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风云-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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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的计谋算是失败了。这位外交官对待拜伦很友好，而且把他跟在旁边完全看作理所当然。但是斯鲁特这个人也很难捉摸，只能看出他很疲劳，埋头工作，对娜塔丽在这个时候到波兰很是关心，如此而已。
她坚持此次旅行有比想看看她的情人更重要的原因，这一点拜伦越来越明白了。华沙的犹太人街道使她着迷。不管他们从哪儿开始度过一个夜晚，最后总要走进那些狭窄的小巷。她甚至拖着拜伦到条偏僻小巷内的犹太人小剧场去看了一场奥尼尔①的《啊，荒野！》（这次斯鲁特求着没去）。这个剧场只有一个不到二十英尺宽的舞台，破旧的布幕。对他来说，这是次奇特而乏味的经历。但是在那个寒酸的大厅里，顶呱呱的美国人物和传统的犹太表演凑在一起，使娜塔丽很开心也很感动。“我觉得那就是我，”娜塔丽说。他们刚从剧场出来，在温暖的夜晚沿着泥泞的小路走着，小路两边是东倒西歪的半用木料半用石头造成的小屋。“我就是那个奇怪的混合物。我从来没有完全明白过，我现在还在分析它。它使人心慌意乱，但又令人兴奋，真象在一部家庭影片中第一次看到我自己一样。”很明显，是同样的魅力把她引向梅德捷斯的。她在饭厅里等着他，她不知在什么地方买了一件花色鲜艳、敞领的波兰衣服，浓密的头发梳成了一种过时的美国发式，披在肩上，就象华沙的妇女那样。
①奥尼尔（1888—1953），美国著名剧作家。
“我这样行吗？人家老那么盯着我看，真烦死了，好象我头上长了角。”
“只要你的护照放在身边。那就行了。别太土气。”
“噢，当然，总带着这个，”在她的脚边有一只带拉链的蓝色羊皮皮包。“衣服、衬衫、帽子、长袜、腰带。我随时可以走进女盥洗室，一出来就完全是个Amerikanka①，怒气冲冲，挥着美元。你去吗？当然不去了。”
①波兰语：美国人。
“我去。我的旅行包在走廊里。”
“真的吗？你真和我一样傻，勃拉尼。”她耶双黑眼睛慢慢一眨，从眉毛下抬起来朝他看了看，使拜伦想起了那个穿淡紫色衣服的犹太小姑娘。“告诉我，你现在对斯鲁特喜欢点儿了吧？”
“我没有不喜欢他。这会儿我是替他遗憾，他肯定还摸不着头脑呢。”这时女侍者把一盘盘的菜端了上来。他说：“唷，你替咱们俩都叫了菜，好极啦。没有比这种波兰火腿更妙的了。”
她说：“在这儿吃火腿，我都开始有点于心不安了。想想看！”娜塔丽切着厚厚的粉红色火腿吃起来，显然无动于衷。
“我对你们的宗教一无所知，”拜伦说。
“我也不懂，这甚至不能说是我的信仰。我在十一岁之前就不信这个教了——什么会堂、希伯来文课，一切一切我都脱离了。这使父亲很难过，因为他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会堂的一个负责人，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可是我们的这位犹太拉比真是个让人讨厌的笨人，勃拉尼。我父亲简直回答不了我的问题，他不是埃伦那样的知识分子，他是个商人。我到十一岁的时候，书比他读得多了。”
“他就让你那样甩手不干吗？拜伦问道，“就象那样？我父亲可不会答应，可以肯定。”
“可能军人不一样，”娜塔丽怀疑地笑着说。“大多数当父亲的和女儿弄不到一块儿。不管怎么说，我是个独生女，整个说来都不错。我就是不愿意没完没了地总去说那些对我毫无意义的废话。吃完啦！”她放下刀叉。“先喝咖啡，然后去梅德捷斯，行吗？”
“随你便。”
破裂的黄色玻璃上贴着一条条交叉的厚厚的手术胶布的出租汽车，摇摇晃晃地把他们送到机场。在阳光普照的场地上，一架孤零零的飞机停在那间作为候机室的木棚外边，看了真叫人吃惊。那是一架蓝色的三发动机的双翼飞机，机身粗短，锈迹斑斑，尽是补钉，拜伦还以为那是一架飞机的残骸呢；但是当他们到达时，乘客们来到了草坪上，开始登机。
“我可不知道，”拜伦在付司机车钱时说，“你认为这架飞机能起飞吗？是不是让这个司机再等一等。”娜塔丽笑起来，就去给斯鲁特打电话，但他没在公寓，也不在使馆。那间小木棚里还是挤满了德国人，尽管看起来留在华沙的没有几个。只有波兰人和几个犹太人上了去克拉科夫的飞机，坐到那些不舒服的铁椅子上。
飞机真的起飞了，它颠簸着，震颤着，把薄金属板的地板都震开了缝，以致可以看到下边一片绿色的田野，让一股暖风吹进来，欢胀了娜塔丽的裙子。她把裙了掖到腿下，就睡着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飞机向下俯冲，砰地一声着了陆，在一片田野中的一间谷仓附近停住，谷仓四周是高高的杂草和野花。拜伦以为这是一次迫降，但有几个乘客拿着手提包下了飞机。又经过大约一个小时的颠簸，把他们送到了克拉科夫，飞机飞过绿色的平原，飞到了低矮的群山之上，这儿一半是森林，一半是耕地，用一块块黄的、黑的、紫的田地拼成。
克拉科夫机场的候机室是一间小木房子，周围拦着铁丝篱笆。拜伦很高兴，离开了那架喷着热铁和汽油气味的飞机，走到阳光灿烂、微风吹拂、象花园一样芬芳的田野上。在沥青铺的跑道两侧，包着头巾的农妇们在太阳底下割草。眼前看不到出租汽车，只有一辆尽是泥巴的绿色公共汽车。一些有亲戚来接的旅客，爬上了笨重的马车，叽叽嘎嘎地驶走了。
“咱们打算怎么到克拉科夫去呢？”拜伦问。
“那辆公共汽车一定是到那儿去的，”娜塔丽说。
一个黄胡子的犹太人孤零零地笔直站在门口，身穿一件黑色的长外套，头戴一顶黑色宽边的平顶帽。他走近几步，用手碰了碰帽子说：“请原谅，是美国人吗？姓杰斯特罗？”娜塔丽疑惑地看着他说：“唔，是呀。你是班瑞尔吧？”
“是的，是的。乔彻南·班瑞尔·杰斯特罗。”他咧开嘴笑着回答。“请你原谅。英语说得不好。你说德语吗？法语呢？”
“法语能说一点儿，”于是她就改用法语说：“你怎么知道我们乘这班飞机呢？好啦，拜伦，这是埃伦叔叔的堂弟，也是我父亲的堂弟。班瑞尔，拜伦·亨利是我的好朋友。”
两个男人握了握手。犹太人捋了捋他那花白了的黄胡子，端详着拜伦的脸。班瑞尔长着一个宽大的鼻子，浓眉毛，一双令人吃惊的深陷的蓝眼睛有点象鞑靼人那样斜着，但目光敏锐。拜伦觉得，在一两秒钟内，这位杰斯特罗就看出他是个异教徒，不过可能是个朋友。“Enchanté①，”杰斯特罗说。
他把他们带到候机室的另一边，那里停着一辆铁锈斑斑的汽车。
①法语：很高兴认识你。
司机是个瘦鬼，穿一件淡颜色的运动衣，戴一顶便帽，留着有点儿发亮的红胡子。经过一番意第绪语的交涉之后，他们就出发了。娜塔丽对拜伦说，他们现在是直接到梅德捷斯去，因为杰斯特罗一家非常渴望看到她，而克拉特夫是在二十英里路之外的另一个方向。他们全家都认为，在婚礼的前夕，有个美国亲戚从天而降是个好兆头。娜塔丽曾给梅德捷斯的乔彻南·杰斯特罗打了个电报，说她今天到，但她没说明坐哪班飞机，因为没想到他真会收到这封电报。
“MaisPourquoipas？LaPolognen’estpasL’frique．①”班瑞尔接着娜塔丽的英语插了一句话，“C’estunpayatoutáfaitmoderneetcivilisé．②”
拜伦觉得，象这样一个从犹太油画中或者戏剧中出现的人物，能说又清楚又好的法语，真是十分奇怪。杰斯特罗对他说，他会为他们后天回罗马做好安排的。因为他在克拉科夫交际很广，弄几张火车票或飞机票绝对不成问题。
①法语：这完全是个现代文明国家。
②法语：为什么收不到呢？波兰不是非洲。
汽车弯来弯去，避开一些讨厌的大坑，在一条坑洼不平的柏油路上颠簸着前进。他们经过一些小村庄，尽是草顶的圆木房子，在一根根圆木之间漆上了蓝条条。司机得把车绕开在路上游荡的猪、鸡和牛。许多房子由于天长日久，历经风吹雨打，变成了灰色，一溜歪斜，或者快要倒塌。一些房子没有窗户，但是差不多都有新的、或是新油漆过的门。每个村子的附近都有一座木头造的教堂，矗立在一块高地上。在洒满阳光的田野上，男男女女都手拿农具在劳动，有的用马拉犁。汽车经过许多辆装满手砍的木材的大车，拉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马，赶车的都是强壮而驯顺的女人和男人，这些人要不是有头巾和胡子作为标志，真是难以辨别他们的性别。他们的汽车一直开到奥斯威辛，一路上没看见一台拖拉机、一辆汽车或是任何其他机械。奥斯威辛是铁路线上一座中等城市，有砖砌的房子和宽阔的街道，一条浑浊的河流从城里穿过，把它分成两半。汽车开到城市的主要广场，在电话局前面停了下来，娜塔丽和班瑞尔下了车，去给斯鲁特打电话。
拜伦顶着烈日在广场上散步，引得一些居民偷偷地朝他望。他买了份冰激凌，女售货员一声不吭就收下了他的钱。奥斯威辛和华沙完全不同：这是座低矮的城市，到处是淡褐色的建筑物，有一副穷乡僻壤不欢迎陌生人的神气。拜伦巴不得离开这里。当汽车驶进一片平坦的绿色田野，在沿河的一条肮脏的道路上行驶时，娜塔丽告诉他说，斯鲁特发了火，也吃了一惊，尽管她把所有的罪过都揽到自己身上，斯鲁特还是对拜伦的头脑说了些不好听的话。“我看他是得了神经病了。”她说，“你看他是不是怕德国人？”
“你看，这么样离开他有点失礼。”
她朝拜伦奇怪地瞟了一眼，说：“这完全不是什么失礼问题。要知道，我们在一起一直谈到清晨，他应该讨厌我了。”
“什么？我看见你是三点回来的。”
“不错，可是后来他又从走廊里给我打电话，说他疲劳过度，睡不着觉，我又下楼和他出去了。”
“原来如此。那你一定累坏了。”
“怪得很，我觉得挺舒服，在飞机上打了个瞌睡，现在又有这么新鲜的郊外空气！波兰的空气闻起来那么美妙。我在书上从来没读到过这个。”
“波兰是第一流的国家，”班瑞尔用英语说，一边拿手捋了捋胡子。“强壮的人民。希特勒一个大威胁。不要战争。”
拜伦在梅德捷斯度过的这段时间，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中，好象去了趟月球一样。虽然有常见的教堂耸立在常见的小丘上，可是村民差不多都是犹太人。梅德捷斯是由一簇建在弯弯曲曲的狭窄土路或石子路边上的房子组成，有些是圆木的，有些是灰泥的，只有少数砖房，一路倾斜下去通向一片平坦的绿色草地和一条蜿蜒的河流。在离镇一英里的地方，有一幢式样象法国城堡的大房子，没有屋顶，在河岸边荒芜着。那个贵族之家已绝了后，房子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了难，但是这个村镇却保存了下来。杰斯特罗一家和他们的亲戚似乎占了梅德捷斯的一半。他们簇拥着娜塔丽和拜伦，兴高采烈地把他们从一家带到另一家。昏暗的房子里面都差不多：小房间，大炉灶，笨重而光亮的维多利亚式家具，花边窗帘；每家房子都有一群孩子，从地下爬的婴儿到少年儿童年龄不等；一张张桌子都摆满了酒、蛋糕、茶、糖块、伏特加和鱼。这一切都没法儿拒绝。呆了一会儿，因为没看见厕所，拜伦感到很不舒服。这样一连好几个小时，别人说的话他一句都听不懂。在他看来，好象所有的犹太人都在不停地同时讲话。娜塔丽和那些穿黑上衣、黑裤子、笨重靴子、留长胡子的男人谈话，和那些没有涂脂抹粉、劳累过度、穿了拖到脚踝的朴素衣裙的女人们聊天；他们好象都被她迷住了。每座房子外边，都围了一大群人，他们隔着窗子参加谈话。两位国人的来访，显然是战后梅德捷斯最重大的一件事。
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没有人行道，没有商店，没有电影院，没有汽车库，没有汽车，没有自行车，没有路灯，没有救火龙头，没有广告牌；除了沿河的一排电线杆外，没有一种声音或一种景象能把这个城镇和二十世纪联在一起。然而娜塔丽·杰斯特罗是唯一从这个地方移居外地的一代人。埃伦·杰斯特罗博士，《一个犹太人的耶稣》一书的作者，耶鲁大学的历史教授，锡耶纳大主教的高雅朋友，在这儿生活到十五岁。那时候，他看来就象这些苍白、瘦弱、勤学的男孩子一样，戴了顶黑色大便帽，耳边留着鬈发！拜伦不能想象这些人怎么看待他，但是他们对他象对娜塔丽一样热诚，不过用手势和微笑来代替对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