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行记-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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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挤在一起，跪在深雪中，马儿们鼻子凑在一起，低着头很耐烦地俯视着我们。鹅毛般的白雪飞舞着落下，把我们变成了一组白色的雕象动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我们开始了这重大的试验。折下山艾树的细枝，堆在一块打扫干净的地方，我们围在一起，作掩护。十到十五分钟，一切准备就绪，然后，大家屏住呼吸，提心吊胆，使脉搏都变缓了，奥伦多夫操起左轮，扣动板机，一枪把这堆柴火轰出了这个县！这是一次彻彻底底的失败。
这件事令人很忧伤，但比起另一件事来，它也只能算鸡毛蒜皮了——我们的马不见了！原来大家叫我抓住缰绳，但我全神贯注地观看那次手枪升火试验。无意识中放了缰绳，那些解放了的牲口冒着大雪走了。去追赶是无用的，马蹄踏在雪地上寂然无声，就是离它们只有两码也看不见，找也无用，丢了就算了。我们咒骂那些骗人的书，那上面说，在象我们这样不幸的处境中，马总是不离开主人，与主人作伴，保护主人。
在这以前，我们已经够不幸了；这一来，便觉得更加悲惨。我们抱着最后一线希望，耐心地折了些树枝堆起来，普鲁士人再一次把它轰得无影无踪。显然，用手枪取火是一种需要实践和经验的艺术，深更半夜在沙漠中，也不是个取得成功的理想的时间与地点。我们只得放弃这种办法另寻门路。每人捡两根树枝拼命地摩擦。过了半小时，我们完全冻僵了，树枝也是一样。我们痛骂那些用这种愚蠢的把戏来糊弄我们的印第安人、猎人和书本。大家悲悲切切，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在这关键时刻，巴娄先生从他那漏过了检查的衣袋的破烂中翻出了四根火柴。和这相比，就是找到四根金条也只能算个微不足道的好运气了。人们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一根火柴是多么重要——或者说是多么可爱，多么宝贵，它在人们的心目中闪耀着多么神圣而灿烂的光辉。这次，我们怀着极大的希望采集树枝；当巴娄先生预备划第一根火柴时，大家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他身上，那种聚精汇神的程度就是用几页纸来写也描绘不完。那根火柴充满希望地燃了一下，就熄了。第二根火柴也只闪了一下就完了。第三根火柴刚达到希望的边缘，就被风吹灭了。我们挤得更紧，巴娄先生把我们最后的希望在他腿上划了一下，这时，忧虑和希望变得更加疯狂和痛苦。它燃了，发出微弱的蓝光，接着冒出一朵火焰。这老先生用手捧着，慢慢地弯下身子，每一颗心都跟随着他——任何人遇到这种事都会这样——血液凝固，呼吸停滞。那火苗终于挨着了树枝，慢慢地引燃——犹豫了一下——再引燃一点——再犹豫一下，挣扎了令人心碎的五秒钟——然后，象人一样地喘息了一下，完了。
有几分钟，没有人说一句话。这是种肃穆的沉寂，甚至风也做出鬼鬼祟祟的模样，不祥地沉静下来，只剩下雪片飘落的籁籁声。最后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等。，大家开了口，声音凄切，每个人都明白，心中都相信，这是我们生命的最后一晚。我还以为只有我一个人这样想。当大家都平静地承认了这个感觉时，好象这就是传票。奥伦多夫开口说道：
“兄弟们，我们就死在一起吧。忘掉和原谅过去的一切，让我们就互相毫无怨恨地去吧。我明白你们怨恨我，因为我弄翻了小船，又因为我逞能而使你们在雪地里转来转去，但我是好意，原谅我吧。我坦率地承认，我曾怨恨过巴娄先生，他辱骂过我，把我叫做“对数”。我不知道对数是什么，但无疑它在美国是一种耻辱的、不成体统的东西，我几乎时刻记在心头，它伤透了我的心，但是就让它过去吧，我诚恳地原谅了巴娄先生，并且——”
可怜的奥伦多夫再也说不出话来，眼泪一涌而出，不仅他一个人，我也哭了起来，还有巴娄先生。奥伦多夫又开了口，原谅了我对他的所作所为。接着，他掏出威士忌酒瓶，说他无论是死是活，也不会再沾一滴酒了。他说，他已放弃一切生的希望，虽然没有多少准备，也要谦卑地服从命运。他希望寿命再长一点，倒不是由于自私，而是为了彻底地改造个性，以全副精力扶助穷苦，安慰疾患，劝戒人们抵制一切放纵的罪恶，使自己成为年青人中行善的榜样，最后带着珍贵的回忆——没有虚度年华——而献出生命。他最后还说，他的改过自新就从此时开始，而且就在死神面前，因为再也没有时间来执行这个改造，帮助人民，为人民造福了。说着，他扔掉了那瓶威士忌。
巴娄先生也作了大意相似的发言，开始执行他无法再活着继续执行的改造，他扔掉那副破旧的纸牌，这副牌在洪水围困期间，给我们带来了安慰威。认为祭祀目的在得到未来报酬，故承认无所不在的灵魂，使生活好过一些。他说，他从来没有赌过钱，但他相信，无论为什么而打牌，只要打了牌，就是不道德的、有害的，若不戒绝纸牌，无论谁都不会完美无暇。“因此，”他继续说道，“这样，我赞同，并且越来越觉得有必要对那种心灵的欢娱进行完全彻底的改造。”这些轰鸣的字眼使他大为感动，没有任何滔滔不绝的雄辩会产生这种效果，这老人呜咽着，悲哀之中也不无满足。
我自己的发言大意也和我的同伴们的差不多。我知道，这些话是发自内心的，是诚恳的。我们都很真诚，深深感动，无限热切，因为我们已经面临死亡，没有希望了。我扔掉了烟斗，就这样，我终于戒掉了一个恶习，卸下了这个每时每刻象暴君一样压迫我的重担。我边说边想我本来可以在世界上做的那些好事，如果我能多活几年，我还可以在这些新的鼓励和更大更宏伟的目标的指引下做更大的好事，我那止不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我们互相抱着脖子，等待着严寒带来的昏昏欲睡，这是死亡的前奏。
很快，它就偷偷地钻进我们的全身，我们作最后一次告别，一阵舒适的睡意张开罗网，罩住了我们的渐渐模糊的感觉。这时，雪块织成一床满是折皱的毯子，裹住了我们被征服的身体。长夜降临了。生活的战斗也完结了
第33章
恢复知觉——铸成笑柄、——一座驿站——痛苦的情感——忏悔的后果——罪恶的复苏
我不知道失去知觉有多久，好象有一百年。模糊的知觉一点点地增长，四肢一阵巨痛传遍全身。我动了一下。脑袋里飘浮着这样的想法：“这就是死——这就是来世。”
接着，旁边一个白色的东西鼓起来，传来一个痛苦的声音：
“哪位行行好，从背后踢我一脚吧！”
这是巴娄——至少是一座乱七八糟的雪雕，是坐姿的，带着巴娄的声音。
我坐了起来，在苍白的晨曦中，离我们不到十五步远，就是驿站的几座木房，而且在一个木棚下还站着我们套着鞍子，拖着缰绳的马！
这时，又一座耸立的雪堆破裂开来，奥伦多夫从里面钻出来，我们三人坐在地上，一言不发地瞪着那些房子。我们的确无话可说，我们就象那些不信神的人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全部经过是那样令人痛苦地荒唐可笑。语言太平淡了，我们谁也不知道从何说起。
死里逃生带来的心中的欢乐给败坏了，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我们的火气越来越大，真是火冒三丈；然后，又对别人生气，对自己生气，对一切生气，我们气恨恨地拍掉身上的雪，排成稀稀拉拉的单行，踏着积雪向马匹走去，解下马鞍在驿站上住了下来。
这件奇怪的、荒唐的冒险，我几乎没有夸张一星半点。它就跟我说的分毫不差。千真万确，我们就在沙漠中的雪堆里过夜，孤苦，绝望，而十五步以内，就有一个挺舒服的客栈。
我们在驿站里坐了两小时，各自气愤地回想往事。这时，神秘感消失了，事情完全清楚了，马为什么抛弃了我们，很显然，它们离开我们后，就在那木棚里站了十五秒钟，它们一定听见了我们大家的自白和悼词，并且十分欣赏呢。
晚饭后，我们觉得精神好些了，不久，生活的热情又回来了。世界又光明灿烂，生命对我们又象原来那样宝贵。跟着，我觉得一阵不安——不断加剧的不安不停地向我袭来。天哪！我的自新并不完善——我又想抽烟了！我竭尽全力忍受着，但肉体忍不住。我独自一人走开，和自己的良心搏斗了一小时。我回想起我作的改过自新的保证，强烈地，内疚地竭力劝诫自己。但一切都是白搭，很快，我就发现自己在雪堆里搜寻烟袋。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了。我溜开去找个地方藏起来过瘾。我在谷仓后面呆了很久，心中自问要是那些更勇敢，更坚强，更诚挚的同伴们发现我这样丢脸，我将作何感想？但是，我终于点上了烟斗，没有哪个人会象我当时那样，觉得自己又卑鄙又下贱。在那支可怜的队伍中，我觉得惭愧。在这里抽烟我还是不放心，心想谷仓那一面大概会安全些吧。于是，我叼着烟斗从屋角转过去，这时，奥伦多夫衔着酒瓶从对面那个角转过来。在我们中间，巴娄先生毫无察觉地坐在地上，正在用那副油糊糊的纸牌专心致志地玩“单人游戏”。没有必要再自欺欺人了。我们握手言欢，一致同意再不要谈什么“改过自新”以及“新的一代的榜样”什么的了。
驿站设在“二十六英里沙漠”的边上。如果我们昨天晚上早来一个小时，就一定会听见人们在那里呼喊，鸣枪，因为他们在等待一些牧人和羊群。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声音的指引，牧人和羊群一定会迷路，陷入绝境。我们待在驿站的时候来了三个牧人，他们在风雪中走来走去，几乎精被力竭，但以后再也没有听说过和他同行的另外两个人。
我们按时到达卡森，在城里住了下来。这次休息和为去爱丝梅拉达的旅行作准备，花了一周的时间。在这期间使我们有机会出席了海德对摩根那场大塌方的审判——这段插曲在内华达直到今天也是有名的。作一两句必要的解释后，我将把这件奇特的事件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记下来
第34章
关于卡森城——邦库姆部长——海德对摩根案件——海德丢掉了农场的经过——大塌方案——审判——邦库姆部长出庭——惊人的判决——事后，一个严肃的意见
卡森城，鹰谷和华休谷周围的山又高又陡——很高很陡，于是，当春雪消融，地面变得又湿又软时，可怕的塌方就出现了。读者不可能知道塌方是怎么回事，除非在那里住过，亲眼看见过。在一个美丽的早晨，整面山坡下滑，掉进山谷，在山前面留下一块巨大的，光秃秃的，丑陋的伤疤，要是你住在距离这地方七十英里以内，每当看见它，你对那场灾难就会记忆犹新。
邦库姆是美国司法部代理部长，乘坐为地区官员拖运货物的船来到内华达。他自以为是个才华横溢的律师，极需一个机会来显露一下——部分出于他对这种事情的纯粹的满足，部分因为他的薪金在边区来说瘦得可怕（这是边区人的强有力的表达方式）。那时，一个老公民对别的地方来的人们的态度是安祥温厚的轻蔑，只要他不碍事——但要是管他们的事，他们就不客气了。有时，对后一种情况简直是一种恶作剧。
有一天上午，狄克·海德飞马直冲到邦库姆部长在卡森城的府邸门前，也不拴马就闯了进去，看来他很激动。他告诉部长，他想请他受理他的讼案。如果成功月。1918年发表。本书运用历史发展论的观点，系统地论述，他将奉送酬金五百美元。接着，他就诉起苦来，疯狂地比划着，漫天咒骂着。他说，大家都十分清楚，好几年来，他一直在华休地区务农（更时髦的说法是开办农场），并且很成功，大家也知道他的农场就在谷边上，而汤姆·摩根的农场恰恰就在它的上方，在山边上。引起争执的问题是，发生了一场可恶的，可恨的滑坡，摩根的农场，栅栏，木房子，牲畜，仓房全部下滑到他的农场上面，把他的全部财产都埋在三十八英尺深的地下。摩根霸占在上面，拒绝搬走——他说他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并没有侵占别人的——还说他的房子还在老地方，在同一个农场，同一块土地上，他倒要看看谁有那个本事叫他搬家。
“我提醒他注意，”海德抽泣着说，“这是在我的农场上，他侵占了别人的领土，他竟然死不要脸地问我看见山塌下来时为何不留在我那农场上，守住自己的财产！我为何不留在上面，这该死的疯子！上帝呀，我听到一声巨响，朝山上一看，如象整个世界都从那山上撕裂，崩塌下来——细渣碎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