 1921～1925 年间委托巴黎邮票市场公开拍卖这批邮
票。英王乔治五世与各国集邮家竞相争购这枚稀世珍品，结果，美国集邮家
赫恩德以 38000 美元购得。赫恩德在他 1933 年去世前把这枚珍贵的邮票赠
给了他的妻女，它又被 1940 年转售给了一个隐名的美国集邮家。从此，这枚
“残疾”珍邮就留在了美国。
为了“只有 1 枚”
世界孤品，1853 年发行的 1 美分英属圭亚那邮票作为德国战争赔偿的一
部分来到法国后，陈萨·海因德享有达 11 年之久，不料，有一天他却碰到了
一件难以置信的事。
据说，有一天他家来了一位客人，说要出售自己的另一枚英属圭亚那一
美分邮票。海因德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严密地检查、测定了这枚邮
票，并且与自己仅有的 1 枚邮票作了比较，在高倍放大镜下进行研究，结果
却没有发现什么不同的地方，没有丝毫可疑之处。他手头不缺钱，也无需多
加考虑，如数支付了客人所要的价款，买下了这枚邮票，当即在这位客人面
前烧掉了，并说：“好了，毕竟还是只有 1 枚！”
这个故事是否属实，大概已无从查明。海因德 1933 年去世，这个秘密也
和他一起葬入了坟墓。
“诺亚方舟”的发掘
1858 年 1 月 1 日，俄国发行了第一枚邮票，因此，人们普遍认为这枚面
值 10 戈比的邮票是俄国最早的邮票。可是，1880 年前后，有人传说有一枚
比 1858 年的邮票更古老的俄国邮票在高加索使用过。这一传说成了各地集邮
家们发掘寻觅的重点。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俄国的一位大集邮家 K。K。施米特果然发现
了一枚这种名叫“诺亚方舟”的邮票，并向发行使用地征询，可是由于战争
未能收到答复。1924 年，他又在《苏联集邮家》上撰文论述了这枚邮票并发
表了照片。
经过大量的调查，最后在当地 1858 年的历史书中发现了它的详细情况：
这枚邮票是根据帝俄地方首长的命令在 1857 年 11 月或 12 月发行的，在第比
利斯和高加索用以预付邮资，出售时 5 枚一组，不售单枚。邮件在邮局交寄，
支付邮资，一次只买一个 5 连票。这种邮票仅使用 4 个月。
这种邮票目前存世不足 6 枚，而在实寄封上现存仅 1 枚，成为珍品。
中国邮票的鼻祖
1878 年（清光绪四年）7 月末，由清海关邮务处发行的“大龙邮票”是
我国的第一套邮票，可称之为中国邮票的“鼻祖”。
大龙邮票在出世前后并无名称，有人称之为“大长方框”，也有人根据
它是第一次发行之邮票，使称之为“清一次票”，直到 1940 年前后，“大龙
邮票”之名才开始盛行。许多邮商广告都用“大龙邮票”的名称。1940 年 2
月，《邮典》第一卷第二期刊有陈复祥的《集邮漫谈（一）》，其中说到：
“我国初次印票，不论薄纸阔边，俗总称为‘大龙票’。本文为便利起见，
以后一概称为大龙。”此后便通称“大龙邮票”了。可见“大龙邮票”的名
称是约定俗成的。
大龙邮票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近代邮政事业的兴起，第一次和第二次鸦
片战争以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清政府几次开辟商埠，设立驻华使馆。各
使馆的往来文件，开始由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为递送，后邮递任务移交给海
关兼办。1866 年起北京、上海、镇江、天津海关先后设立邮务办事处，办理
各种公私信件。1878 年 5 月 18 日起天津海关开始对公众收寄邮件。过去海
关邮政对于为数有限的寄发邮件所需邮费均采用记账后定期结算的办法。在
对中外公众开放后，记账办法已不适应，需要依照国外通行方式改为在邮件
上粘贴邮票。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对此非常积极，委托上海造册处印面值
为 3 分银和 5 分银的邮票，后又要求印 1 分银的邮票。德璀琳成为倡制“大
龙邮票”的功臣。中国老技师“样子李”承办了这套邮票的设计绘制，以“九
宫格”边框和五爪团花大龙为主图案勾描画出，形成云龙戏珠图。上框左右
两端为“大清”二字，中嵌英文 CHINA，右侧框内为“邮政局”三字，右侧
框内是“×分银”数值，下框中间为英文“CANDARIN（S）”，左右两端为阿
拉伯数字。邮票印制时，面值 1 分银为绿色、3 分银为朱红色，5 分银为桔黄
色。
大龙邮票分为三次发行，第一次是 1878 年 7 月在天津发行，因纸质韧薄，
故称“薄纸大龙”。第二次是 1882 年发行，因 5 分银票幅加宽，称为“阔边
大龙”。第三次是 1883 年发行，因纸质较厚，称为“厚纸大龙”。
在大龙邮票发行以前的 1865～1866 年，上海工部局书信馆发行以龙为图
案的邮票，通称“上海工部大龙票”。因为它是帝国主义侵略机构在中国发
行的邮票，所以在中国邮票史上，它只能被放在“附录”里，作为帝国主义
侵略中国的物证。
“近代四宝”之一的改值邮票
1943 年，中国邮政当局调整邮资，加盖了许多改值邮票，不想出现了被
集邮界视为珍品、曾被誉为“近代四宝”之一的“湖南北京版改作 2 角的邮
票”。
当时，各地邮局库存的邮票面值多为 1 角 3 分、1 角 6 分、1 角 7 分、2
角 1 分及 2 角 8 分等，为了继续利用这些已不适用的邮票，中华邮政总局通
令各区邮政管理局，将所存邮票就地加盖“改作贰角”字样搭配出售。通令
发出后，河南、四川、福建、广西、江西、湖南、甘肃、广东、云南、东川、
贵州、湖北、陕西等 13 个邮区相继加盖了“改作贰角”字样，由于各区邮政
管理局所存邮票种类不同。加盖版式也有差异，仔细区分起来竟有 117 种之
多。谁知各地区刚加盖完改值字样，还未来得及发行，即奉令停用。
就是在这次加盖“改作贰角”邮票中出现了一种罕贵之品，即湖南邮区
发行的面值为 13 分的已加盖字样的“北京版烈士像”邮票。其经过是这样的，
抗战开始以后，湖南邮政管理局迁到邵阳，接到加盖“改作贰角”邮票的命
令时，便委托邵阳资一印刷社办理，其中在“香港版烈士像”1 角 3 分邮票
中，混入了一个全张“北京版烈士像”邮票。据统计该邮票存世数量只有 111
枚，通称“湖南北京版改作贰角邮票”。
“香港版烈士像”与“北京版烈士像”面值 13 分邮票主要区别是“北京
版烈士像”邮票上下边横框内，“中华民国邮政”的“政”字，“正”与“文”
两部分不相连；而“香港版烈士像”的“政”字，左半边“正”字的上横与
“文”相连。仅此区别，“北京版烈士像”邮票便跃居“近代四宝”之列，
被集邮界视为罕贵之品。
“绿衣红娘”嫁何方
1979 年香港中国邮票展览会上，展出了 8 种红印花加盖暂作改值邮票和
红印花原票，1980 年第 4 期的《集邮》中也以“珍贵的红印花邮票”为题，
对上述邮票进行了介绍。在展出的红印花加盖暂作改值的邮票中均为黑色
字。还有一种红印花加盖绿色小字的邮票，比加盖黑色邮票更为稀少。据统
计，已发现的在世数量只有 9 枚，这种红印花加盖绿色小字 2 分邮票在集邮
界通称“绿衣红娘”。
从发现的 9 枚“绿衣红娘”邮票来看，其中 3 枚邮票上盖有黑色英文
“Specimen”，即“票样”。由此推断，红印花加盖暂作改值邮票，最先是
采用绿色油墨试盖，后因绿色字加盖在红色票上不甚清晰，遂改用黑色字。
最早发现的一枚“绿衣红娘”是 1942 年在上海一个外国集邮者处，后来
辗转于陈志川、宋慧泉、宋醉陶、邵询美、李志方、吴乐园、黄兼慈等人之
手，现存于郑添瑞邮集中。1949 年又发现了 3 枚“绿衣红娘”，其中 1 枚有
Specimen 字样。两枚“绿衣红娘”辗转于上海、香港及台湾集邮家王纪泽、
郭值芳、邹启祥、李定方、吴乐园、黄光城、黄建武、黄天涌等处，现分别
藏于庄顺成和吴乐园二人处。盖有 Specimen 的 1 枚则由香港流入台湾集邮家
手中，现藏于张敏生邮集。1960 年在英国伦敦邮展上又出现两枚盖有
Specimen 的“绿衣红娘”，现藏于瑞典集邮家贝德生处。1963 年在国外一个
邮票拍卖会上又出现 1 枚“绿衣红娘”，目前落入何人之手不详。1980 年 2
月 15 日，在英国伦敦著名的吉本司邮票公司举行第 5554 次国际大拍卖中，
又出现两枚“绿衣红娘”，而且有 1 枚为逗点变体，拍卖的成交价为：变体
票 1700 英镑（约合当时人民币 5600 元），另一枚为 1500 英镑（约合当时人
民币 5000 元）。得票主均为英国集邮家。
目前发现的 9 枚“绿衣红娘”都存于香港、台湾和外国集邮家处，国内
广大集邮爱好者均盼能在国内发现“绿衣红娘”，进行展览，以饱眼福。
“华邮之宝”
1983 年 10 月 19 日，瑞士的华邮收藏家、著名邮商霍康伯用 66800 美元
（当时是 140625 瑞士法郎）买到一枚我国清政府 1897 年发行的《红印花小
一元》邮票。这种存世只有 30 枚左右的珍贵邮票被誉为“华邮之宝”。
霍康伯这枚珍邮票是在苏黎世国际大酒店举行的“保罗·霍克遗集”拍
卖会上买到的。霍克是奥地利著名的华邮收藏家，这枚《红印花小一元》邮
票是他在 1967 年仅用 800 英镑（当时为 2240 美元）买到的。1987 年 3 月 21
日至 28 日，也是在这座超级豪华的酒店举行的高珍菲娜拍卖会上，霍康伯的
这枚珍邮又以 25 万瑞士法郎卖出，买主连同付出 15％的拥金，一共用去
287500 瑞士法郎，按当时的比价为人民币 72 万余元。
这枚珍邮创造了中国邮票的最高售价。由于它超过了日本东京太阳集邮
中心 1973 年以 75000 美元买回的日本 1871 年发行的《龙图倒印五百文》邮
票，而创造亚洲邮票的最高售价，因而也成为世界售价最高的 10 种邮票之
一。
闽西赤色邮票
“中国解放区邮票”在全国解放后，消除了过去在集邮界“不敢露面”
的困难，堂而皇之地被请进了革命博物馆，极大地开阔了集邮家的视野，也
引出许多传奇故事，这里讲的正是一宗罕见“区票”的故事。
1940 年冬天，福建省永定县赤树坪村的张姓农民在翻修宗祠时发现了一
个纸包，内有当年天德乡苏维埃政权使用的文件、印章、旗帜、信函、邮票。
在场农民决定烧掉这批东西，以免落入敌人之手给村民带来麻烦。其中一个
名叫张暧祥的年轻农民觉得烧了东西对不起共产党，便悄悄从中取出一卷邮
票，拿回家去收藏起来。一天，他偶然取出一大张邮票欣赏，看后顺手夹在
一本旧书中，事后也就忘记了。当时国民党正四处追剿共产党游击队，张暧
祥的父亲怕因邮票引来麻烦，硬是把他保存的那一卷邮票要了去，说是烧掉
了。1958 年，张暧祥听说县里要办革命文物展览，就翻箱倒柜，找到那张夹
在旧书中的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