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列夫·托尔斯泰]-第4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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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他在彼得堡逗留的最后一天。他一早就到瓦西里耶夫岛去看望舒斯托娃。
舒斯托娃住在二楼。聂赫留朵夫按照扫院子人的指点，找到后门，顺着陡直的楼梯上去，一脚踏进闷热的食物味道很浓的厨房。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戴着眼镜，系着围裙，卷起袖子，站在炉子旁边，在一口热气腾腾的锅里搅拌什么东西。
“您找谁？”她从眼镜架上边瞅着来客，厉声问。
不等聂赫留朵夫报名，那女人脸上就现出惊喜交集的神色。
“哦，公爵！”那女人用围裙擦擦手，惊叫起来。“您怎么走后楼梯呀？您是我们的恩人！我就是她的母亲。本来他们会把我们的姑娘完全给毁掉的。您是我们的救星啊！”她说着抓住聂赫留朵夫的手，拚命吻着。“我昨天到您那儿去过。是我妹妹特意要我去的。她就在这里。您跟我来，这边走，这边走，”舒斯托娃的母亲说着，领聂赫留朵夫穿过一道狭门和一条黑暗的小过道，一路上放下掖起的衣襟，理理头发。“我妹妹叫柯尔尼洛娃，您大概听人说起过吧，”她在门口站住，轻声加了一句。“她被牵连到政治事件里去了。她是个非常聪明的女人。”
舒斯托娃的母亲打开一扇走廊门，把聂赫留朵夫领到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的长沙发上坐着一个身体丰满、个儿不高的姑娘，身穿一件条纹布上衣，一头淡黄的鬈发围着一张苍白的圆脸，相貌很象她的母亲。她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坐着一个男青年，腰弯得很低，穿一件领子绣花的俄国式衬衫，嘴唇上和下巴上都留着黑色的胡子。他们两人谈得津津有味，直到聂赫留朵夫进门，才回过头来。
“丽达，聂赫留朵夫公爵来了，他就是……”
脸色苍白的姑娘紧张地跳起来，把一绺从耳朵后面披下来的头发撩回去，睁着她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瞪前来客。
“那么，你就是薇拉托我营救的那个危险女人吗？”聂赫留朵夫说，笑眯眯地向她伸出手来。
“是的，我就是，”丽达说，露出一排好看的牙齿，象孩子般善良地笑了一笑。“我姨妈很想见见您呢。姨妈！”她用婉转悦耳的声音对着门叫了一声。
“薇拉因为您被捕心里很难过，”聂赫留朵夫说。
“请坐，或者这儿坐舒服些，”丽达指着青年刚才坐过的那把破沙发说。“这是我的表哥扎哈罗夫，”她发觉聂赫留朵夫打量那青年的目光，说。
那青年也象丽达一样和善地微笑着，同客人握手问好。等聂赫留朵夫在位子上坐下，他就搬过窗口一把椅子，坐在旁边。从另一扇门里又进来一个浅黄头发的中学生，大约十六岁的样子，一声不响地坐到窗台上。
“薇拉是我姨妈的好朋友，可我简直不认识她，”丽达说。
这时从隔壁房间里进来一个女人，生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聪明的脸，身穿白色短上衣，腰里束一条皮带。
“您好，您特地跑到这儿来，真是太感谢了，”她在长沙发上挨着丽达坐下，说。“哦，我们的薇拉怎么样？您见到她了？她过得怎么样？”
“她不抱怨，”聂赫留朵夫说，“她说她的自我感觉好得不能再好了。”
“唉，我的薇拉，我了解她，”姨妈笑着摇摇头说。“应该了解她。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心一意为别人，从来不替自己着想。”
“是的，她自己什么要求也没有，她只为您的外甥女操心。
她说，她难过的主要是您的外甥女无缘无故被捕了。”
“确实是这样，”姨妈说，“这事真糟糕！说实在的，她是在为我受罪。”
“根本不是的，姨妈！”丽达说。“即使您没有托我，我也会保管那些文件的。”
“这事我可知道得比你更清楚，”姨妈说。“不瞒您说，”她又转身对聂赫留朵夫说，“这是因为有人托我暂时保管一些文件，我自己没有房子，就把那些文件送到她那儿。不料当天晚上就来搜查，那些文件和她都被带走了。她一直关到现在，他们逼她说出这些文件是从谁手里拿来的。”
“我始终没有讲出来，”丽达慌忙说，神经质地撩一下头发，虽然那绺头发并不碍她的事。
“我又没有说你讲出来，”姨妈反驳说。
“他们逮捕了米丁，那也不是我把他供出来的，”丽达说，脸涨得通红，心神不宁地向四下里打量着。
“这事你不用提了，丽达，”做母亲的说。
“为什么不用提，我偏要讲，”丽达说，已经收起笑容，但脸色还是通红，她不再撩头发，却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
“昨天你一提到这事，不是出了岔子吗？”
“根本没有……您不要管，姨妈。我什么也没有说，一直没吭声。他两次审我，问到姨妈，问到米丁，我什么也没有说。我还对他声明，我什么话也不回答。于是那个……彼得罗夫……”
“彼得罗夫是个暗探，是个宪兵，是个大混蛋，”姨妈插嘴给聂赫留朵夫解释说。
“于是他，”丽达慌慌张张地继续说，“他就来劝我。他说：‘不论您对我说什么，都不会损害什么人，正好相反……您要是说出来，那么，那些也许是被我们冤枉受罪的人就可以获得自由。’哼，可我还是咬定不说。于是他就说：‘嗯，好吧，您不说就不说，但我说出来您也别否认。’于是他就举出一个个名字来，也提到了米丁。”
“啊，你别说了，”姨妈说。
“哎，姨妈，您别打岔……”她不断地拉扯她那绺头发，老是往四下里张望。“到了第二天，真是想不到，忽然有人敲墙头告诉我，米丁被捕了。唉，我想这是我把他出卖了。我难受极了，难受得简直都快疯了。”
“其实他被捕同你完全没有关系，”姨妈说。
“可我当时不知道。我还以为是我把他出卖了。我从这边墙跟前走到那边墙跟前，走过来，走过去，脑子静不下来。总以为是我把他出卖了。我躺下来睡觉，盖上被子，就听见有人在我耳边说：‘你把米丁出卖了，你把米丁出卖了，米丁是你出卖的。’我知道这是幻觉，可是又无法克制。我想睡，睡不着；我要不想，又办不到。哦，这真是可怕！”丽达越说越激动，把一绺头发缠在手指上，再把它松开，不住地往四下里张望。
“丽达，你安静一下吧！”母亲说着碰碰她的肩膀。
可是丽达已克制不住了。
“这种事可怕就可怕在……”她又开口说，但不等说完就哇地一声哭了。她从沙发上跳起来，衣服在圈椅上钩了一下，从房间里冲出去。母亲跟着她跑出去。
“把那些混蛋统统绞死！”坐在窗台上的中学生说。
“你说什么？”母亲问。
“我没说什么……我只是随便说说，”中学生回答，抓起桌上的一支香烟，点上火，吸了起来。
26 舒斯托娃的姨妈讲述她的被捕
“是啊，对年轻人来说这种单身牢房真是可怕，”姨妈说着摇摇头，也点上一支烟。
“我看对谁都一样，”聂赫留朵夫说。
“不，不是对谁都一样，”姨妈回答。“我听人家说，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这是一种休息，一种疗养。一个地下工作者总是生活动荡，缺衣少食，并且为自己、为别人、为事业提心吊胆，可是一旦被捕，就没事了，一切责任都卸下，你就坐下来休息吧。我听他们说，被捕时还高兴呢。不过，对没有罪的年轻人——象丽达那样没有罪的人总是首先被捕，——对这些人来说，第一次打击确实很沉重。这倒不是因为你丧失了自由，受到粗暴的对待，伙食很差，空气很坏，总之，这种种苦难都无所谓。苦难即使再加两倍，也可以忍受，难以忍受的是初次被捕时精神上所受到的打击。”
“难道您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
“我吗？坐过两次牢，”姨妈凄苦而动人地笑着说。“我第一次被捕是无缘无故的。那时我才二十二岁，有了一个孩子，而且又怀孕了。我失去了自由，离开孩子，离开丈夫。这些事再痛苦，比起精神上的痛苦来，简直算不了一回事。当时我觉得我不再是一个人，我变成一样任人摆布的东西。我想同女儿告别，可是他们逼我坐上马车。我问要把我带到哪儿去，他们说到了就会知道。我问我犯了什么罪，他们不理我。受过审问后，我被迫脱下自己的衣服，穿上编号的囚衣，又被押回走廊。他们打开牢门，把我推进牢房，再锁上门。他们走了，只留下一个掮枪的哨兵。他一声不响地走来走去，偶尔从门缝里张望一下，我感到难受极了。当时有一件事使我特别惊讶，那就是审问的时候宪兵军官递给我一支烟。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吸烟的。可见他懂得人是喜欢自由和光明的，他也懂得母亲爱孩子，孩子爱母亲。那他们为什么冷酷地把我同我所珍爱的一切拆开，把我象一头野兽似的锁起来呢？一个人受到这样的待遇不可能不受到损害。一个人原来相信上帝和人，相信大家都应相亲相爱，但在经历了这一切以后就会丧失这种信念。我就是从那时起不再相信人，心肠也变硬了，”她说完微微笑了笑。
丽达的母亲从丽达出去的那扇门进来，说丽达情绪很坏，不来了。
“唉，为什么要摧残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姨妈说。“我特别难过的是我竟成了这件事的罪魁祸首。”
“上帝保佑，她呼吸呼吸乡下的空气会复元的，”做母亲的说，“我们要把她送到她父亲那儿去。”
“是啊，要不是您出了力，她会完全给毁了的，”姨妈说。
“谢谢您。我要同您见面，因为有一封信要托您转交给薇拉，”她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封信。“信没有封口，您可以看看，或者把它撕掉，或者把它转交，总之，您觉得怎么合适就怎么办吧，”她说。“信里并没有什么损害人的名誉的话。”
聂赫留朵夫接了信，答应把它转交，然后起身告辞，走到街上。
他没有看信，把口封上，决定把它交给薇拉。
27 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聂赫留朵夫在托波罗夫家
使聂赫留朵夫逗留在彼得堡的最后一件事，就是解决教派信徒案。他准备通过军队旧同事、宫廷侍从武官鲍加狄廖夫把他们的状子呈交皇上。他一早乘车来到鲍加狄廖夫家，碰到他还在吃早饭，但马上就要出门。鲍加狄廖夫生得矮壮结实，体力过人，能空手扭弯马蹄铁，但为人善良、诚实、直爽，甚至有点自由主义思想。尽管他具有这些特点，但同宫廷关系密切，热爱皇上和皇族。他还有一种惊人的本领，那就是生活在最上层社会，却只看到好的一面，也不参与任何坏事和不正派活动。他从来不指摘什么人，也不批评什么措施。他总是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声若洪钟地大胆说出他要说的话，同时纵声大笑。他这样大声说笑倒不是装腔，而是出于他的性格。
“啊，你来了，太好了。你不吃点早饭吗？要不你就坐下来。煎牛排挺不错。我吃一顿饭开头和收尾都得吃点扎实的东西。哈，哈，哈！那么，你来喝点酒，”他指着一瓶红葡萄酒，大声说。“我一直在想你呢。那个状子让我来递上去。当面呈交皇上，这不成问题。不过我想，你最好还是先到托波罗夫那儿去一下。”
他一提到托波罗夫，聂赫留朵夫就皱眉头。
“这件事全得由他作主。不管怎样总归要去问他。说不定他当场就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去一下。”
“那太好了。嗯，彼得堡给你的印象怎么样？”鲍加狄廖夫大声说，“你说说，好吗？”
“我觉得我仿佛中了催眠术，”聂赫留朵夫说。
“中了催眠术？”鲍加狄廖夫重复着他的话，呵呵大笑。
“你不想吃，那也听便。”他用餐巾擦擦小胡子。“那么，你去找他吗？呃？要是他不干，那你就把状子交给我，我明天递上去，”他又大声说，从桌旁站起来，画了一个很大的十字，显然象他擦嘴一样漫不经心，然后佩上军刀。“那么，再见了，我得走了。”
“我也要走了，”聂赫留朵夫说，高兴地握了握鲍加狄廖夫强壮有力的大手，并且象每次看到健康、朴实、生气勃勃的东西那样，头脑里留下愉快的印象，在大门口同鲍加狄廖夫分手。
聂赫留朵夫虽然估计去一次不会有什么结果，他还是听从鲍加狄廖夫的劝告坐车去拜访托波罗夫，也就是那个能左右教派信徒案的人。
托波罗夫所担任的职务，从它的职责来说，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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