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列夫·托尔斯泰]-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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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把他的建议又说了一遍，但并不要他们当场答复，而是劝他们同大伙商量商量，再来给他答复。

农民们说他们会去同大伙商量，然后再给他答复。他们同东家告了别，心情激动地走了。他们响亮的说话声，久久地从大路上传来，越来越远。但村子里农民们的谈话声从河上传来，一直到深晚。

第二天，农民们没有干活，都在讨论东家的建议。全村分成两派：一派认为东家的建议对他们有利，没有危险；另一派认为其中有诈，但不知道诈在哪里，因此疑虑重重。不过到第三天，大家都同意东家的建议，走来向聂赫留朵夫宣布整个村社的决定。在接受东家建议上，有个老太婆的一番话起了作用。她说东家在考虑他的灵魂，他这样做是为了拯救灵魂。老头儿们同意她的话，这就打消了对东家行为有诈的忧虑。聂赫留朵夫在巴诺伏逗留期间施舍了不少钱，这也证实老太婆的解释有道理。不过，聂赫留朵夫在这里施舍钱财，起因是他第一次看到本地农民贫穷和困苦的程度，大为震惊，因此虽然知道施舍是不合理的，还是忍不住散发了一些钱。目前他手头的钱特别多，因为收到了去年出售库兹明斯科耶树林的钱，还有出卖农具的定金。

老百姓听说东家对求告的人都给了钱，顿时就有许多人从附近各村赶来求他帮助，其中主要是妇女。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该按什么原则行事，该周济谁，该给多少。他觉得既然他有的是钱，就应该周济那些确实很穷的求告者。不过，有求必应却是没有意思的。摆脱这种困境的唯一办法就是一走了事。他就赶紧离开这地方。

在巴诺伏逗留的最后一天，聂赫留朵夫来到正屋，清理房子里的杂物。在清理时，他在姑妈那个配着狮头铜环的红木旧衣柜底下抽屉里找到许多信件，里面夹着一张几个人合拍的照片，上面有索菲雅姑妈、玛丽雅姑妈、做大学生时的他和卡秋莎。卡秋莎显得纯洁、娇嫩、美丽、生气勃勃。从正房的杂物中，聂赫留朵夫只取走了信件和这张照片。其余的东西都让给了磨坊主。磨坊主通过笑嘻嘻的管家的介绍，以十分之一的价钱买下这些东西，包括巴诺伏的正屋和全部家具。

聂赫留朵夫回想他在库兹明斯科耶时怎样舍不得放弃财产，感到奇怪：他怎么会有这样的思想。现在他越来越感到放下包袱的轻松愉快，并且象旅行家发现新大陆那样觉得新鲜。

10　聂赫留朵夫回城。遇见申包克

聂赫留朵夫这次回城，觉得这个城市特别新奇。傍晚，他在一片光亮的街灯下从火车站回到寓所。个个房间里都还有臭樟脑的气味，阿格拉斐娜和柯尔尼都疲劳不堪，满腔怨气，甚至为收拾衣物吵架，而那些衣物的用处就在于挂出来晾一晾，透透风，再藏起来。聂赫留朵夫的房间没有被占用，但也没有收拾好。许多箱子堵住通道，进出房间不便，因此聂赫留朵夫这时回来，显然妨碍了出于奇怪的习惯而在这里干的活。聂赫留朵夫以前也参加过这类活动，但农村的贫困在他头脑里留下深刻印象，他觉得这种活动显然是荒唐的，因此十分反感。他决定第二天就搬到旅馆去住，听凭阿格拉斐娜收拾衣物——她认为这是必要的，——直到他姐姐来了，再由她最后清理房子里的全部东西。

聂赫留朵夫第二天一早就离开这所房子，在监狱附近随便找了一家简陋、肮脏的带家具公寓，要了两个房间，吩咐仆人把他从家里挑出来的东西搬到这里，自己就去找律师。

外边天气很冷。在雷雨之后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春寒。天那么冷，风那么刺骨，聂赫留朵夫穿着薄大衣觉得身上发冷，就不断加快步伐以暖和身子。

他回忆着农村里的各种人：妇女、孩子、老人，他们的贫穷和困顿（他仿佛第一次见到似的），特别是那个模样象小老头、乱蹬着两条没有腿肚的细腿、一味苦笑的孩子。他情不自禁地拿农村的情形同城里的景象作对比。他经过肉店、鱼店、服装店，看到那么多肥头胖耳、衣冠楚楚的老板，不禁感到惊奇预先决定的，而是按照自己所固有的规律发展的，但并不否，仿佛第一次看见似的，因为这样的人乡下一个也没有。这些老板显然满心相信，他们千方百计哄骗不识货的顾客，不是什么坏事，而是十分有益的活动。在城里，丰衣足食的还有臀部肥大、背上钉有钮扣的私人马车夫，头戴饰丝绦制帽的看门人，头发鬈曲、身系围裙的侍女。特别显眼的是那些后脑勺剃得光光的出租马车夫，他们伸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轻便马车上，鄙夷而好色地打量着过往行人。聂赫留朵夫看出这些人都是乡下人，他们丧失了土地，因此被迫进城。这些乡下人中间，有的善于利用城市条件，过起上等人的生活来，并且扬扬自得。但有的在城里过的生活比乡下还不如，因此也就更加可怜。聂赫留朵夫觉得那些在地下室窗口干活的鞋匠，就是这种可怜人；还有那些洗衣女工也是挺可怜的，她们身体干瘦，脸色苍白，披头散发，露出瘦胳膊，在敞开的窗前熨衣服，而从窗子里不断冒出带肥皂味的蒸汽。聂赫留朵夫遇见的两个油漆工也同样可怜，他们系着围裙，赤脚套看破鞋，从头到脚都沾满油漆。他们把袖子卷到胳膊肘以上，露出晒得黑黑的筋脉毕露的胳膊，手里提着油漆桶，不住地相互对骂。他们的脸色显得疲劳而愤怒。运货马车夫，一身灰土，脸色乌黑，坐在大板车上摇摇晃晃，也是同样的脸色。那些衣服褴褛、面孔浮肿，带着孩子站在街角要饭的男女，也是这样的脸色。聂赫留朵夫乘车经过小饭店，从窗子里望见里面的人也是这样的脸色。那儿，在几张摆满酒瓶和茶具的肮脏桌子之间，穿白衣服的堂倌正摇晃着身子，来回穿梭，桌子周围坐着些满头大汗、脸色通红而神情呆滞的人，嘴里又嚷又唱。有一个人坐在窗口，皱起眉头，努出嘴唇，眼睛呆呆地瞪着前方，仿佛在拚命回想什么事。

“他们聚集在这儿干什么呀？”聂赫留朵夫想，不由自主地吸着由寒风送来的灰尘和空气中新鲜油漆的刺鼻味儿。

在一条街上，一队运载铁器的货车在坎坷不平的路上发出可怕的隆隆声，追上了他，震得他脑袋和耳朵作痛。他加紧步子，想赶到货车前头去。在这铁器的隆隆声中，他忽然听见有人在叫他的名字。他停住脚步，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一辆轻便马车，车上坐着一个军官，容光焕发，肤色滋润，留着两端翘起的八字胡子，胡子上涂过油。他热情地向聂赫留朵夫招招手，笑得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

“聂赫留朵夫！是你吗？”

聂赫留朵夫起初感到很高兴。

“啊！申包克！”他快活地说，但他立刻明白，根本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

这就是当年到聂赫留朵夫姑妈家去过的申包克。聂赫留朵夫好久没有见到他了，不过听说他尽管一身是债，从步兵团调到了骑兵队，却不知凭什么法术始终待在有钱人圈子里。

他那志得意满的神气证明了这一点。

“啊，碰到你真是太好了！我眼下在城里一个熟人也没有。哎，老兄，你可见老了，”申包克跳下马车，挺挺胸说。“我是从你走路的样子认出你来的。喂，咱们一起吃饭去，怎么样？你们这儿哪家馆子好些？”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奉陪，”聂赫留朵夫回答，一心想尽快摆脱这个朋友而又不至于得罪他。“你到这儿来干什么？”他问。

“有事啊，老兄。有关监护的事。我现在当上监护人了。在管理萨玛诺夫的产业。说实在的，他是个财主。他得了脑软化症。可他有五万四千俄亩土地呢！”他神气活现地说，仿佛他自己拥有这么多土地。“他那份产业糟蹋得厉害。土地全都租给了农民。可是他们一个钱也不交，欠款就达八万多卢布。我去了一年就改变局面，让东家增加收入百分之七十。你说怎么样？”他得意扬扬地说。

聂赫留朵夫想起，他听人说过，申包克因为荡光了家产，还欠下一屁股债，这才通过特殊关系，当上一个挥霍成性的老财主的产业监护人。现在他就靠这种监护工作过活。

“怎样才能摆脱他而又不至于得罪他？”聂赫留朵夫一面想，一面瞧着他那张容光焕发、胡子抹油的胖脸，听着他亲切地谈论哪家饭馆的菜好，吹嘘他搞监护工作的本领。

“嗯，咱们究竟到哪儿去吃饭呢？”

“我可没工夫，”聂赫留朵夫瞧瞧表说。

“那么还有一件事。今天晚上赛马。你去不去？”

“不，我不去。”

“去吧！我自己现在没有马。但我总是赌格里沙的马。你记得吗？他养着几匹好马。你就去吧，咱们一块儿吃晚饭去。”

“晚饭我也不能吃，”聂赫留朵夫微笑着说。

“嘿，这是怎么一回事？你现在上哪儿去？要不要我送你去？”

“我去找个律师。他住在这儿，拐个弯就到，”聂赫留朵夫说。

“噢，对了，你在监狱里忙什么事吧？你在替坐牢的人说情，是吗？柯察金家的人告诉我了，”申包克笑着说。“他们已经走了。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倒说说！”

“对，对，这都是真的，”聂赫留朵夫回答，“但街上怎么好说呢！”

“是的，是的，你一向是个怪人。那么你去看赛马吗？”

“不，我没空去，也不想去。请你不要生气。”

“嗐，生气，哪儿的话！你现在住在哪儿？”申包克问，忽然脸色变得严肃起来，眼神停滞，眉头皱起。他显然想回忆一件什么事。聂赫留朵夫看到他脸上有一种迟钝的表情，同他刚才从饭店窗口里惊奇地望见的那个皱起眉头、努出嘴唇的人一模一样。

“天好冷啊！是吗？”

“是的，是的，很冷。”

“我买的东西在你车上吗？”申包克转身问马车夫。

“嗯，那么再见。遇见你真是高兴，真是高兴，”申包克说，接着紧紧地握了握聂赫留朵夫的手，跳上马车，把他那只戴白麂皮手套的大手举到红润的脸庞前，挥了挥，照例露出白得异样的牙齿笑了笑。

“难道我原来也是个这样的人吗？”聂赫留朵夫一面想，一面继续往律师家走去。“是的，我原来还不完全是这样，但很希望做个这样的人，这样过上一辈子。”

11　聂赫留朵夫访问律师。律师对教派信徒案的看法

律师没有按照次序，而是提前接见了聂赫留朵夫，并且立刻谈到明肖夫母子一案。他看过这份案卷，对控告他们缺乏根据表示愤慨。

“这个案子真叫人气愤，”他说，“火很可能是房东自己放的，目的是要捞到一笔保险费。但问题在于明肖夫母子的罪行根本没有得到证实，连一点罪证也没有。这都是侦讯官过分卖力，副检察官粗心大意弄出来的。这个案子只要不转到县里，而是在这里审讯，我担保官司一定会赢，而且不取分文报酬。好，现在谈另一个案件。费多霞给皇上的呈文已经写好了。您要是上彼得堡，就随身带着，亲自递上去，再托托人情。要不然他们随便问一下司法部，那边敷衍了事，一下子把它推出来，也就是驳回上诉，这样，这笔官司就完了。

您得设法送到最高当局那里去。”

“去见皇上吗？”聂赫留朵夫问。

律师笑起来。

“那可是最高级了，高得不能再高了。我说最高当局是指上诉委员会秘书或者主任。那么，没有别的事了吧？”

“有，我这里还有教派信徒写给我的信，”聂赫留朵夫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说。“要是他们写的都是事实，那可真是怪事了。我今天一定要同他们见个面，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您已经变成一个漏斗或者瓶口，监狱里的冤案都要通过您一个一个流出来了，”律师笑嘻嘻地说。“实在大多了，您应付不了的。”

“不，这可真是咄咄怪事，”聂赫留朵夫说，接着就简要地讲了讲案情。有一个村子，老百姓聚在一起读福音书。长官走来，把他们驱散。下一个礼拜日他们又聚在一起。长官就派了警察来，写了个公文，把他们送交法院。法院侦讯官审问他们，副检察官拟好起诉书，高等法院批准起诉，他们就被送交法庭审判。副检察官宣读起诉书，桌上放着物证——福音书，他们就被判处流放。“这真是骇人听闻，”聂赫留朵夫说。“难道真有这样的事吗？”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一切都很怪。嗯，警察奉命捕人，这我是能理解的，但拟起诉书的副检察官，他总是受过教育的吧？”

“错就错在这里：我们总以为检察官、侦讯官都是些自由派，都是新派人。他们一度是这样的人物，可现在完全变了。他们都是官僚，只关心每个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