挪威的森林-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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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什么票？”
“绿子。”他说，“票。”
我弄不清是什么意思，无言可对。他沉默片刻，然后又说了句“拜托了”——确实像是“拜托了”。他毅然睁开眼睛，定定注视我的脸。看样子想对我诉说什么，但内容我无从琢磨。
“上野，”他说，“绿子。”
“上野车站么？”
他微微点头。
“票，绿子，拜托了，上野车站。”我试着归纳，但根本不知所云。我猜想他可能神志有些模糊，但其眼神却要比刚才坚毅镇定得多。他抬起没打点滴那只胳膊，朝我伸来。这举动对他显得相当吃力，手在空中哆嗦不止。我于是站起身，握住他那皱皱巴巴的手掌。他有气无力地回握了一下，重复道：“拜托了。”
我说票也好绿子也好我都一定尽心尽力，只管放心好了。他这才放下手，如释重负般地合上双眼，发出睡觉的声息。我确认他还活着，便出去烧水，接着啜茶。我发觉自己对这位生命危在旦夕的瘦小男子开始怀有类似好感的感情。
此后不大一会，邻床的那位太太回来，问我要不要紧，我答说不要紧的。他丈夫也均匀地喘息着，似乎睡得很香甜。
时过3点，绿子返回。
“在公园放松了好一大阵子。”她说，“照你说的，独自一人，什么也不说，让脑袋处于真空状态。”
“如何？”
“谢谢。觉得痛快多了。虽说还有点乏力，但身上比刚才轻松好多。我，好像比我自己想的还要疲劳。”
绿子父亲睡得很熟，又没别的事可干，我们便从自动售货机里买来咖啡，拿去电视室喝着。我向绿子一五一十地汇报了她不在时发生的事：睡得很实，欠身吃了一半午间剩的食物，看见我吃黄瓜他也说想吃，就吃了一根，小便，睡了。
“渡边君，你这人真有两下子！”绿子感激地说，“为了叫他吃东西，大家费了不知多少劲，你却连黄瓜都让他吃了，真是难以相信，嗬！”
“为什么我倒不知道，大概是看我吃黄瓜吃得很香的缘故吧。”
“或者你有一种让人心里坦然的能力也未可知。”
“不见得。”我笑道，“说反话的人多的是嘛。”
“觉得我父亲怎么样？”
“喜欢。虽然没怎么交谈，但总觉得他人很不错。”
“老实？”
“非常。”
“一周前可凶着哩。”绿子摇头说，“脑袋有点不正常，大发脾气。往我身上扔茶杯，骂我混账东西，死了算了。这种病往往这样的。也不知是为什么，反正有时候专门跟人过不去，我母亲那时候也这样。你猜母亲对我说什么来着？说我不是她生的，看我最最不顺眼。听得我眼前顿时漆黑一团。这就是这种病的特点。什么东西在压迫大脑的某一部位，让人心烦意乱，有的也说没的也说。这个我也明白的。虽说明白也还是伤感情。人家这么拼死拼活地照料，却还要听这些话，心里憋屈透了。”
“能理解。”我说。随即我想起绿子父亲说的叫我摸不着头脑的话来。
“票？上野车站？”绿子说，“怎么回事呢？不好明白。”
“还说‘拜托了’‘绿子’。”
“那怕是拜托我的事吧？”
“也许要我去上野车站为你买票。”我说，“总之这四个词的顺序挺不好安排，弄不清含义。上野车站方面可有什么想得起来的事？”
“上野车站……”绿子沉思着。“上野车站能想得起来的，不外乎两次离家出走的事。那还是小学三年级和五年级的时候，两次都是从上野乘电车到福岛去，从自动取款机里取的钱。是一件什么事把我惹火了，赌气去的。福岛有我伯母，我挺喜欢那位伯母，就跑了去。这一来，父亲就赶去福岛把我领回。两人乘上电车，吃着盒饭返回上野。那时候，父亲向我说了很多话，尽管十分不连贯。他讲了关东大地震，讲了战争，讲了我出生前后，都是平时没怎么提起过的事情。想来，我和父亲两人单独那么心平气和地交谈，恐怕只那一次。嗯，你能相信？我那位父亲，关东大地震的时候，在东京市中心居然连发生地震都没察觉到。”
“不至于吧。”我不禁讶然。
“这还能假，真的。父亲说，当时他正蹬自行车，后面挂个小拖车在小石川一带赶路，却一点感觉都没有。回家一看，见周围房上的瓦都掉了下来，家人正抱着柱子浑身籁籁发抖。父亲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问‘你们干什么呢，到底？’这就是父亲对关东大地震的回忆。”说到这里，绿子笑了，“父亲对往事的回忆都是这个样子，一点都不波澜起伏，都好像缺东少西，平淡得很。听他那么一说，觉得这五六十年来日本似乎没发生任何重大事件。无论二·二六事件还是太平洋战争，你若提起来，他便说那大概是有过的。好笑不？”
“从福岛回上野的时间里，他断断续续地讲的就是这些。而且最后总忘不了补上这么一句：去哪里都一样，绿子。给他那么一说，也就以为可能真是那样，小孩子嘛。”
“这就是上野车站的回忆？”
“是啊。”绿子说，“你也离家出走过？”
“没有。”
“为什么？”
“没想到。离什么家。”
“你这人真够特殊。”绿子歪着头，不无钦佩地说。
“或许。”
“不过，反正我想父亲是想说把我拜托给你。”
“真的？”
“不错。这事我十分清楚，凭直感。那，你怎么回答的？”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就说放心好了，没关系，绿子也好票也好我尽心尽力就是，没关系的……”
“那么你是向父亲说定了？说定关照我？”绿子说着，神情认真地凝视我的眼睛。
“不是那么回事。”我慌忙争辩，“那时分析不出是什么意思……”
“别害怕，开玩笑，只是逗逗你。”绿子笑道，“你这种地方实在可爱得很。”
喝完咖啡，我和绿子折回病房。她父亲还在酣睡。凑上耳朵听听，尚在微微喘息。随着午后时间的推移，窗外的阳光的色调变得柔和而沉静，一派秋日气息。小鸟成群结伙地飞来，落在电线上，一忽儿又飞去。我和绿子两人并坐在屋角处，压低声音说个不止。她看了我的手相，预言我能活到150岁，结婚三次，最后死于交通事故。我说这一生还算不赖。
时过4点，她父亲醒来。绿子坐在枕旁，擦汗、喂水，问头痛好些没有。护士进来量体温，询问小便次数，确认点滴情况。我到电视室，坐在沙发上稍微看了一会足球比赛的转播。
“我得走了。”5点时我说。转而对她父亲解释，“现在得赶去打工，6点到10点半在新宿卖唱片。”
他朝我转过眼睛，略略点下头。
绿子把我送到大厅，说：“渡边君，现在我也表达不好，反正今天太感激你了，谢谢。”
“我也没做什么呀。”我说，“要是我来有用，下周再来就是。也想再见见你父亲。”
“当真？”
“反正呆在宿舍里也没什么事，来这里还有黄瓜吃。”
绿子抱着双臂，脚跟用力地磕着涂布地板。
“下次真想两人再喝酒去。”她稍稍歪起脖子说。
“色情电影呢？”
“看完色情电影就去喝。”绿子说，“再像往常那样，两人说上一大堆脏话。”
“我可不说，你说好了。”我抗议道。
“随你便。反正边说那种话边放开肚皮喝酒，喝它个烂醉如泥，抱在一起困觉。”
“往下就可想而知了。”我叹了口气，“我若是真干，你会拒绝的吧？”
“哪里。”她说。
“好了，总之你仍像今早那样去接我就是，下个星期。再一块儿来这里。”
“裙子穿条长点的？”
“嗯。”我应道。
但终归，下周日没去成医院，绿子父亲在周五早上就已经去世了。
那天早晨6点半，绿子打电话来通知我。告知来电话的蜂鸣器一响，我赶紧在睡衣外面披了羊毛衫跑下大厅，拿起听筒。外面无声无息地下着冷雨。绿子声音低沉地说她父亲刚才死了。我问有什么需我帮忙的没有。
“谢谢，没什么。”绿子说，“我们对葬礼早已习以为常，只是想告诉你一声。”
她发出一声叹息——应该是叹息。
“葬礼你别来。我不喜欢的，不愿意在那样的场合见你。”
“明白了。”我说。
“真的领我去看色情电影？”
“当然。”
“可要挑黄得不得了的哟！”
“留心找找看，专找那样的。”
“嗯，我来跟你联系。”绿子说罢，切断电话。
然而那以来的一周时间里，没得到她任何联系。学校教室里没有见到，也没电话打来。每次回到宿舍，我都注意看有没有自己的留言条，找我的电话却是一次都没有的。一天夜里，为了履行诺言，我开始想着绿子自寻欢乐，但总觉得上不来兴致。无奈，便中途换成直子，结果还是没多大效用。于是我感到自己有些傻气，索性作罢。而后喝了口威士忌，刷牙睡觉。
星期天上午，我给直子写信，信中写了绿子的父亲。我写道：自己去探望同班一个女生的父亲，大吃大嚼了那里剩的黄瓜。结果对方也想吃，一点一点地吃了一根。不料五天后的早上他去世了。自己现在还清楚记得他咬黄瓜时发出的“咔嚓咔嚓”的脆弱声响，看来人的死总会给人留下奇妙的回忆。
我继续往下写：“早上一睁眼醒来，我就在床上想你、玲子和那鸟舍。想孔雀、鸽子、鹦鹉、火鸡以及小兔。也记得下雨那天早晨你们穿的带头罩的黄色雨衣。在温暖的被窝里想你是十分惬意的事。恍惚觉得你就在我的身边，弓着身子睡得很熟很熟。倘若这是真的，那该多美呀！我想。
“尽管我有时寂寞难耐，但基本上还是活得满有兴味的。如同你每天早上侍弄小鸟和在田里做活一样，我每天早晨也都在上紧自身的发条。爬起床就刷牙、刮胡子、吃早餐、换衣服、走出宿舍大门。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一般要‘咔咔’地拧三十六下发条。并且想：好，今天要精神抖擞地开始一天的生活！我本身倒未注意，别人告诉说近来我常常自言自语。或许是一边上发条时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吧。”
“见不到你固然是痛苦的，但倘若没有你，我在东京的生活将更不堪忍受。正因为一清早我就在床上想你，我才下决心拧紧发条，自强不息地生活下去。如同你在那边自强不息一样，我在这里也必须自强不息。”
“但今天是星期日，不用拧发条。早上洗罢衣服，现在正在房间给你写信。写完这封信，贴上邮票投进邮筒，傍晚之前便没事可做了。星期天我不学习。平时我已利用课余时间，在图书馆扎扎实实地下了不少功夫，因此星期天无事可干。周日的下午是安静而平和的，也是孤独的。我一个人看看书、听听音乐。也有时逐一地回忆你在京时星期天咱俩行走的路线。你穿的衣服也清楚得如在眼前。星期天的下午我确实能记起很多东西。”
“代向玲子问好。每当夜晚来临，我就不胜怀念她的吉他。”
写完信，我把它投进200米远处的邮筒里。然后在附近一家面包店买来夹鸡蛋的三明治和可口可乐，坐在公园凳子上当午饭吃。公园有少年棒球比赛，我就袖手观战，借以消磨时间。天空随着渐浓的秋意，愈发变得寥廓澄澈、一碧万里。蓦然举头望去，只见两架飞机拖着如同电车钢轨般的气流向西方笔直地平行飞去。我拾起滚到我脚边的界外球扔还过去，孩子们挥帽称谢。像大多数少年棒球队那样，他们玩的也几乎都是四球和盗垒。
下午，我便返回房间看书，精神集中不到书上的时候，就望天花板，想绿子，揣度那位父亲是否真的想说把绿子拜托给我。当然，已经无法晓得他话里的真正含义了。恐怕他把我错看成另外某个人。不管怎样，他已经在那个冷雨飘零的周五早晨魂归泉路，其心曲已无从确认了。在我的想象里，死时的他可能蜷缩得愈发瘦小，而后在高温炉里化为灰烬。他身后留下来的，只有那间位于商店街中间的不甚起眼的书店和两个女儿——至少其中一个还有些神神经经的味道。我想，他的一生到底是怎样的呢？在医院的病床上，他在那颗被切开的混饨脑袋的折磨下，是以怎样的心情看待我的呢？
如此围绕绿子父亲思来想去的时间里，心头渐渐产生一种堵塞沉闷之感，便提早把天台上晾的衣服收回，跑去新宿逛街来打发时间。嘈杂的周日街头使我的心头舒展开来。我在通勤电车一样拥挤不堪的纪伊国屋书店买了一本福克纳的《八月之光》。然后挑一家声音听起来尽可能大的爵士酒吧走进去，一边听奥尔德·科尔曼和巴顿·帕维尔洛的唱片，一边喝又热又不好喝的咖啡，随即翻看刚买的书。5点半时，合上书，出门吃了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