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际花盛衰记-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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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东西。总之，从现在起一星期内，你还叫我们的这个傻瓜再吐出十五万法郎来。”“夫人也得给我帮点儿忙，”欧罗巴回答，“你去跟她说说，她在那边发呆呢，逼得我为这台戏出主意想办法，真要比三个编剧还伤脑筋。”“如果艾丝苔假装正经，你要告诉我。”卡洛斯说，“纽沁根还欠她一辆马车和几匹马，她想亲自选购。你们一定要选择与帕卡尔在一起的那个马匹商人和马车制造商。那里有非常漂亮而昂贵的马匹。但是一个月以后，这些马的腿就瘸了，然后我们再换新的。”“叫化妆品制造商开个帐单，还能得到六千法郎。”欧罗巴说。“唔！”他点点头说，“慢慢地来，退让一步，再前进一步。纽沁根只把胳膊伸进了圈套，而我们要的是脑袋。除了这一切，我还需要五十万法郎。”“你能到手的。”欧罗巴回答，“这个大傻瓜出到六十万时，夫人会对他温和了，以后要像样地爱他，再向他要四十万。”“你听我说，我的女儿，”卡洛斯说，“我拿到最后十万法郎的那一天，就有你的两万法郎。”“这时我有什么用呢？”欧罗巴说着伸开两手，像个走投无路的人。“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回瓦朗谢纳去，买一幢漂亮的房子，过正经女人的生活。世上有多种多样的趣味，帕卡尔有时就这样想。他的肩上没有苦役犯的烙印，良心上差不多也没有负担，你们能意气相投。”卡洛斯说。“回瓦朗谢纳会！……您是这么想的吗，先生？”欧罗巴惊恐地叫起来。欧罗巴出生在瓦郎谢纳，父母是十分贫穷的织布工人。她七岁被送进纺织厂。在那里，现代化的工业耗尽了她的体力，恶习也过早地使她堕落。她十二岁受人引诱，十三岁生孩子，跟一些极其卑鄙下流的人混在一起。十六岁时为一起谋杀案到重罪法庭出庭作证，尚未完全泯灭的正义感和法庭的威慑力量使她改变了态度。她的证词使法院判处被告二十年苦役。这名罪犯是个惯犯，他的存在就意味着可怕的报复。他在法庭上就公开对这个姑娘说：“普昌当斯（欧罗巴的名字叫普昌当斯·赛尔维安），十年后，像现在一样，我回来埋葬你，哪怕我为此被送上断头台！”法庭庭长试图安慰普吕当斯·赛尔维安，答应法院为她撑腰，关心她的利益。然而，可怜的姑娘被吓得竟然病倒了，在医院住了将近一年。法院是个理性的存在，由不断更换的人员的集体组成，它的良好意愿和给人的印象也和这些人员一样，是经常变换的。检察院和法庭根本无法预防犯罪，设立这些机构是为了接受既成的犯罪事实。从这方面看，预防警察对一个国家来说可能有好处。但如今警察这个名词引起立法者恐惧，他们已经分不清“统治”、“管理”、“立法”这几个词的含义。立法者想把这一切全都归并到国家机器中，似乎这样国家就能有效地运作。苦役犯大概一直不会忘记自己的受害者，等到法院把他和他的受害者置之脑后时，他便进行报复。普吕当斯本能地或者说大体上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便离开了瓦朗谢纳，十七岁时来到巴黎藏身。她在巴黎干过四种职业，最好的要算在一个小剧场跑龙套。帕卡尔遇上了她，她向帕卡尔讲述了自己的不幸经历。帕卡尔是雅克·柯兰的左右手和亲信，他向主人谈起普昌当斯。主人正需要一个女奴仆，便对普吕当斯说：“如果你愿意像为魔鬼效劳那样为我效劳，我将为你除掉杜吕。”杜昌就是那个苦役犯，是悬在普昌当斯·赛尔维安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不介绍这些细节，很多批评家会认为欧罗巴的依恋有点儿难以置信。没有这些细节，卡洛斯将要制造的戏剧性事件，也没有人能理解了。◎达摩克利斯是希腊神话中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信。他常说帝王多福，于是迪奥尼修斯请他赴宴，让他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并用一根马麇拴住一把利剑悬在他的头上，使他知道帝国的忧患。后来“达摩克利斯剑”一词便成了“大祸临头”的同义语。“是的，我的女儿，你可以回瓦朗谢纳去……。唔，给你，读一读吧。”他递给欧罗巴前一天的报纸，用手指着一篇文章：“土伦消息——昨天处决了冉·弗朗索瓦·杜吕……从早上开始，看守就……”普昌当斯放下报纸，双腿发软。她重新获得了生命，因为，她常常说，自从杜吕威胁她那一天起，她吃饭一直没有胃口。“你看到了吧，我是言而有信的。用了四年时间才将杜吕引人圈套，搬掉了他的脑袋……那么，你在这里干完我的这件活，就回你的家乡去。你有两万法郎的钱，做个小买卖，当帕卡尔的老婆。我允许帕卡尔告老还乡。”欧罗巴又拿起报纸，睁大眼睛，将二十年来所有报纸不厌其烦地对处决苦役犯的细节描述读了一遍：壮观的场面，不断劝人信教的指导神甫，对往日同伙进行规劝的老犯人，对准目标的火器，跪在地上的苦役犯，以及对改变监狱体制毫无帮助的空泛议论：这些监狱里拥挤着一万八千名囚犯！“应该叫亚细亚重新回家。”卡洛斯说。亚细亚走过来，不明白欧罗巴为什么有这样的表情。“为了叫她回到这里当厨娘，你们先请男爵吃一顿他从来没有吃过的晚餐。”卡洛斯接着说，“然后你们对他说，亚细亚在赌场输了钱，重新回来了。我们以后不用保镖了：帕卡尔将当车夫。车夫不离开自己的座位，他们便很难接近马车，侦探更是够不着。夫人叫他戴上一头搽粉的假发，一顶镶有饰带的粗呢三角帽，我再给他化妆一番，他的面目就完全改变了。”“跟我们在一起，还得有几个仆人吧？”亚细亚问，斜眼看着他。“我们要雇一些老实人。”卡洛斯回答。“要一些没有头脑的！”这个黑白混血儿提出了自己看法。“如果男爵租一个公馆，帕卡尔有个朋友可以充当看门人，”卡洛斯接着说，“我们只要再找一个跑腿的和一个帮厨姑娘就行了。你们要监视这两个外来的人……”卡洛斯准备出去时，帕卡尔出现了。“先别出去，街上有很多人。”这位保镖说。这句话很简单，但却令人胆战心惊。卡洛斯上楼躲进欧罗巴的卧室，直到帕卡尔雇一辆马车进来接他。卡洛斯放下车帘，马车疾驶而去，任何跟踪的人都无法赶上。到了圣安东尼区，他在离一个马车场几步远的地方下车，步行回到马拉凯河滨，这样才躲过了那些搜索他的人的注意。“瞧，孩子，”他对吕西安说，同时把那四百张一千法郎的票子拿出来给他看，“我希望这能成为鲁邦普雷地产的一部分预付款。我们拿十万去冒险。现在刚刚时兴公共马车◎，巴黎人对这新玩意儿会感兴趣，三个月后，我们的钱就能增长三倍。我熟悉这种事情：从资本中取出钱，付很多股息，去增加股份，这是纽沁根想出的一个新花样。在重新获得鲁邦普雷地产时，我们不能立刻全部付钱。你去找德·吕卜尔克斯，请他亲自把你推荐给一个名叫德罗什的诉讼代理人，你到他的事务所去找这个机灵的家伙。你叫他去鲁邦普雷察看一下地产。如果他能用八十万法郎为你在城堡废墟周围买下地产，给你带来三万利弗尔的年收人，你就答应给他二万法郎的酬金。◎巴黎公共马车出现于一八二八年，车上有十八至二十个座位。“你真行啊！……步步向前！……步步向前……”“对，一直向前。好，不开玩笑了。你把十万埃居换成国库券，以便保住利息。你也可以留给德罗什，他是个既诚实又机灵的人……办完这桩事，你赶紧去安古莱姆，取得你妹妹和妹夫的同意，叫他们半公开地编造一个小小的谎言，就说你的亲人给了你六十万法郎，作为你和克洛蒂尔德·德·格朗利厄结婚之用。这并不丢脸。”“我们得救了！”吕西安昏昏然地喊起来。“对，你得救了！”卡洛斯继续说，“但是，要等到你和克洛蒂尔德走出圣托马一达甘教堂，她成了你妻子后，你才算真正得救……”“你担心什么呢？”吕西安说，显出对他的谋士十分关心的样子。“有些密探在跟踪我……我必须有真正的神甫的样子，可是这很伤脑筋！魔鬼看我腋下夹着一本经书，再也不会保护我了。”这时候，由出纳搀扶着离去的纽沁根男爵到了自己公馆门口。“我金（真）担心，”他边进门边说，“打了一场大败将（仗）……算了！我们再怕（把）它老（捞）回来……”“糟糕的系（是），男爵先生太惹银（人）居（注）目了。”这个好心的德国人回答，他一心想着礼仪问题。“对呀，我的金（正）式青（情）妇的地位应该与我相亲（称）。”这位银行界的路易十四回答。男爵相信早晚会把艾丝苔搞到手，他现在又重新成了原先那样的大金融家。他又认真地抓起自己的业务。出纳看到他第二天早晨六点钟就坐在自己的办公室核实票据，不禁搓起了双手。“男爵先生昨天夜里肯定积下了一笔钱。”他带着德国人的半精明半天真的微笑说。如果说，德·纽沁根男爵这类富人损失金钱的机会比别人多，那么，他们赚钱的机会也更多，即使他们同时于着那些荒唐事儿。虽然著名的纽沁根银行的金融策略在别处已作了说明◎，但是，指出这样一点并非没有用处：在我们时代的商业、政治和工业革命中，如果没有大量丧失资本，或者说，对个人财产的征税，那么就根本不可能积聚、扩大和保存如此巨大的财富。投入世界公共财库中新的财富是很少的。任何新的占有意味着总分配中新的不平衡。国家拿去的钱，还会用在百姓头上，而纽沁根银行拿去的钱，就自己留下了。这种雅尔纳克式的手法◎不遵循任何规律，那道理就在于如果弗雷德里克二世◎不去外省调兵征战，而是搞走私或有价证券交易，那他就不是弗雷德里克二世，而是成了雅克·柯兰或芒德兰◎了。强迫欧洲各国以百分之十或二十的利率借款，用公共资本赚取这百分之十或二十的利息，以控制原料为手段向工业家大肆勒索，向企业的创业者抛出一条救命索把他拖出水面，直至打捞起他那奄奄一息的企业，总之，所有这些得胜的埃居战都是高超的赚钱策略。当然，银行家与征服者一样，也会遇到风险，但是，有能力进行这种战斗的人为数极少，绵羊般温和的人根本不敢问津。这些大动作只在牧人之间进行。那些被处决者（交易所行话里的惯用词）犯了贪心赚钱的罪，而遭到纽沁根之流算计而倒霉的人，人们一般很少注意。一个投机商朝自己脑袋开枪自杀，一个经纪人逃跑，一个公证人卷走一百家委托人的钱财——这些比杀死一个人更加严重，还有一个银行家清算他的业务，等等，所有在巴黎发生的这些灾难几个月内就会被忘却，会很快被这座大都市的海潮般的骚动所淹没。◎见《纽沁根银行》。◎雅尔纳克（一五○五—一五七二），法国贵族，击剑中以出人意料而正大光明的剑法而闻名。◎弗雷德里克二世（一七一二—一七八六），一七四○至一七八六年为普鲁士国王。◎路易·芒德兰（一七二五—一七五五），法国强盗。从前，雅克·科尔◎，美第奇◎，迪埃普的安戈◎，拉罗歇尔和奥弗雷迪◎，富盖◎，蒂埃波罗，科尔奈◎，他们的巨额财富是通过正大光明的手段获得的，因为当时人们对各种稀有产品从何而来一无所知，而他们在这方面则处于特殊的优越地位。但是到了今天，地理知识已深入大众，竞争已大大限制了利润范围，任何暴富不外来自两种情形：要么出于偶然事件或某种发现；要么是合法的敲榨勒索。小商业模仿丑恶的榜样而变坏了，尤其是近十年来，通过可耻地攫取原料，使自己适应大商业的无耻观念。到处应用化学方法，人们已经喝不到葡萄酒，酿酒工业因此而倒闭。为了逃避税收，卖的都是掺假的盐。法院对这种普遍的弄虚作假感到胆战心惊。最后，法国的商业在全世界受到怀疑。英国也同样败坏了自己的道德。在我们这里，邪恶来自政治法律。宪章规定了金钱统治，发财便成了这个不信神的时代的最高信条。高层社会尽管有眼花缭乱的金银财宝，又有一堆外观漂亮的大道理，它的腐败远比低层社会下流的基本上是个人的腐败更为丑恶，其中某些细节成了我们这一“场景”的笑料，或者说可怕的笑料。政府看到任何新思想都心惊胆战，将当今的笑料从戏院扫地出门。资产阶级不如路易十四宽容，看到来了《费加罗婚姻》就浑身发抖，禁止上演政治性的《塔尔丢夫》，当然，今天也不许演出《杜卡莱》，因为杜卡莱已经成了君王。从此以后，喜剧成了讲述的形式，书籍便成了文人们收效不快但较为可靠的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