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羊冒险记-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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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的感觉。她杯里的咖啡经常冷冷的，烟灰缸经常堆满烟头。而书名却换来换去。有时是米奇·思比雷尔，有时是大江健三郎，有时是《金斯堡诗集》。总之只要是书即可。咖啡馆出入的学生借书给她，她便像啃玉米棒似的一本接一本看下去。那个时代大家都想借书给别人，我想看书方面她是从来没有为难过的。
德尔茨、“滚石”、巴茨、迪普·帕布尔、穆迪·布鲁茨——也是那样一个时代。空气总好像紧绷绷的，似乎稍微用力一踢，一般东西都将顿时土崩瓦解。
我们喝廉价威士忌，没滋没味地交欢，没头没脑地闲聊，借来借去地看书，如此一天天打发日子。而那个笨手笨脚的60年代也发着吱吱呀呀的响声即将落下帷幕。
她的名字忘在了脑后。
抽出报道她死亡的那个剪报自然可以记起，但时至现在名字之类已无可无不可了。我已忘掉她的名字，如此而已。
一次见到往日同伴，偶尔提起她来。他们也同样不记得她的姓名。对了，过去不是有一个和谁都困觉的女孩么，叫什么名字来着？忘得一干二净。我也和她困过几次，现在怎么样了呢？路上突然碰见怕也闹不明白了。
——从前，某个地方有个和谁都困觉的女孩。
这便是她的名字。
当然，准确说来，她也并非和谁都困觉，也自有她自己的基准。
尽管如此，作为现实问题来看，她是同差不多的男人困了的。
一次，我单纯出于好奇心，问过她的基准。
“这个嘛——”她沉思了30秒，“当然不是说任何人都可以。觉得讨厌的时候也是有的。不过，也许终归我是想了解各种各样的人，或者说想了解对我来说世界是怎样构成的。”
“通过一起困觉？”
“嗯。”
这回轮到我沉思了。
“那么……可多少了解些了？”
“多多少少。”她说。
1969年冬到1970年夏，我和她几乎没见面。大学不是关门就是停课。我倒与这个无关，而在为一点个人的事焦头烂额。
1970年秋天我再去那家咖啡馆时，顾客面孔全都换了，认识的只剩她一个。摇滚舞曲固然仍在放，但那股紧绷绷的气氛已荡然无存。唯独她和味道糟糕的咖啡同一年前无异。我坐在她对面的椅子上，边喝咖啡边谈论过去的同伴。
他们大多从大学退学了。一人自杀，一人下落不明。
“这一年干什么了？”她问我。
“一言难尽。”我说。
“聪明点了？”
“一点点”
那天晚上，我和她困了，是第一次。
她的身世，我不太详细。好像有人告诉过我，也好像在床上从她口中听说过。大概是说高中一年级（高中！）的夏天同父亲大吵一架跑出家门。至于到底住在哪里，靠什么维持生活，就无人知晓了。
她一整天都坐在摇滚乐咖啡馆椅子上左一杯右一杯喝咖啡，左一支右一支吸烟，边翻动书页边等有人代付咖啡钱和烟钱（对当时的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数目的），之后基本同对方困觉。
这便是我就她所知道的全部。
那年秋天至翌年春，她每星期二晚上来一次我在三鹰市郊的宿舍。她吃我做的简单的晚饭，把烟灰缸装满，一边用大音量听FEN①的摇滚乐节目一边性交。星期三早晨醒来去杂木林散步，一起散步到ICU②校园，顺便去食堂吃午餐。下午在休息室喝稀释的咖啡，天气好的时候躺在草坪上看天。
①FarEastwork之略，美军远东广播电台，总部在洛杉矾。
②InternationalChristianUniversity之略，国际基督教大学。
她称之为星期三的郊游。
“每次来这里，都觉得真像来郊游似的。”
“真像来郊游？”
“嗯。草坪一望无边，人们喜气洋洋……”
她坐在草坪上，浪费了好几根火柴才把烟点燃。
“太阳升起落下，人们赶来离去，时间像空气一样流淌，岂不有点像郊游似的？”
那时，我21岁，再过几周就22了。眼下没希望从大学毕业，却又没有像样的理由离开大学不念。在这一切都莫名其妙地搅和在一起的绝望之中，几个月时间我都一步也未能踏出。
我觉得整个世界在运转不休，唯独我滞留同一场所不动。1970年秋，目力所及，似乎无一不凄凄切切，无一不惨惨淡淡。就连太阳光和青草味儿以至低低的雨声都令我焦躁不安。
好几次梦见夜行列车，千篇一律。车上充满烟味儿厕所味儿问乎乎的人群味儿，挤得几乎无立足之地，座席沾有过去的呕吐物。我忍无可忍，离开座位，在一个车站下来。而那里一片荒凉，一户人家的灯火也见不到，站务员也没有，没有时钟没有时刻表，什么也没有——便是这样的梦。
那段时间里，有几次我好像对她很粗暴。如何粗暴如今是想不起来了。是否自己对自己粗暴亦未可知。但不管怎样，看上去她丝毫没有介意，或者不如说（说得极端一点）是在引以为乐，为什么我不知道。说到底，她在我身上寻求的恐怕并非温情。如此一想，现在也觉得不可思议，一时悲从中来，仿佛手突然触到空中飘浮的肉眼看不见的厚壁。
1970年11月25日那个奇特的午后我至今仍记得真真切切。一场大雨打落的银杏树叶染黄了——黄得如干涸的河——杂木林间一条小径。我和她双手插进大衣袋，在这条小径来回踱步。除了两个脚踏落叶的鞋声和鸟尖锐的叫声别无任何声响。
“你到底苦恼什么呢？”她忽然问我。
“没什么大不了的。”我说。
稍往前走了一段后，她在路旁坐下吸烟，我也挨她坐下。
“总做坏梦？”
“总做坏梦。大多梦见自动售票机找不出零钱。”
她笑笑，手放在我膝头，又缩回去。
“肯定不大想讲，是吧？”
“肯定讲不好。”
她把吸了一半的烟扔在地上，用运动鞋小心碾灭。“真想讲的事是讲不好的，不是么？”
“不明白啊。”
地面“扑棱棱”飞起两只鸟儿，仿佛被吸进去似的消失在没有一丝云絮的天空。我们默然望着鸟儿消失的方向。良久，她开始用小小的枯枝在地面画出几个莫名其妙的图形。
“和你一起睡，我时常悲伤得不行。”
“觉得很抱歉。”我说。
“不怪你的。也不是因为你抱我的时候想别的女孩。那怎么都无所谓。我，”她突然闭住嘴，在地面缓缓拉出三条平行线，“不明白。”
“也不是想把心封闭起来，”停了一会我说，“只是自己也把握不住发生了什么。我本想尽可能公平地把握各种事情，不愿意过分夸大或过分讲究现实。但那需要时间。”
“多长时间？”
我摇下头，“说不准，或许1年，也可能花上10年。”
她把小树枝扔在地上，起身拍打大衣上沾的枯草。“暧，你不认为10年就像永远永远？”
“是啊。”我说。
我们穿过树林，走到ICU校园，一如往日坐在休息室咬热狗。下午两点，休息室电视上翻来覆去推出三岛由纪夫来。音量调节器出了毛病，声音几乎听不清。反正都跟我们无关。我们吃罢热狗，又各喝一杯咖啡。一个学生骑在椅背上拧了一会音量调节钮，之后作罢，跳下椅子不知去了哪里。
“想要你。”
我说。
“可以呀。”
她微微一笑。
我们仍把双手插进大衣袋，慢慢走回宿舍。
蓦地醒来时，她正在吞声哭泣。细窄的肩头在毛巾被下急促地颤抖。我点燃取暖炉，觑了眼钟：凌晨2时。夜空中央浮着一轮白亮亮的月儿。
等她停止啜泣，我烧水泡了袋装红茶，两人喝着。没有砂糖没有柠檬没有牛奶，仅仅是热茶。之后点两支烟，一支给她。她吸一大口喷出，连续三回，随即咳嗽了一大阵子。
“我说，你可打算过杀死我？”她问。
“杀死你？”
“嗯。”
“干吗问这个？”
她叼着烟用指尖擦了下眼睑。
“只是想问问。”
“没有。”
“真的？”
“真的。”我说，“为什么非杀死你不可呢？”
“是啊，”她不耐烦似的点下头，“只是一下子觉得，给谁杀掉也并不坏。”
“我不是杀人那类人。”
“是吗？”
“大概。”
她笑笑，把烟戳进烟灰缸，喝了口杯里剩的红茶，又点燃一支烟。
“活到25，”她说，“然后死掉。”
1978年7月她死了，26岁。
第二章 1978年7月
1．关于16步
确认电梯关门那“咻”的一声压缩机声在背后响过之后，我缓缓合上眼睛。我将意识的断片归拢在一起，沿走廊朝门那边走了16步。闭眼16步，不多也不少。威士忌把脑袋搞得昏昏沉沉，犹如磨损了的发条。口中满是香烟的焦油味儿。
尽管如此——即使醉得再厉害——我也能闭着眼睛像用格尺拉线一样径直行走16步。这是长年坚持这种无谓的自我训练的结果。每次喝醉我都直挺挺伸直脊背，扬起脸，把早晨的空气和水泥走廊的气味大口吸入肺中，尔后闭目合眼，在威士忌迷雾中直行16步。
在这16步天地里，我已被授予“最有礼貌的醉酒者”称号。其实十分简单，只消把醉酒这一事实作为事实接受下来即可。
没有“可是”没有“但是”没有“只是”没有“不过是”什么也没有，醉了就是醉了。
这样，我得以成为最有礼貌的醉酒者，成为起得最早的白头翁鸟，成为最后通过铁桥的有篷货车。
5、6、7……
第8步站住睁开眼睛，做深呼吸。有点耳鸣，仿佛海风穿过生锈的铁丝网。如此说来，已有好久没看到海了。
7月24日，上午6时30分。看海理想的季节，理想的时刻，沙滩尚未给任何人污染。唯有海鸟的爪痕如被风吹落的针叶零星印在水边。
海？
我重新起步。海忘掉好了，那玩意儿早已消失在往昔。
第16步立定睁眼一看，自己已照例准确站在球形门拉手跟前。从信箱取出两天的报纸和两封信，夹在腋下。然后从迷宫般的衣袋中摸出钥匙，拿在手上把额头贴在凉冰冰的铁门。片刻，耳后似乎传来“咔嗤”一声响。身体如棉花吸满酒精，只有意识较为地道。
罢了罢了！
门打开三分之一，滑进身体，把门关上。门内寂静无声，过度的寂静。
随后，我发现脚下有一双无带无扣的红色女鞋。鞋很眼熟，夹在满是泥巴的网球鞋和廉价沙滩拖鞋之间，看上去好像过时的圣诞节礼物，上面飘浮着细小尘埃般的沉默。
她趴在厨房餐桌上，额头枕着两只胳膊，齐刷刷的黑发掩住侧脸。头发间闪出未遭日晒的白皙的脖颈。没印象的印花连衣裙肩口隐约闪出胸罩细细的吊带。
我除去上衣，解下黑领带，摘下手表。这时间她一动没动。她的背使我想起过去，想起见到她以前的事。
“喂！”我招呼一声，但听起来全然不像自己的语声，声音仿佛从很远的地方特意运来的。不出所料，没有回音。
看情形她既像睡，又像哭，也好像死了。
我坐在桌对面，指尖按住眼睛，鲜亮的阳光把桌面分开。我在光之中，她在淡淡的阴影里，阴影没有颜色。桌上放一盆枯萎的天竺葵。窗外有人往路面洒水。柏油路面响起洒水声，漾出洒水味儿。
“不喝咖啡什么的？”
还是没有回音。
确认没有回音之后，我起身进厨房碾够两人喝的咖啡豆，打开晶体管收音机。碾罢豆粒，发现其实是想喝加冰红茶。我总是事后接二连三想起许多事。
收音机一首接一首播放极为适合清晨的无害流行歌曲。听这样的歌，我觉得10年来世界好像一成未变。无非歌手和歌名不同罢了，我增加10岁罢了。
看壶水开好，我关掉煤气。等30秒钟，把水浇在咖啡末上。粉末足足吸进热水，开始缓缓膨胀，这时温暖的香气开始在房间荡漾，外面好几只蝉叫了起来。
“昨晚来的？”我手拿水壶问道。
她的头发在桌面上略微上下摇了摇。
“一直等我？”
她没回答。
水壶的蒸气和强烈的日光使房间变得闷气。我关上洗碗槽上面的窗户，打开空调器，把两个咖啡杯摆在桌面。
“喝呀！”我说。声音一点点变回自己的语声。
“喝点好。”
足足隔了30秒，她才以缓慢而均衡的动作从桌面扬起脸，怅怅地盯视枯萎的盆栽。几根细发紧贴在湿脸颊上，微微的湿气如灵气在她四周游移。
“别介意，”她说，“没打算哭的。”
我递出纸巾盒，她用来无声地擤把鼻涕，不无厌烦地用手指拨开脸颊上的头发。
“本来想在你回来之前离开来着，不愿意见面。”
“心情变了？”
“哪里，只是哪里都做得去。不过会马上离开的，别担心。”
“反正先喝杯咖啡好了。”
我边听收音机里的交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