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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瘤专家，那她对这种疼痛决不会在意，或者相反，会毫无顾忌地去检查。但她对这根线实在是太熟悉了，知道绕上第一圈——告诉家里、告诉同事——意味着什么。她自己暗暗怀着俄罗斯人的那种侥幸心理：也许能应付过去？也许只不过是神经上的一种感觉？

不，整无妨碍着她，使她仿佛感到刺痛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另外的事情。这种感觉虽然模糊，但却使她坚信不疑。直到现在，当她回到自己角落里的桌子跟前，触及到被目光敏锐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注意到的夹着《射线病》原稿的厚纸夹，她才明白，整天不仅使她不安而且还刺痛她的心的乃是同他关于治病权利问题的那场争论。

她还听见他说过这样的话：“您20年前就给某个这样的科斯托格洛托夫照射过，那人曾竭力拒绝，害怕这种治疗，而您一再让他相信，一切都很正常，因为您还不知道有射线病！”

的确，她不久就要到爱克斯光学会去做一次报告，题目是：《倍于迟发性射线病病变》。内容跟科斯托格络托夫指责她的那一点几乎一样。

还在不久以前，不过一两年，她和其他一些爱克斯光专家（这里的，莫斯科的，还有巴库的）开始遇到这些起初无法解释的病例。脑子里出现了疑问。后来便是猜测。关于这个问题他们相互之间通起信来，交换意见，暂时不在报告中涉及，而在报告会的中间休息时交换意见。这时有人从美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摘——美国人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而病例不断增多，病人陆续前来诉苦，这一切突然得到了一个名称：“迟发性射线病病变”。这样一来，该从讲台上去谈这类病例并提出解决方案的时刻也就到了。

这种病变指的是，有些病人10年、15年前经过大照射量的爱克斯光治疗取得良好的、成功的、甚至辉煌的疗效，而现在照光部位突然出现坏死和畸形。

如果很久以前做的那些照射是为了治疗恶性肿瘤，那就无怨可诉，至少说是迫不得已。即使从今天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出于无奈：拯救病人免于必死的厄运，惟一的方法就是采用大照射量，因为照射量小不起作用。今天，带着残疾找上门来的病人应该明白，这是他为自己已经额外度过的岁月以及尚可度过的余年所付出的代价。

然而当时，10年、15年乃至明年以前还不曾有“射线病”这一名称的时候，爱克斯光照射被认为是最见效的、绝对可靠的治疗方式，是现代医学技术取得的辉煌成就，假如给劳动者治病不采用这种技术而另找别种相应的或迂回的途径，那简直就会被认为是思想落后，甚至差不多是暗中破坏。当时只担心组织和骨头的早期严重损伤，但那时当即掌握了如何避免这种损伤的措施。于是也就照个不停！照得津津有味！甚至对良性肿瘤也照。对小孩子也是如此。

现在，这些孩子已长大了，变成男女青年，有的还给了婚，但却带着无法挽回的残疾来求医，患处正是当初一照再照的地方。

去年秋天来了一个病人，不是到癌症楼这里来，而是到外科楼，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得知之后，也去看了一下。那是一个15岁的少年，身子一侧的手和脚比另一侧发育差，甚至颅骨也是如此，因而他从下到上看上去有点儿呈弧形，跟漫画里不成比例的人一样。

对照了病历档案之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确定，此人就是当年由母亲带到医院里来的那个两岁半的男孩，骨头有多处病因不明的损伤，但完全不是肿瘤性质，代谢功能出现严重破坏，外科医生当即把他转到东佐娃那里，指望碰碰运气，说不定爱克斯光能奏效。这样，东佐娃就给他照射，爱克斯光果然奏效！而且效果又是那么好，母亲高兴得哭了，说永远忘不了她的救命之恩。

而现在他是一个人来的——母亲已经去世，谁也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他，谁也无法从他的骨头里把过去照的射线抽回去。

就在前不久，已经是1月底，一位年轻的母亲来诉说乳房里没有奶水。她不是直接来到这里的，而是从一所医院转到另一所医院，最后才转到肿瘤医院。东佐娃不记得她了，但由于她们医院里的病历卡是永久保存的，便到存放档案的小仓库里去翻了一阵，找到她1941年的病历卡，从中得到证实，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曾经来过，并且很听话地躺在射线管下照一个良性肿瘤，要是现在，那谁也不会用爱克斯光来治这种肿瘤的。

东佐娃只好在老卡上继续往下写：软组织萎缩，种种迹象表明这是迟发性射线病病变。

当然，无论对这个畸形的少年，还是对这个不幸的年轻母亲，谁也不会解释说，他们小时候接受的治疗有问题，因为说明这一点对个人无益，对公家也不利，只会妨害在居民中间进行医疗卫生方面的宣传工作。

但是，这些病例却引起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震动，她痛心地感到一种无法赔偿和纠正的罪过，而今天科斯托格洛托夫恰恰击中了这一点。

她两手交叉地放在臂肘上，在房间里两台已经关掉的机器之间那狭窄的通道上从门口走到窗前，又从窗前走到门口。

但老是提出医生给病人治病的权利问题能行吗？如果老是那么去想，如果对每一种今天在科学上得到认可的疗法都总是怀疑，担心它将来会不会被否定或推翻，那么，鬼才知道这会导致什么结果！要知道，甚至阿司匹林造成死亡的病例也是有记载的：有人生平头一次吃阿司匹林就死了…要是那样的话，就根本没法治病！根本无法做到日常的救死扶伤。

大概，这条规律带有普遍性：任何一个做事情的人做的结果总是包含两个方面——既有益处，又有害处。只不过有的益处多些，有的害处多些。

然而，无论她怎样安慰自己，也无论她怎样清楚地知道，这些不幸的病例连同诊断错误、措施不当或治疗太晚造成的事故加在一起，也许在她所做的全部工作中还占不到2％的比例，而被她治好了的、救活了的青年人和老年人，女人和男人，如今在田野、草地和柏油马路上走，在空中飞，在攀电杆、收棉花、扫街道、站柜台、坐在办公室或茶馆里，在陆军和在海军中服役，人数成千上万，他们之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把她忘了，不是所有的人会忘记她；她也知道，倒是她自己有可能把他们忘记，忘记自己治得最好的那些病例，忘记自己的那些极为艰苦的胜利，可是至死也会记得那几个起死回生的苦命人。

这是她的记忆的特点。

不，今天她已不可能准备那篇报告了，况且下班的时间快到了。（难道还要把稿子带回家去？大概带回去也是白搭，在这之前带来带去已有上百回了。）

而还应该做完的事，就是把《医疗放射学》上的几篇短文读完。再就是给塔赫塔一库佩尔的那位医师复信，回答他提出的问题。晦暗的窗外透进来的亮光愈来愈弱，她打开台灯坐了下来。一个已经脱去了白长衫的女医生从门缝着了一眼，问道：“您还不走吗，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藏拉·汉加尔特也进来问：

“您还不走吗？”

“鲁萨诺夫怎么样？”

“睡着了。没有呕吐。多少有点发烧。”蔽拉·科尔尼利耶夫娜脱去不开襟的白长衫，露出身上的灰绿色塔夫绸连彩裙，这衣服上班时穿似乎太好了些。

“就那么随便穿您不觉得可惜吗？”东住娃点头示意她的衣裳。

“有什么可惜的？……干吗压箱底呢？……”汉加尔特本想微微一笑，但结果却弄得有点可怜的样子。

“好吧，该罗奇卡，既然是这样，那么下次就给他全剂量，10毫克，”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遇到谈话只会浪费时间的时候，总是以她素有的麻利作风快刀斩乱麻，并接着给那位医师写信。

“那么科斯托格洛托夫呢？”汉加尔特轻声问道，此时她已到了门口。

“交过一战，但他吃了败仗，屈服了！”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冷冷一笑，这一笑又使她感觉到胃部一阵刺痛。此时她甚至想把这种病症告诉盛拉，让她第一个知道，但在房间幽暗的深处她眯缝着眼睛望着额拉，看到她像是要去看戏似的打扮一身穿漂亮的外出连彩裙，足登高跟鞋。

于是她决定等下次再说。

大家都走了，可她还坐着。在这几间每天都受到照射的屋子里多待上半个小时，对她来说一点益处也没有，但这样那样的事情总使她脱不了身。每到休假的时候，她总是面色灰白，整年都是白血球连续下降，跌到了两千。要是把一个病人弄到这般地步，那简直就是犯罪。对一个放射科医生来说，每天按规定只能看3个胃病患者，可她每天看10个，而战时，甚至看到25个。度假之前，她总是到了需要输血的地步。靠休假也恢复不了一年之中的损失。

然而，非做不可的工作习惯每每不肯轻易放她走。每天快到下班的时候，她总是遗憾地看到，又没来得及把事情做完。即使是现在，她在考虑众多事情当中，也再次为西布加托夫的厄运陷入了沉思，记下了在学会见到奥列先科夫医生时所要请教的问题。就像她带领自己指导的三名主治医生走上独立工作道路那样，战前，奥列先科夫医生也曾经亲自指导过她，极其细心地向她传授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柳多奇卡，千万不要一头扎到专业化里面去！”他告诫她。“即使全世界都倾向于专业化，您也要坚持自己的做法——一手抓爱克斯光诊断，一手抓爱克斯射线治疗！哪怕世界上只剩下一个这样的医生，那您就做这最后一个好了！”至今他还健在，就住在这个城市里。

她已经把灯关了，可是又从门口回来记下了明天要做的事情。穿好了自己的那身蓝色的但已不是新的大衣，她还折向院长办公室，但那里的门已经上了锁。

最后，她从掩映在白杨树中间的台阶下来，沿着医疗中心的林荫路走去，但思想还整个儿沉浸在工作中，她甚至想也不想从中摆脱出来。天气不知是好是坏——她根本没有在意。不过，还没到黄昏时分。在林前路上遇到许多陌生的面孔，但这在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那里也没引起女性的那种自然而然的好奇心——所遇到的人中间谁身穿什么，头戴什么，足登什么。她一路眉头紧皱，锐利地注视着所有这些人，仿佛是在给这些人身上今天还感觉不到但明天就会出现的肿瘤定位。

她就这样走着，从医疗中心的一个内部小茶馆旁边和一个经常在这里卖漏斗状报纸包的扁桃仁的乌兹别克男孩身旁走过，一直来到大门口。

守大门的是个警觉而又爱训人的胖女人，她只放健康的、不受限制的人出大门，病人到了这里则被她喝令回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走出这座大门，似乎应当从工作环境转向家庭生活了。但她却不是这样，她的时间和精力并不是在工作和家庭之间平均分配的。她把精神最好的那一部分时间花在医疗中心，而出了大门以后和早晨上班之前很久，工作上的种种想法还像蜜蜂似的在她头脑周围盘旋。

她把寄往塔赫塔一库佩尔的信投进了邮筒。穿过马路走向电车终点站。她要乘的那路电车响着当当的铃声调过头未。人们从前门和后门涌了进去。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急忙去占了一个座位——这就是她离开医院之后的第一个小小的希望，她由此开始从主宰病人命运的医生变成任人挤来挤去的普通电车乘客。

但不论是在电车沿着年代已久的单线轨道隆隆行驶还是在错车站久久停靠的过程中，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一直是无意识地望着窗外，时而思考着穆尔萨利莫夫肺部出现的转移，时而思考着打针对鲁萨诺夫可能发生的影响。今天巡诊的时候他说话的那种训人的腔调和威胁的口吻，从上午起被一大堆别的事情冲淡了，此时，下班以后，又显现出令人心情压抑的积淀：晚上和夜里折磨她。

电车上的许多女人也像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那样，随身带的不是小巧的女式提包，而是塞得进一头活猪仔或4个大面包的那种大拎包。电车每过一站，窗外每掠过一家商店，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的思想就愈来愈被有关家庭和家务的事所控制。这一切都压在她的身上，而且只能由她承担，因为能指望男人干什么家务呢？她的丈夫和儿子都是这样的，有一次她去莫斯科开会，他们整整一个星期连碗也没有洗过：倒不是故意留给她洗，而是认为这种周而复始老是重复的工作毫无意义。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还有一个女儿，已经出嫁了，并且有了一个小孩，可她跟没有丈夫差不多，因为正在闹离婚。一天来这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