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作品集-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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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言论尖刻、神经过敏，城里人却喜欢他，背地里都亲切地叫他万尼亚①。他那种待人和蔼、乐于助人的天性，为人的正派，道德的纯洁，就连他那件破旧的常礼服，病态的外貌，家庭的不幸，总能唤起他们心中美好的、温暖的、忧伤的感情。此外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用城里人的话说，他无所不知，在这个城市里是个类似活字典的人物——
①伊凡的昵称。
他读过很多书。他常常坐在俱乐部里，神经质地捻着小胡子，翻阅杂志和书籍。看他的脸色可以知道，他不是在阅读，而是在吞咽，根本来不及咀嚼。应当认为，阅读是他的一种病态的习惯，因为不管他抓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和日历，他都急不可耐地读下去。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
作者：契诃夫
三
一个秋天的早晨，伊凡·德米特里翻起大衣领子，在泥泞中啪嗒啪嗒地走着，穿过小巷和一些偏僻的地方，费力地去找一个小市民的家，凭执行票向他收款。他心情忧郁，每到早晨他总是这样的。在一条巷子里他遇到囚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着两名戴着手铐的犯人。以前伊凡·德米特里经常遇见犯人，每一次他们都引起他怜悯和不安的感觉，可是这一次相遇却给他留下一个异样的、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他也可能戴上手铐，就这样由人押着，走在泥地里，送进监狱去。他在小市民家待了一会儿，然后回家。在邮局附近他遇见一个认识的警官，对方跟他打了招呼，还和他一道走了几步，不知为什么他又觉得这很可疑。回到家里，他一整天都想着两个犯人和荷枪的兵，一种莫名其妙的惶恐不安的心情妨碍他阅读和集中精力思索什么事。晚上他在屋里没有点灯，夜里也不睡觉，老想着他可能被捕，戴上手铐，关进监狱。他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而且可以担保他今后也绝不会去杀人、放火、偷盗。可是，无意中偶然犯下罪行难道不容易吗？难道不会有人诬陷吗？最后，难道法院不可能出错吗？难怪千百年来人民的经验告诫我们：谁也不能发誓不讨饭，不坐牢。①而在现行的诉讼程序下，法院的错判是完全可能的，不足为怪的。那些对别人的痛苦有着职务或事务关系的人，如法官、警察和医生，久而久之，出于习惯势力，会变得麻木不仁，以致对他们的当事人即使不愿意也不能不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从这方面讲，他们同在后院里杀羊宰牛而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丝毫区别。在对人采取这种敷衍塞责、冷酷无情的态度的情况下，为了剥夺一个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并判他服苦役，法官只需一件东西：时间。只要有时间去完成某些法定程序，然后就万事大吉－－法官就是凭这个领取薪水的，事后你在这个离铁道二百俄里的肮脏的小城去寻找公正和保护吧！再说，既然社会把任何暴力视作明智、合理之必需，而一切仁慈的举动，如宣告无罪的判决，却引起不满和报复情绪的大爆炸，在这种情况下，侈谈公正，岂不可笑吗？——
①俄国谚语。
早晨，伊凡·德米特里起床后心存恐惧，额头上冒出冷汗，已经完全相信，他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捕。“既然昨天那些沉重的思想久久地没有离开我，”他想道，“可见这些想法不无道理。这些想法的确不可能无缘无故地钻进脑子里的。”
有个警察不慌不忙地从窗下经过：这是不无用意的。瞧，有两个人站在房子附近，也不说话。为什么他们不说话呢？
从此，伊凡·德米特里日日夜夜受尽折磨。所有路过窗下的人和走进院子的人都像是奸细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通常坐着双套马车从街上经过，他这是从城郊的庄园去警察局上班。可是伊凡·德米特里每一次都觉得：马车跑得大快，他的神色异样，显然他急着跑去报告：城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犯人。每逢有人拉铃或者敲门，伊凡·德米特里就浑身打颤，如果在女房东家里遇到生人，他就惶惶不安。可是遇见警察和宪兵时他却露出笑脸，还吹着口哨，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等着被捕，可是又故意大声打鼾，像睡着的人那样连连吁气，好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要知道如果夜里他睡不着觉，那就意味着他受到良心的谴责，痛苦不堪－－这可是一大罪证！事实和常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荒诞不经，无非是变态心理，另外，如果把事情看得开一些，即使被捕坐牢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但他的思考越是理智，越是合乎常理，他内心的惶恐不安却越是强烈，越是折磨人。这就像一个隐士本想在处女林里开出一小块安生之地，他用斧子砍得越是起劲，林子却长得越来越茂盛一样。伊凡·德米特里最后意识到，这也无济干事，于是索性不再思考，完全沉溺于绝望与恐惧之中。
他开始离群索居，避开人们。他原先就讨厌自己的职务，现在更是忍受不了这种工作。他生怕有人使坏整他，偷偷往他的口袋里塞进贿赂，然后去告发他。或者他自己无意中在公文上出错－－这无异于伪造文书，或者他丢失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他以前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机敏，现在他每天都能想出成千上万条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应当认真为自己的自由和名誉担忧。正因为如此，他对外界，特别是对书籍的兴趣便明显地减弱，他的记忆力也大为衰退了。
到了春天，雪化了，在公墓附近的一条冲沟里发现两具部分腐烂的尸体。这是一个老妇人和小男孩，带有强暴致死的迹象。于是城里人议论纷纷，只谈这两具尸体和尚未查明的凶手。伊凡·德米特里害怕别人以为这是他杀死的，便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还面带微笑。可是遇见熟人时，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一再声明，没有比杀害弱小的、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作假很快就使他厌倦，他略加思索后认定，处在他的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进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之后又坐了一夜一天。他冻得厉害，等到天黑，便偷偷地像贼一样溜进自己的房间里。天亮之前，他一直站在房间中央，身子一动不动，留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就有几个修炉匠来找女房东。伊凡·德米特里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然而恐惧偷偷地告诉他，这些人是打扮成修炉匠的警察。于是他悄悄地溜出住宅，没戴帽子，没穿上衣，惊骇万分地顺着大街跑去。几条狗汪汪叫着追他，有个男人在后面不住地喊叫，风在他耳边呼啸，伊凡·德米特里便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聚集在他的背后，现在要来抓住他。
有人把他拦住，送回住处，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人以后还要提起）开了在头上冷敷的药液和桂樱叶滴剂①的药方，愁眉苦脸地直摇头。临走前他对女房东说，以后他不会再来了，因为他不该妨碍人们发疯。由于伊凡·德米特里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只好把他送进医院，被安置在性病病室里。他每天夜里不睡觉，发脾气，搅得病人不得安宁，不久安德烈·叶菲梅奇便下令把他转到第六病室——
①一种镇静剂。
一年后，城里人已经完全忘了伊凡·德米特里，他的书让女房东胡乱堆在屋檐下的雪橇里，被顽皮的孩子们一本本拿光了。
四
伊凡·德米特里左边的邻居，我已经说过，是犹太人莫谢伊卡，右边的邻居是个一身肥肉、长得滚圆的农民，一张痴呆呆的脸上毫无表情。这是一个不爱动的、贪吃的、不干不净的畜生，早已丧失了思想和感觉的能力。从他身上不断冒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
尼基塔给他收拾床铺的时候，总是狠狠打他，使劲抡起胳膊，一点也不顾惜拳头。这时候，可怕的不是他挨了打－－这种事是可以习惯的－－可怕的是这个迟钝的畜生挨了打却毫无反应：不出声音，没有动作，连眼睛都毫无表情，只是身子稍稍晃一晃，像个沉重的大木桶。
第六病室的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是个小市民，原先是邮局的拣信员。他是个瘦小的金发男子，一张和善的面孔上带点狡猾的神色。看他那双聪明、安详的眼睛以及明亮而快活的目光可以推断，他城府根深，心里藏着极重要、极愉快的秘密。他在枕头底下，床垫底下藏着什么东西，总不肯拿出来给别人看，倒不是怕人抢了去，偷了去，而是有点不好意思。有时他走到窗前，背对着病友，在胸前佩戴什么东西，还低下头看了又看。如果这时有人走到他跟前，他就满脸窘色，立即把胸前的东西扯下来。不过他那点秘密是不难猜出的。
“您得向我祝贺，”他常常对伊凡·德米特里说，“上司为我呈请授予二级斯丹尼斯拉夫星章。二级星章向来只颁发给外国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他们愿意为我破例哩，”他笑嘻嘻地说，还大惑不解地耸耸肩膀，“嘿，老实说，简直没有料到。”
“你这话我一点也不懂，”伊凡·德米特里阴沉地声明。
“不过您可知道我迟早会弄到什么吗？”以前的邮局分拣员狡黠地眯细眼睛接着说，“我一定能得到一枚瑞典的‘北极星’。这种勋章是值得费心张罗的。白十字架和黑带子。漂亮极了。”
大概任何别的地方的生活都不会像这座偏屋里那样单调。每天早晨，除了瘫痪病人和胖农民以外，所有的人都在外室里的一只双耳木桶里洗脸，用病人服的下摆擦干。这之后他们用锡杯子喝茶，茶是由尼基塔从主楼里取来的。每人只能喝一杯。中午他们喝酸白菜汤和粥，晚上吃中午剩下的粥。三餐之间，他们躺下，睡觉，望着窗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天天如此。连以前的邮局拣信员说的也还是那几种勋章。
第六病室很少见到新人。医生早就不接收新的疯癫病人，而想访问疯人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多的。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隔两个月来这里一次。他怎么给疯子们理发，尼基塔怎么帮他的忙，每当这个醉醺醺、笑呵呵的理发师出现时，病人们怎样乱作一团－－这些我们就不谈了。
除了理发师，谁也不到这里来看一看。病人们注定一天到晚只能见到尼基塔一个人。
可是不久前在医院的主楼里流传着一个相当奇怪的消息。
传说好像医生经常去第六病室了。
五
奇怪的流言！
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金，从某一点上说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轻时笃信上帝，准备日后担任神职。一八六三年他中学毕业，本想进神学院学习，可是他的父亲，一名医学博士和外科医师，刻薄地挖苦了他一顿，断然宣布，如果他真去当神父，他就不认他这个儿子。这话可信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本人不止一次地承认，他对医学以及一般的专门学科向来是不感兴趣的。
不管怎么样，他读完了医学系的课程，并没有去当教士。看不出他如何笃信上帝，开始从医时跟现在一样，他都不像是虔诚信教的人。
他的外貌笨重、粗俗，像个庄稼汉。他的脸，胡子，平顺的头发和结实笨拙的体态，使人想起大道旁小饭铺里那种酒足饭饱、随随便便、态度粗鲁的店老板。他的脸粗糙，布满细小的青筋，眼睛小，鼻子发红。由于身材高，肩膀宽，所以手脚很大，似乎一拳打出去，就能叫人断了气。不过他的步态徐缓，走起路来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在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人时，他总是先停下来让路，说一声：“对不起！”－－他的声音完全不是预料中的男低音，而是嗓子尖细、音色柔和的男中音。他的脖子上有个不大的瘤子，妨碍他穿浆过的硬领衣服，所以他总是穿柔软的亚麻布或棉布衬衫。一般说来，他的穿着不像一名医生。一身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衣服他照例到犹太人的铺子里去买，那皱皱巴巴的新衣穿在他身上跟旧衣服一样。同一件常礼服，他看病时穿它，吃饭时穿它，出门做客也穿它。不过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吝啬，而是他完全不修边幅。
当安德烈·叶菲梅奇来到这个城市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关”的情况简直糟透了，病室里，过道里，医院的院子里，到处臭哄哄的，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勤杂工、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们都跟病人一起住在病室里。人们抱怨，蟑螂、臭虫和老鼠搅得大家不得安生。在外科，丹毒从来没有绝迹过，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体温计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存放着土豆，总务长，女管理员和医士勒索病人钱财。据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