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作品集-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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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见。这种生活把她弄得樵怀不堪，三年不到干脆把灵魂交给了上帝。当然，我的弟弟从来没有想到过，她的死是由他的过错造成的。金钱如同伏特加，能把人变成怪物。以前我们城里有个商人病得快死了。临终前他叫人端来一碟蜂蜜，他把自己所有的钱和彩票就着蜂蜜都吃进肚里，叫谁也得不着。还有一次我在火车站检查畜群，当时有一个牲口贩子不慎掉到机车底下，一条腿被轧断了。我们把他抬到急诊室里，血流如注－－真吓人。他却不住地求我们把他的断腿找回来，老是不放心，因为那条腿的靴子里有二十五卢布，千万别弄丢了。”
“哎，您这话已经离题了，”布尔金说。
“妻子死后，”伊凡·伊凡内奇想了半分钟接着说，“我弟弟开始物色田庄。当然啦，你哪怕物色五年，到头来还会出错，买下的和想要的完全不是一码事。弟弟尼古拉通过代售人，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得占地一百十二俄亩的田庄，有主人的正房，有仆人的下房，有花园，但没有果园，没有醋栗，没有活水池塘和小鸭子。倒有一条河，但河水呈咖啡色，因为田庄一侧是砖瓦厂，另一侧是烧骨场，可是我的尼古拉·伊凡内奇毫不气馁，他立即订购了二十丛醋栗，动手栽下，过起地主的生活来了。
“去年我去看望他。我想，我得去看看他那里到底怎么样。他在来信里管自己的田庄叫‘丘姆巴罗克洛夫荒园’，又叫‘喜马拉雅村’。我是下午到达‘喜马拉雅村’的。天气很热。到处都是沟渠、篱笆和围墙，到处栽着成排的云杉－－弄得你不知道怎样才能走到他家，把马拴在哪儿。我朝一幢房子走去，迎面来了一条毛色红褐的狗，肥得像一头猪。它想叫几声，可是又懒得张嘴。厨房里走出来一个厨娘，光着脚，胖得也像一头猪。她告诉我，老爷吃过饭正在休息。我走进屋里找弟弟，他坐在床上，膝头盖着被子。他苍老了，发胖了，皮肉松弛。他的脸颊、鼻子和嘴唇都向前突出，眼看就要发出像猪那样的哼嘘声，钻进被窝里去了。
“我们互相拥抱，流下了又高兴又伤心的眼泪：想当年我们都很年轻，现在却白发苍苍，不久于人世了。他穿上衣服，领我去参观他的田庄。
“‘哦，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我问他。
“‘还不错，感谢上帝，我过得挺好。’
“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胆小怕事的可怜的小职员了，而是真正的地主老爷。他已经习惯这里的生活，过得很有滋味。他吃得很多，在澡堂里洗澡，已经跟村社和两个工厂都打过官司，遇到农民不叫他‘老爷’时他就大为恼火。他相当关心自己灵魂的得救，一副老爷气派，他做好事不是实心实意，而是装模作样。那么他做了哪些好事呢？他用苏打和蓖麻油给农民包治百病，每到他的命名日必定在村子里做感恩祈祷，之后摆出半桶白酒，他认为他应当这样做。哎呀，多可怕的半桶白酒！今天这个胖地主还拖着农民向地方行政长官控告他们的牲口祸害了他的庄稼，可是到了明天，遇上他隆重的命名日，他就给他们摆出半桶白酒。他们喝了酒就高呼‘乌拉’，喝醉的人还给他叩头。生活变富裕了，酒足饭饱，游手好闲，养成了俄罗斯人的自命不凡和厚颜无耻。尼古拉·伊凡内奇当初在税务局里甚至害怕持有个人的见解，现在呢，说的都是至理名言，而且用的是大臣的口气：‘教育是必不可少的，但对平民百姓来说还为时尚早。’又如‘体罚一般来说是有害的，但在某种场合下又是有益的、不可替代的。’
“‘我了解老百姓，善于对付他们，’他说，‘老百姓也喜欢我。我只消动一动手指头，他们就会替我办好我想要办的所有事情。’
“这一切，请你们注意，他都是面带精明而善良的微笑说出来的。他不下二十遍反反复复地说：‘我们这些贵族’，‘我，作为一名贵族……’显然已经不记得我们的祖父是个庄稼汉，父亲当过兵。我们的姓奇木沙…马拉雅斯基本来有点古怪，现在依他看来却响亮，显贵，十分悦耳动听。
“但是问题不在于他，而在我自己这方面。我想对你们讲讲，我在他庄园里逗留的不多几个小时里我内心发生的变化。傍晚，我们喝茶的时候，厨娘端来满满一盘醋粟，放在桌子上。这不是买来的，而是自家种的，自从栽下这种灌木以后，这还是头一回收摘果子。尼古拉·伊凡内奇眉开眼笑，足有一分钟默默地、泪汪汪地看着醋栗，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随后他把一枚果子放进嘴里，得意地瞧着我，那副神态就像一个小孩子终于得到了自己心爱的玩具。
“‘真好吃！’他说。
“他津津有味地吃着，不断地重复道：
“‘嘿，真好吃！你也尝一尝！”果子又硬又酸，不过正如普希金所说，‘对我们来说，使我们变得高尚的谎言较之无数真理更为珍贵。’①我看到了一个幸福的人，他梦寐以求的理想无疑已经实现，他已经达到生活中的目标，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他对自己的命运和他本人都感到满意。每当我想起人的幸福，不知为什么思想里常常夹杂着伤感的成分，现在，面对着这个幸福的人，我的内心充满了近乎绝望的沉重感觉。夜里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他们在我弟弟卧室的隔壁房间里为我铺了床，夜里我听到，他没有睡着，常常起身走到那盘醋栗跟前拿果子吃。我心里琢磨：实际上，心满意足的幸福的人是很多的！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压抑的力量！你们看看这种生活吧：强者蛮横无礼，游手好闲，弱者愚昧无知，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到处是难以想象的贫穷，拥挤，堕落，酗酒，伪善，谎言……与此同时，每一个家庭和每一条街道却安安静静，人们心平气和。在城里五万居民中，没有一个人会大声疾呼，公开表示自己的愤慨。我们所看到的，是人们上市场采购食品，白天吃饭，夜里睡觉，他们说着自己的生活琐事，结婚，衰老，平静地把死去的亲人送到墓地。可是我们看不见那些受苦受难的人，听不见他们的声音，看不见在幕后发生的生活中的种种惨事。一切都安静而平和，提出抗议的只是不出声的统计数字：多少人发疯，多少桶白酒被喝光，多少儿童死于营养不良……这样的秩序显然是必需的；显然，幸福的人之所以感到幸福只是因为不幸的人们在默默地背负着自己的重担，一旦没有了这种沉默，一些人的幸福便不可想象。这是普遍的麻木不仁。真应当在每一个心满意足的幸福的人的门背后，站上一个人，拿着小锤子，经常敲门提醒他：世上还有不幸的人；不管他现在多么幸福，生活迟早会对他伸出利爪，灾难会降临－－疾病，贫穷，种种损失。到那时谁也看不见他，听不见他，正如现在他看不见别人，听不见别人一样。可是，拿锤子的人是没有的，幸福的人照样过他的幸福生活，只有日常生活的小小烦恼才使他感到有点激动，就像微风吹拂杨树一样。一切都幸福圆满——
①引自普希金的诗《英雄》，引文不完全正确。
“那天夜里我才明白，原来我也是心满意足，也是幸福的，”伊凡·伊凡内奇站起来，接着说，“我在饭桌上、在打猎时也一样教导别人怎样生活，怎样信仰，怎样管理平民百姓。我也常常说：学问是光明，教育必不可少，但对普通人来说目前只要能读会写就足够了。自由是好东西，我也这样说，没有自由就像没有空气一样是不行的，但目前还得等待。是的，我就是这样说的，不过我现在要问：为什么要等待？”伊凡·伊凡内奇生气地望着布尔金，问道，“我请问你们，为什么要等待？出于什么考虑？别人对我说，凡事不能一航而就，任何理想总是在生活中逐步地、在适当的时候实现的。不过，这是谁说的？有什么证据说明这是对的？你们会引证事物的自然规律和社会现象的合法性。但是我请问：我，一个有思想的活人，站在一道沟前，本来我也许可以跳过去，或者在上面架一座桥走过去，我却偏要等着它自己合拢，或者等着淤泥把它填满，这样做有什么规律和合法性可言？再说一遍，为什么要等待，等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吗？可是人需要生活，渴望生活啊！
“我一清早就离开弟弟的庄园。从此以后，我就感到城市的生活难以忍受。那份平静和安宁令我压抑，我害怕看别人家的窗子，因为现在对我来说，没有比围桌而坐一道喝茶的幸福家庭更令人难受的场景了。我已经老了，已经不适宜当一名斗士，我甚至不会憎恨了。我只是心里悲哀，气愤，懊丧，每到夜里我的脑子里种种思想如潮水般涌来，弄得我十分激动，不能安睡……唉，要是我还年轻该多好啊！”
伊凡·伊凡内奇激动得在两个屋角问不停地走来走去，反复说：
“要是我还年轻该多好啊！”
他突然走到阿列兴身边，握住他的一只手，之后又握他的另一只手。
“巴维尔·康斯坦丁内奇！”他用恳求的语气说，“您永远不要感到满足，不要让自己麻木不仁！趁您年轻、强壮、朝气蓬勃，您要不知疲倦地做好事！幸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如果生活中有意义有目标，那也绝不是我们的幸福，我们的幸福在于更明智、更伟大的事业。做好事吧！”
这番话伊凡·伊凡内奇是带着可怜的、央求的笑容说的，仿佛他是为自己央求他的。
后来这三人坐在客厅里不同角落的圈椅里，都默不做声了。伊凡·伊凡内奇的故事既没有让布尔金也没有让阿列兴感到满足。在昏黄的光照中，金边画框里的将军和太太像活人似的瞧着他们，在这种时候听一个爱吃醋栗的可怜的小职员的故事不免乏味。不知为什么他们很想听听文人雅士或女人的故事。他们坐着的这个客厅里的一切，从蒙着套子的枝形吊灯架、圈椅，到脚下的地毯，都说明，这些此刻在画框里看着他们的人从前也在这里走过，坐过，喝过茶。现在漂亮的佩拉吉娅在地毯上不出声地走着－－这比任何故事更美妙动人。
阿列兴困得不行；他早上三点就起床操持家务，现在他的眼睛都睁不开了。但他担心客人们在他不在时会讲什么有趣的故事，所以不肯离开。伊凡·伊凡内奇刚才讲的是否机智是否正确，他不去琢磨。客人们不谈麦种，不谈千草，不谈焦油，他们谈的事跟他的生活没有直接关系，这就让他很高兴，他希望他们继续谈下去……
“不过该睡觉了，”布尔金站起身来说，“祝各位晚安。”
阿列兴道了晚安，回到楼下的住室去了，两位客人留在楼上。他们被领到一个大房间过夜，那里有两张老式的雕花木床，屋角挂着耶稣受难的象牙十字架。床上的被褥又宽大又干净，由漂亮的佩拉吉娅刚刚铺好，散发出一股好闻的清爽味。
伊凡·伊凡内奇默默地脱去衣服，躺下了。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他说完就蒙头睡了。
他放在桌上的烟斗散发出一股浓重的烟油子味。布尔金一直睡不着，怎么也弄不明白，哪儿来的这股难闻的气味。
雨通宵敲打着窗子。
一八九八年八月
打赌
一
一个黑沉沉的秋夜。老银行家在他的书房里踱来踱去，回想起十五年前也是在秋天他举行过的一次晚会。在这次晚会上，来了许多有识之士，谈了不少有趣的话题。他们顺便谈起了死刑。客人们中间有不少学者和新闻记者，大多数人对死刑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这种刑罚已经过时，不适用于信奉基督教的国家，而且不合乎道德。照这些人的看法，死刑应当一律改为无期徒刑。
“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主人银行家说，“我既没有品尝过死刑的滋味，也没有体验过无期徒刑的磨难，不过如果可以主观①评定的话，那么我以为死刑比无期徒刑更合乎道德，更人道。死刑把人一下子处死，而无期徒刑却慢慢地把人处死。究竟哪一个刽子手更人道？是那个几分钟内处死您的人，还是在许多年间把您慢慢折磨死的人？”——
①原文为拉丁文。
“两种刑罚同样不道德，”有个客人说，“因为它们的目的是一致的——夺去人的生命。国家不是上帝。它没有权利夺去它即使日后有心归还却无法归还的生命。”
客人中间有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律师。别人问他的看法时，他说：
“不论死刑还是无期徒刑都是不道德的，不过如果要我在死刑和无期徒刑中作一选择，那么我当然选择后者。活着总比死了好。”
这下热烈的争论开始了。银行家当时年轻气盛，一时性起，一拳捶到桌上，对着年轻的律师嚷道：
“这话不对！我用两百万打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