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颠与文明-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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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总有一天会从这种疯癫的兽性中推导出一种机械心理学的思想以及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疯癫的种种形态可以归因于动物生命的伟大结构。但是在厂和18世纪，将自己的面孔借给疯癫的兽性丝毫没有使自己的表现形态具有一种决定论性质。相反，它将疯癫置于一个可以无所限制地狂乱的不可预知的自由领域。如果说决定论能对它有所影响的话，那么这种影响是在限制、惩罚和纪律的形态里。疯癫通过兽性不是与伟大的自然法、生命法结合起来，而是与千姿百态的寓言动物结合起来。但是，与中世纪流行的那种禽畜动物不同。后者用很多象征形象来图解邪恶的各种形态，而前者是一群抽象的寓言动物。在这里，邪恶不再有奇异的身躯，我们能领悟到的只是它的最极端形式，即野兽的真相。这是一种没有内容的真理。邪恶摆脱了它的丰富肖像，目的在于只保存一种普遍的威慑力，这是一种兽性的隐秘威胁。它潜伏着，在某个时刻突然释放出狂暴的理由、疯癫狂乱的真相。尽管当时有人试图建构一种实证的动物学，但是这种认为兽性是疯癫的自然巢穴的顽固念头始终盘踞着古典时期的那个阴森角落。正是这种念头造成了一种意象，从而导致所有的禁闭实践及其种种最奇特的野蛮性。
毫无疑问，将疯癫观念，同肖像式的人与兽的关系联系起来，对于西方文化一直是极其重要的。从一开始。，西方文化就不认为动物参与了全部自然、参与了它的理智和秩序。那种观念是后来才有的，而且长佩以来只存留在西方文化的表面。或许它从未渗透进深层的想像领域。实际上，经过认真的研究就会发现，动物属于一种反自然，一种威胁着自然秩序、以其狂乱威胁着启然的积极理智的消极否定方面。劳特列阿蒙的著作就证明了这一点。按照西方人的定义，西方人两千多年来作为一种理性动物生活着。为什么这个事实就应该必然意味着他们承认理性和兽性可能有一个共同的秩序？为什么按照这个定义他们应该必然把自己放在自然的肯定方面？如果抛开亚里士多德的本意，难道我们不能认为，对于西方来说，这神“理性动物”长期以来一直是一种尺度，用以衡量理性的自由在非理性的巢穴运作的方式——那种非理性偏离理性直至构成理性的反题？从这时起哲学变成了人类学，人们力求在一种完整的自然中确认自己，动物也失去了其否定力量，从而成为自然的决定论和人的理性之间的一种积极的进化形式。“理性动物”的公式现在已经完全改变了其含义。它所暗示的作为全部理性根源的非理性完全消失了。从此，疯癫必须服从人的决定论，人则被视为其兽性的自然存在。在古典时期，如果说使科学和医学分析确如下文将谈到的那样力求使疯癫立足于这种自然机制中，那么，对待疯人的实际做法则足以证明，疯癫依然被包容在反自然的狂暴兽性中。
总之，禁闭加以来大的正是这种疯癫的兽性，同时它又力求避免无理智者的非道德所必然带来的耻辱。这就揭示了古典时期在疯癫和其他非理性形态之间所规定的距离，虽然从某种观点看，它们以前是被视为同一的或相通的。如果整个非理性领域都被压制得沉默不语，唯有疯癫可以自由表达其丑闻，那么非理性的整体所不能表达的而它能告诉人们的是什么呢？疯人的各种狂乱的意义——不可能在其他被收容者的、或许更明智的言谈中找的意义——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在哪个方面疯癫具有更独特的意义呢？
从17世纪起，最一般意义的非理性就不再具有更多的教训价值。文艺复兴时期仍很常见的理性的那种危险的可转换性正在被遗忘，它的丑闻正在消失。属于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经验的十字架的疯癫的重大主题，在17世纪开始消失，尽管还有詹森主义和帕斯卡的著作。更确切地说，它继续存在着，但是改变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颠倒了自己的含义。它不再要求人类理性放弃骄傲和自信以沉湎于牺牲的伟大非理性之中。当古典时期的基督教谈到十字架上的疯癫时，仅仅是为了羞辱虚假的理性，给永恒的真理之光增添光辉。肉身显灵的上帝的疯癫只不过是尘世间非理性的人所不能辨认的一种智慧。“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是这个世界的耻辱，在当时人们的眼中他是愚昧和疯癫的体现。”但是，这个世界后来被基督教征服了，上帝的意旨通过这种历史的曲折和人们的疯癫显示出来。现在完全可以说：“基督已成为我们智慧的顶峰。”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谦卑的这一耻辱——其启示的力量和价值仍为帕斯卡斯维护——很快将不再对基督教思想有更多的意义。它可能将只有一种意义，即在这些因这一耻辱而群情激愤的良。动中揭示出众多盲目的灵魂：“不要让你的十字架——它已为你征服了世界——依然成为傲慢者的疯癫和耻辱。”基督教的非理性被基督徒自己放逐到理性的边缘，因为理性已被等同于肉身显灵的上帝的智慧。自波尔罗亚尔女隐修院’直至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的两个世纪里，人们将不得不等待着基督重新获得对其疯癫的赞美，等待着耻辱恢复其启示的力量，等待着非理性不再仅仅是理性的公开羞辱对象。
但是，在这个时候，基督教的理性摆脱了长期以来作为自身组成部分的疯癫，病人则因摒弃理性，在其兽性发作中，获得了独一无二的证明力量。从与上帝相联系的、上帝肉身显灵的超人领域中被驱逐出来的耻辱似乎重新出现了。它以巨大的力量和新的教训出现在人与自然、与自身的兽性相联系的领域里。教训的适用范围转向较低的疯癫领域。十字架不再具有耻辱的意义；但是不应忘记，基督在尘世生活时始终赞美疯癫，使之变得圣洁，正如他治愈疾病，宽恕罪孽，用永恒的富有安慰贫困，从而使疾病、罪孽和贫困变得圣洁。圣文森提醒那些受命照看禁闭所中病人的人，说：“在这里主宰他们的是我们的主，他决定让精神错乱者、魔鬼附体老、疯人、受引诱者和迷狂者围在他身边。”这些受非人力量支配的人在那些代表了永恒智慧的人周围，在这个体现了永恒智慧的人周围，组成一个永恒的礼赞场面；他们用簇拥来赞美他们所拒绝的智慧，同时又给智慧一个羞辱自身的口实，承认智慧只能得自于上帝恩惠。进一步说，基督并不仅仅让精神错乱者聚在自己周围，而且他决定让自己在他们眼中成为一个疯人，通过自己的化身来体验人类所遭受的一切不幸。疯癫因此而成为在被钉上十字架和从十字架上抬下来之前上帝人形的最终形态：“噢，我的主，你喜欢成为犹太人眼中的一个耻辱，异教徒眼中的疯癫。你喜欢看上去像是失去了理智，正像圣经中所说的，人们以为我们的主精神错乱了。Dicebantuuoniaminhroremversusest．（他们说他疯了）。他的使徒有时仰望着他，好像仰望着一个雷霆震怒的人，他让他们有这种印象，是为了让他们证明，他曾承受了我们的全部疾病和痛苦，是为了教诲他们和我们对那些陷于这些不幸的人应报以同情。”基督来到人世时应允要在自己身上打上人类状况的一切记号和堕落本性的各种污点。从贫困到死亡，他走完受难的漫长历程。这也是情欲的历程，被遗忘的理智的历程和疯癫的历程。因为疯癫是受难的一种形式，在某种意义上是临终前的最后形式，所以它现在对于那些正承受它的人来说，就将成为一个受尊敬和同情的对象。
尊敬疯癫并不是要把它解释成不由自主的、不可避免的突发疾病，而是承认这个人类真相的最低界限。这个界限不是偶然的，而是根本性的。正如死亡是人类生命在时间领域的界限，疯癫是人类生命在兽性领域的界限。正如基督的死使死亡变得圣洁，最充分体现兽性的疯癫也同样因此而变得圣洁。1654年3月29日，圣文森通知一个教及巴罗（JeanBarreao），他的兄弟因精神错乱被收容进至拉扎尔：“我们应该荣耀我们的主。那些想捆绑他的人说他是疯子’。这是主的荣耀，他想以此来使他给那些人安排的同样状况变得圣洁。”’川’疯癫是上帝在其肉身中所承受的最低人性，他借此表明在人身上没有任何非人性是不能得到救赎的；这个堕落的极点固基督的存在而受到赞美。这就是疯癫在17世纪依然传授的教训D。
我们看到了当其他形式的非理性被精心掩盖起来时，疯腐的丑闻却能受到赞扬的原因。非理性的丑闻只能产生具有传染性的离经叛道的榜样，而疯癫的丑闻则向人们展示，人类的堕落如何使他们接近兽性，上帝拯救人类的仁慈能远及何处。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基督教来说，非理性及其耻辱的全部教益都体现在上帝化身的疯癫中。对于古典主义来说，这种化身不再是疯癫，而疯癫是人的野兽化身，是人类堕落的极点，是人的罪恶的最明显记号，是上帝仁慈的最远对象，是重新获得普遍宽恕和清白的象征。因此，疯癫的全部教益及其力量必须在这个模糊不清的领域，这个人性的低级范围中寻找。在这个领域中人听命于自然，既是彻底的堕落又是绝对的无辜。圣文森及其道使会、慈善兄弟会以及所有留意疯癫并将其向世界展示的教团，不正是突出体现了古典时期教会对疯人的关注吗？不正表明教会在疯癫中发现了一种难以理解却十分重要的启示——人的兽性是无辜的罪孽？这种启示需要在疯癫的公开展示中解读。在那种展示中疯人所体现的人的兽性发作受到颂扬。似乎很矛盾的是，基督教的兽性意识为后来把疯癫视为一种自然现象做了准备；而到了那个时候，这种“自然”在古典主义思想中的含义则会很快被遗忘。那种含义是，这种“自然”并不是一个随时能够接近的客观分析领域，而是一个对人来说时时可能出现某种疯癫的丑闻的领域——那种疯癫既是人的终极真相，又是废除人的形式。
所有这些现象，这些围绕着疯癫进行的奇异活动，这些对疯癫既赞美又惩治、将其归结为兽性、使其成为赎罪的教训的做法，把疯癫置于一个有别于整个非理性的奇怪地位。在禁闭所里，疯癫与各种非理性共居一室。后者包围着它，确定它的最一般的真理。但是疯癫又遭到孤立，受到特殊对待，而显示其独特性，似乎它虽然属于非理性，但是它以一种特有的运动穿越了这个领域，不停地将自己与最乖谬的非理性极端联系起来。
我们现在已习惯于认为，疯癫中有某种决定关系，在那种决定关系中，一切自由都逐渐受到压制；疯癫向我们展示的不过是某种决定论的自然常数，这种决定论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及有关其各种形式的推论（话语）运动；因为疯癫用于威胁现代人的仅仅是使其回到野兽和非生物的凄凉世界，回到自由受束缚的状态。在17和18世纪，人们不是从这种自然观而以非理性为背景来认识疯癫；疯癫不是暴露了某种生理机制，而是揭示了某种以兽性的可怕形态肆意横行的自由。今天我们已经不能理解什么是非理性，只能理解用形容词表示的形态：无理智的。这是一个修饰行为或言语的符号。它向一般人显示了疯癫的存在及其各种病理症状。对于我们来说，“无理智的”只是疯癫的表现形式中的一种。但是，对于古典主义来说，非理性具有一种名义价值；它构成某种实质性功能。疯癫只有相对于非理性才能被理解。非理性是它的支柱，或者说，非理性规定了疯癫的可能范围。对于古典时代的人来说，疯癫不是自然状态，不是“非理性”的人性和心理根源。它仅仅是“非理性”的经验形式。疯人复现了人堕落到兽性狂乱的极点的历程，暴露了潜在的非理性领域。这个领域威胁着人，在极大的范围内包围着人的各种自然生存形式。这不是一个是否倾向某种决定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是否正在被某种黑暗所吞噬的问题。与其他类型的理性主义和今天的实证主义相比，古典理性主义能够更有效地防范非理性的隐秘危险，后者正威胁着绝对自由的空间
第四章 激情与谵妄
疯癫的野性危害是与激情的危害、激情的一系列致命后果相联系的。
索瓦热（Sauvages）早就概述了激情的基本作用，认为它是导致疯癫的更恒在、更顽固、在某种程度上更起作用的原因：我们头脑的错乱是我们盲目屈从我们的欲望、我们不能控制和平息我们感情的结果。由此导致了迷狂、厌恶、不良嗜好、伤感引起的忧郁、遭拒绝后的暴怒，狂饮暴食、意志消沉以及引起最糟糕的疾病——疯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