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办-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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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口头上说起来很快，一旦就绪实际做起来也很容易、简单、自然。可是得慢慢来，才能安排妥当。每个新办法都需要经过多次议论，每个变革都是一连串忙碌奔波的结果。假如我也像谈论关于红利的分配和利用那样评详细细地来谈论工场其他方面的办法，那就太冗长，太枯燥了。有许多事情根本无需来谈，有的方面只稍稍提一下即可，以免惹人厌烦。比方，工场设立了代销点，卖那些在无人定货的淡季缝制的成衣，当时工场还不能有独立的门市部，不过已与客商街的一个铺子订了代销合同，还在旧货市场上设了个摊位，由两个老太太来经管代销。不过工场生活中有一个方面我必须稍微详细地来谈谈。
韦拉·巴夫洛夫娜从办场的最初的日子起，就开始带书来。她布置完工作以后，便开始朗读，读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如果不是需要处理什么事，她是不会中断的。女工们听一会，休息休息，休息过后再读，读后又休息。不必说，女工们从一开始便迷上了朗读，有些女工原来就对这爱好。过了两三周，工间朗读形式便固定了下来；又过了三四个月出现了几个朗读能手，于是决定由她们来代替韦拉·巴夫洛夫娜，每回朗读半小时，这半小时的朗读算工作。韦拉·巴夫洛夫娜在朗读时还间或穿插讲解，等到她卸掉了朗读的任务后，讲解得更多更长了。后来讲解发展成为类似普及各门知识的简易讲座了。再往后——这是个很大的进步——韦拉·巴夫洛夫娜看到有可能正规上课：女工们的求知欲是这样的强烈，她们的工作又进行得如此地顺利。她们决定在工作日当中，午饭之前安排一大段时间来听课。
“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有一次韦拉·巴夫洛夫娜在梅察洛夫家中对他说，“我有件事求您，娜塔莎已经同意了。我的工场要变成为传播各门知识的学校。您来当教授吧。”
“我能给你们上什么保呢？难道上拉丁文，希腊文，或者逻辑学和修辞学！”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笑着说，“我的专业本来就没什么意思，您是这样看，还有一个人也是这样看，我也知道这人是谁。”
“不，正是您这样的专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有您才表明我们的品行良好，教学方向端正，您能起保护伞的作用。”
“这倒也说得对。看来没我，你们就要有不轨行为了。那您就指定课程吧。”
“比方俄国史，简明世界史。”
“好极了，这我去讲，还把我算作专家，太妙了。身兼二职：教授和保护伞。”
娜塔莉妮·安德列夫娜、洛普霍夫、两三个大学生，韦拉·巴夫洛夫娜本人也都是他们所戏谑自称的“教授”。
除了上课，她们还安排了娱乐。她们举办晚会，进行郊游，一开始次数不多，后来钱多了，娱乐活动就更经常了。她们订了剧院中的包厢。第三年的冬天，她们在意大利歌剧院①里长期包了十个边座——
①一八五O至一八六O年间，每个戏剧节（从秋季到次年初夏）意大利歌剧在彼得堡的米海洛夫斯克剧院（即今天的小歌剧院一八三三年创办）上演。
韦拉·巴夫洛夫娜有多快活，多幸福。同时她遇到了很多的麻烦，付出了巨大的辛劳，当然她也有痛苦。
工场里一名优秀女工的不幸遭遇不仅对于她，而且对于整个团体都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萨申卡·普里贝特科娃是韦拉·巴夫洛夫娜亲自挑选的三名裁缝之一。她长得不错，性情温和，她有个在官府供职的未婚夫，一个善良的好青年。有一次，天相当晚了，她在街上走，一位先生钉上了她，她加快脚步，他紧跟她，一下子抓住她的手。她猛地一冲，挣脱开了。但是她在挣脱时，手碰了他的胸口一下，竟把这位道貌岸然的先生的怀表打落在人行道上，发出当啷的声响。这道貌岸然的先生理直气壮地扭住普里贝特科娃，喊了起来：“小偷！岗警！”两名岗警跑了过来，把普里贝特科娃送进了拘留所。工场里的人有三天都不知道她的情况；谁也想不出她会到哪儿去了。第四天，一个好心肠的勤务兵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带来了普里贝特科娃写的一张字条。于是洛普霍夫便立刻去奔走斡旋。人们对他说了许多粗话，他也加倍地回敬了他们，然后就去找谢尔日。这时谢尔日和朱丽正在远方参加一个盛大的野餐会，第二天才返回来。谢尔日回来两小时后，警察分局长就向普里贝特科娃道了歉，又乘车去找她的夫婚夫道歉，但是他没有碰到未婚夫。原来未婚夫在头天晚上就到拘留所找普里贝特科娃去了，并从关押她的岗警处了解了那花花公子的名字，已去找他要求决斗了。花花公子还不知他要提出决斗，以戏谑自嘲的口吻认了罪，道了歉；而听到决斗要求后，却哈哈大笑起来。这位在官府供职的公务员说道：“这样的话，你可不能拒绝决斗。”立即打了他一个耳光，花花公子抓起一根棍子，公务员就推了他胸口一把，花花公子跌倒了，仆人闻声赶来，老爷已命归西天。他在重重倒地的时候，额头撞在楼花桌子脚突出的尖棱上。公务员下了监牢，一场官司开始了，难以预料这场官司何时能结束。后来怎么样了？后来也没有什么。不过从那以后，人们都不忍看普里贝特科娃了。
工场里还发生过几件事，虽不是这种刑事案件，却也叫人不痛快。事情平平常常，姑娘们为之长久动容流泪，年轻人和上了年纪的男子却当作是一时的解闷消遣。韦拉·巴夫洛夫娜知道，在今天的观念和情势下这些事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人们对女工怎样关怀，也无论女工自己怎样多加小心，都是永远不可能不出事的。这就像古人在学会预防天花之前，一定要生天花一样。现在谁再生天花，那就该怪他自己了，尤其该怪罪他的亲人们；而以前并非如此，谁都不该怪，除了可恶的流行病或可恶的城市和乡村，也许还有那种得了天花却去接触别人、在复原之前不去防疫站隔离的人，才是该怪罪的。现在发生这些事也一样，总有一天人们能避免生天花，避免的方法已经掌握，不过还是不愿采用它，就像从前人们很久很久都不愿意采用防治天花的方法一样。韦拉·巴夫洛夫娜知道，这可恶的流行病必然会在城市和乡村蔓延，不断地把人的生命夺走，就连小心翼翼看护着的双手也挽留不住。但是如果你只知道“你的不幸不怪我，也不怪你自己，我的朋友”，那么这不也还是得不到什么慰藉吗。这每一件平常的事毕竟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带来了许多痛苦和更多得多的麻烦：有时她需要先探明原委好进行帮助，更经常的是无需追究，只要进行帮助就行：安慰安慰，振作她们的精神，找回她们的自尊，开导她们：‘别再哭了，只要止住哭，就会知道，真是没有什么可哭的。”
不过还是快乐多，快乐多得多！因为除了痛苦就都是快乐了，而痛苦只是个别的和少有的事：如今过了半年以后，你只是在为一个女工痛苦，同时却为所有其他的人而感到快慰，再过两三个星期就又可以为这个女工而感到快慰了。事业的日常的全部进程都充满着光明和欢乐，使得韦拉·巴夫洛夫娜总是兴致勃勃的。而如果在进程中有时受到了痛苦的严重干扰，那么定会有特别的喜事来加以补偿的，而喜事还是比痛苦要多得多，比方说，把某个女工的年幼的弟弟或妹妹安置妥善了，第三年有两名女工通过了家庭教师资格的考试，这对于她们是多么幸运的事，还有过几件类似的喜事。而能引起整个工场的欢腾，使韦拉·巴夫洛夫娜感到快乐的最常见的原因是举办婚礼。婚礼办得相当多，并且都很圆满，喜气洋洋的，婚礼前后多次举办晚会，新娘收到工场的女伴送来的各式各样带给人惊喜的礼品，还从储备金中提出钱来给新娘办嫁妆。不过这又给韦拉·巴夫洛夫娜增添了多少麻烦啊，她自然是忙得不可开交了！只是有一件事工场的人起初觉得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尽情理：第一个新娘请她做女方主婚人，没请动；第二个新娘又来请，还是没请动。而常做女方主婚人的是梅察洛娃或她的母亲——那也是个很好的人。韦拉·巴夫洛夫娜却从未做过主婚人，她只作为一个朋友，给新娘穿装打扮，伴送她上教堂。头一回，人们以为她不答应是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其实不然。韦拉·巴夫洛夫娜乐意有这邀请，但是却不接受。第二回，大家才明白这完全是出于谦虚，韦拉·巴夫洛夫娜不愿正式做新娘的保护人。况且一般来说，她总是千方百计地避免施加任何的影响，竭力把别人推向前台，叫别人出头露面，她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以致于许多到工场来订活的太太在三名剪裁师中认不出她来。韦拉·巴夫洛夫娜在向人家说明这整套制度都是由女工自己建立的，而且始终受到她们的支持时，深深感到，这才是她从工场中体验到的最大的乐事。她竭力用这些说明来使自己也相信那经常在她心里索绕着的念头：工场缺了她也能运转，而且其他类似这样的工场自生自长也是有可能的。甚至根本无需裁缝以外的任何领导，凭着裁缝本身的思想和才能就行，为什么不行呢？这该多好！比什么都好！这便是韦拉·巴夫洛夫娜最珍爱的一个梦想。
第05节
自从工场建立以来，这样过了将近三年；如果从韦拉·巴夫洛夫娜出嫁的时候算起，那就超过三年了。这些年过得平静而又活跃，充满着祥和、欢乐，一切都那么顺遂如意。
韦拉·巴夫洛夫娜醒来以后，还久久地赖在床上。她喜欢懒懒地躺一躺，有点像打盹又不是打盹，而是在思量需要做什么。有时她就这样躺着，既不打盹，也不思量。不，她是在思量：“早晨赖在床上真舒坦，又温暖又软和！”她这么懒懒地躺着，直到她的丈夫，也就是她那“亲爱的”在“中立房间”——不，应该说在“中立房间”之一，现在他们已有两个“中立房间”，因为这已经是她出嫁后的第四年——里说道：“韦罗奇卡，醒了吗？”——“嗯，亲爱的。”这就是说丈夫可以动手烧茶（早茶由他来烧），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她在自己房里就不叫韦拉·巴夫洛夫娜了，而叫韦罗奇卡——要开始穿衣服啦。她穿了多长时间！不，她穿衣服倒快，一会儿就完，可是她洗浴的时间长，她喜欢洗浴，之后她又梳了半天头，不，其实她梳头的时间并不长，一会儿就梳好了，但是她久久地摆弄头发，因为她喜欢自己的头发。不过有时她也花工夫进行一项真正的化妆——穿鞋：她有些优质的鞋子。她衣装很朴素，却爱穿考究的鞋子——这是她的一大嗜好。
随后她出来喝茶，拥抱丈夫：“睡得怎么样，亲爱的？”她一边喝茶，一边跟他议论种种大事和琐事。可是韦拉·巴夫洛夫娜——不，得叫韦罗奇卡：喝早茶时她也还是韦罗奇卡——与其说是喝茶，不如说是吃奶油，喝茶只不过是吃奶油的借口，一碗茶里一大半都是奶油，吃奶油也是她的一大嗜好。彼得堡难得有好奶油，韦罗奇卡却找到了真正优质的纯奶油。她梦想着自己有一头奶牛。那有什么，如果事业还照原先那样地顺利，再过一年就能办到。这时十点钟了。亲爱的要去教课或上班：他在一个工厂主的事务所供职。韦拉·巴夫洛夫娜——现在她已经完全是韦拉·巴夫洛夫娜，直到第二天早上为止——都在忙活家务。她倒是有一名女仆，是个稚嫩的小姑娘，事事都需要指点才成，等她刚教会，又得调教新女仆来熟悉规矩了：女仆在韦拉·巴夫洛夫娜家都待不长，总得嫁人，隔个半年或半年多一点的时间，你看吧，韦拉·巴夫洛夫娜又在给自己缝什么披肩或袖口，准备当女方的主婚人了。这时候她再也不能拒绝，“您怎么能拒绝呢，韦拉·巴夫洛夫娜？您样样事都亲自给我安排好了，除了您再也没合适的人啦。”的确，她为家务操了许多心。然后她要出去教课，她的课时相当多，每周十来个小时，课时再多负担就太重了，而且也没工夫。上课前必须到工场待上一段时间，下课回来还得去看看。然后就跟“亲爱的”一块吃午饭。午饭时，常有客人来：一个，最多两个，再多可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