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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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他有可能到那里去的人，却没有学会这样一种人生哲学：为了一个主要目标，不惜牺牲一切，不惜把一切都置诸脑后。他们所看到的都是不成其为障碍的障碍：为了寻找这样的药物，怎样才能弄到证明或者请假？怎样打破生活常规，同家人告别？到哪儿去筹集一笔钱？作这样一次远行该如何穿戴，随身带些什么？到哪一站下车，之后又该到哪儿去打听需要了解的一切？
科斯托格洛托夫还轻轻拍着那封信说道：
“他在这里提到，有些所谓的采购员，简直是精明能干的人，他们收集恰加，晒干后寄给委托代购的主顾。不过价钱很贵——l公斤要15卢布，而一个月需用6公斤。”
“他们有什么权利这样做？！”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愤怒了，他摆出的一副威严上司的面孔，会使任何一个采购员吓软了腿。“用毫无代价的取自大自然的东西去发横财，他们还有什么良心？”
“别瞎亮亮（嚷嚷）片叶夫列姆向他嘘了一声（他把字音歪曲得特别难听——既不像是故意的，又不像是口齿不清）。“你以为近在眼前，伸手就能拿到吗？这得背着口袋、拿着斧头满树林里走啊。冬天的时候，还得脚踩滑雪板呢。”
“但是1公斤总不该要15卢布呀，这些该死的投机分子！”鲁萨诺夫怎么也不肯让步，他的脸上又出现了一些红斑。
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原则问题。若干年来，鲁萨诺夫形成了一种愈益明确的看法，而且越来越坚信不疑：国内所存在的所有短缺、亏欠、毛病、损失，根源都在于投机倒把，在于小商贩的倒买倒卖。例如一些身份不明的人在街上卖青葱和鲜花，一些女人在市场上卖鸡蛋和牛奶，在车站上卖酸奶、毛袜乃至炸鱼；也在于大规模的非法活动，例如“开后门”挖国家仓库，成卡车地盗运物资。如果把这两种投机倒把活动连根铲除，我们所有的毛病很快都能纠正，我们的成就会更加惊人。如果一个人靠国家的高工资和高额退休金去巩固自己的物质地位，那没什么不好（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自己就想成为这种特殊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汽车也好，别墅也好，便都是劳动所得。然而，同一种牌子的汽车，同一种标准化设计的别墅，如果是用投机倒把的钱买来的，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因为其中包含着犯罪的因素。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盼望——正是盼望——对投机商人采取处决示众的对策。公开处决可以迅速而又彻底地健全我们的社会。
“那好吧！”卅夫列姆也火了。“别瞎亮亮，你自己坐车到那儿去组织收购好了。用国家的名义也好，用合作社的名义也好，随你的便。在这儿你嫌15个卢布的价钱太贵，那就别订。”
鲁萨诺夫明白，要害就在这里。他痛恨投机商人，可是现在，如果这种新药还要经过医学科学院的批准，还要等中部俄罗斯各州的合作社去组织连续的采购供应，那么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的肿瘤是等不及的。
发声困难的新病人，像一家颇有影响的报社的记者，拿着笔记本几乎爬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床上，扯着嘶哑的嗓子继续追问：
“有没有采购员的地址？……信上没写那些采购员的地址吗？”
就连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也准备好了，要把地址记下来。
但是，不知为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没有回答。不管信中有没有这样一个地址，反正他没回答，而只是从窗台上下来，伸手到床底下去摸一双靴子。他不顾医院的种种禁例，还是私藏了一双靴子，留着散步时穿。
焦姆卡把药方藏进床头柜里，他不再问什么，只是十分谨慎地把自己的那条腿搁到床上。他没有、也不可能弄到那么多钱。
白烨树有助于治病，但并不是对谁都起作用。
鲁萨诺夫可说是有点不好意思：跟啃骨者发生了冲突（3天来已不是第一次发生冲突）之后，现在又对他谈的事情如此明显地感兴趣，而且还跟他要地址。也许是为了讨好啃骨者，也许不是，反正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并非存心，而是无意中提到使他们连结在一起的共同命运，态度颇为真诚：
“是啊！世上还有什么能比……（癌吗？但他生的不是癌）这些……肿瘤…比癌更糟的呢？”
但是，科斯托格洛托夫的心，一点也不为这个年龄比他大。地位比他高、经验比他足的人的信任所动。他用的靴筒上晾干了的深褐色包脚布将脚包起来，一面把皱折处胡乱补缀过的可恶的人造革破靴子往脚上套，一面冲着鲁萨诺夫说：
“比癌更糟的吗？麻风！”
这两个可怕的字以其排炮似的强烈声音在房间里响彻开来。
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皱了皱眉头，平和地说：
“这话怎么说呢？何以见得更糟？麻风的病变过程倒是比较慢的。”
科斯托格洛托夫以阴沉和不友好的目光盯着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浅色的眼镜和闪亮的眼睛。
“糟就糟在人还活着就被从世界上清除。硬使他们跟亲人分离，关进围着铁丝网的地方去。您以为这比得了肿瘤病好受吗？”
同这个粗鲁无礼的人离得如此之近，毫无遮蔽地处在他那燃烧着阴郁之火的目光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觉得很不自在。
“我是想说，所有这些可诅咒的疾病……”
任何一个有教养的人这时都会明白，应该迈出一步迎上前去。但是啃骨者不理会这一点。他对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所把握的这种分寸嗤之以鼻。这时，他挺直瘦长的身躯站了起来，穿上了外出散步作为大衣的那件肥大而又几乎拖到靴子的浊灰色绒市女式长衫，洋洋得意地抛出一句自以为富有哲理的话：
“有一位哲学家说过：人要是不生病，就不会知道什么是寿数。”
他从长衫口袋里掏出了卷成4指厚的一条带五角星搭扣的军人皮带，用它束在掩上了衣襟的长衫外面，只是留神没把肿瘤部位勒得太紧。接着，一边揉着一支不等抽完就会自行熄灭的那种廉价的蹩脚“钉子”烟卷，一边向门口走去。
发声困难的那个病号在病床之间的通道上给科斯托格洛托夫让路，尽管他具有银行行长和部长总理的外表，但那央求的神态却好像科斯托格洛托夫是四海扬名的肿瘤学权威，但此去将永远离开这栋楼房：
“那么，请您说说，喉头肿瘤大约有百分之几是癌？”
“34％，”科斯托格洛托夫对他微微一笑，从他身旁走过去。
门外台阶上一个人也没有。
奥列格幸福地吸了一口静止的湿冷空气，没等这口冷气流遍全身，他就即刻点起了一支烟卷，不这样他就总觉得美中不足（尽管现在不仅仅是东佐娃，而且还有马斯连尼科夫在信中也没忘记提醒他戒烟）。
外面一点风也没有，也不算很冷。借着一扇窗户透出的灯光，看得见附近的一个水洼，水面发黑，没有结冰。算来只是2月5日，可已经是春天了，似乎还不习惯。空气里悬浮着算不上雾的薄雹，薄得掩不住远处路灯和窗户的光亮，只是使它变得柔和些，不那么强烈而已。
奥列格左边有4棵金字塔式的白杨，像4个兄弟紧挨着，耸然向上，比楼顶还高。另一边只有孤零零的一棵，但技权伸展得无拘无束，跟那4棵一般高。它后面就是密密层层的其他一些树木，公园从那里延伸开去。
13号楼门前是没有遮拦的石头平台，它的几级台阶通向一条夹在灌木树篱中间的慢坡沥青路。现在树木都没有叶子，但紧密地挨在一起，显得很有生气。
奥列格是出来散步的，他想沿着林荫小径走一走，随着每一步的迈出，随着每一次腿骨的舒展，感受一下作为一个九死一生的人走路稳健、有其好腿之喜悦。但是从平台上看到的景色使他停住了脚步，于是他就在这里把烟抽完。
对面几栋楼稀疏的路灯和窗户的光线十分柔和。小径上几乎已没有人走动。当后面附近一条铁路上没有隆隆驶过火车的时候，这里就会传来均匀的温偏流水声——一条湍急的山洞之水在那边楼房后的悬崖下面奔流、飞溅。
再往前，过了悬崖，过了山涧，是市区的一个公园。不知是从那个公园（尽管天气很冷）还是从俱乐部开着的窗户里传来管乐队演奏舞曲的乐声。今天是星期六，所以有人在跳舞……某某人同某某人跳着交谊舞……
奥列格由于讲了那么多话，而且别人都洗耳恭听，所以还处在精神亢奋状态。还是在两星期之前他就认为自己同生活已经完全绝了缘分，而现在，生活却又突然回到他的身边——这种感觉占据了他整个心灵、诚然，这生活并没向他许诺任何被称之为美好的东西，也没许诺这座大城市的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住宅、财产、事业上的成就、金钱。但是倒能带来他始终懂得珍惜的自在之乐：不必等候口令就可以在大地上迈步的权利；独自呆会儿的权利；眺望星星、凝视灯光照不到的空间的权利；夜间熄灯在黑暗中睡觉的权利；往邮筒里投寄信件的权利；星期日休息的权利；在江河里游泳的权利。是的，这类权利还有许多许多。
包括同女人谈话的权利。
由于恢复了健康，所有这些数不尽的美妙权利才回到他的身上！
他站在那里，一面抽烟，一面觉得心里美滋滋的。
音乐是从公园里传来的。但奥列格所听到的不是这音乐，而仿佛是响彻在他内心里的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他仿佛听到这交响曲激动不安而又令人心碎的开头，听到开始部分一支奇妙的小曲。对这支小曲，奥列格是这样理解的：仿佛主人公重新回到生活中来，又仿佛主人公本来是一个盲者，突然重见光明，——仿佛他伸出手来抚摩那些物体或亲人的面庞，摸着却还不敢相信自己的幸福，不敢相信这些东西是实际存在的，不敢相信自己眼睛已开始复明。
第12章 一切欲望和激情全部复归
星期日早晨，卓娅匆匆穿衣服要去上班的时候，想起科斯托格洛托夫的请求——下次值班时一定还穿那件金灰色的连衫裙。那天晚上他只看到白长衫底下这件衣服的领口，因此想“在白天的光亮里看一眼”。有时，满足一些通情达理的要求是很愉快的。今天她穿这件连衫裙倒也合适，因为它凑合算得上是过节似的服装，而卓娅指望白天没什么事情可做，那就可以等科斯托格洛托夫来跟她开心。
想到这里，她急忙换上了他说的那件连衫裙，喷了点香水，梳了梳头发，但时间不多了，她就一边往门外走，一边穿大衣，奶奶差点儿没来得及把早点塞进她的口袋里。
这是一个有点雾气、阴冷的早晨，但已完全不像冬天的时节。在俄罗斯，逢这种天气外出要穿风雨衣。可是在这儿南方，人们对冷和热的概念就完全不同了：大热天还穿毛料衣服；大衣，人们总是尽量早穿、尽量晚脱；而有皮大衣的人、就巴不得有寒冷的天气，哪怕有几天也好。
一出大门口，卓娅就看到自己要乘的那路电车，便跟在车后跑过一个街区，最后一个跳了上去，气喘吁吁、面颊绯红地待在有风的后面车台上。市内的电车都驶得很慢，又隆隆作响，拐弯时与铁轨的磨擦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对年轻人来说，气短也好，乃至急剧的心跳也好，都是愉快的，因为马上就会过去，而过去之后就会更充分地感到体魄的健康和心情的欢畅。
医学院放假期间，无非是到医院里去值班——每周值3班半——对她来说，这是十分轻松的，等于休息。当然，不值班就会更轻松，不过卓娅已经习惯于双重负担：她半工半读已是第二个年头了。在医院里没有多少实习的机会，卓娅工作不是为了实习，而是为了挣钱，因为奶奶的退休金光买面包还不够，卓娅的助学金一花就没了，父亲从未寄来什么，卓娅也不向他要。她不愿向这样的父亲伸手。
从上次值夜班以来，也就是寒假的最初两天，卓娅没睡过懒觉，她从小就没有这个习惯。首先，她坐下来给自己缝一件春天穿的乔其纱内衫，衣料还是工Z月份领到报酬时买的（奶奶经常说：“夏天准备雪橇，冬天准备大车”；正是根据这个谚语的道理，商店里好的夏令用品只有冬天才能买得到）。卓娅是在奶奶的那台旧“辛格尔”牌缝纫机上做活的（这台机器是从斯库棱斯克搬来的），最初的缝纫技术和剪裁手法也是奶奶传授的，现在都已过时了，于是卓娅就靠眼看心记向邻居、熟人中上过裁剪缝纫培训班的人学，因为她自己怎么也挤不出时间去上这样的课。在这两天里，她没能把内衫缝完，但却跑了好几家化学干洗店，总算找到一家愿意洗她的一件旧的单大衣。她还坐车到市场上去买过土豆和蔬菜，在那里她讨价还价，似乎把每一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