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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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在规训的各种机制中检查被高度仪式化的原因。检查把权力的仪式、试验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融为一体。在规训程序的核心，检查显示了被视为客体对象的人的被征服和被征服者的对象化。权力关系和认识关系的强行介入在检查中异常醒目。这是被科学史研究者所冷落的古典时期的另一项革新。人们撰写有关对先天盲人、狼孩和受催眠者的实验的历史。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撰写更普遍、更富于变化、但也更有决定意义的检查（考试）的历史——它的仪式、方法、特点、作用、问答游戏、评定和分类体系？要知道，在这种微不足道的技术中可以发现一个完整的知识领域、一种完整的权力类型。人们常常谈论人文“科学”轻率地或画蛇添足地带有意识形态。然而，它们的这种技术手段，这种细微的操作模式（已经得到广泛传播——从精神病学到教育学，从疾病诊断到劳动雇用），这种司空见惯的检查方法，难道不是在一种机制中贯彻能够提取和建构知识的权力关系吗？这不仅发生在意识、观念的层面上和人们自以为了解的事物中，而且发生在能够造就知识，使知识变为政治干预的事物的层面上。
18世纪末，造成医学的认识“解冻”的一个基本条件是，作为“检查”机构的医院组织起来了。巡诊仪式是其最明显的形式。17世纪，医院除了宗教、行政等管理外，又增加了来自外面的医生的视查。医生几乎不参与医院的日常管理。渐渐地，巡诊变得更有规律，更严格，特别是范围更大了。它变成医院功能中一个愈益重要的部分。1661年，巴黎主官医院要求医生每日巡诊。1687年，一名“预定”的医生每天午后检查一些重病人。18世纪的条例规定了巡诊的钟点和持续时间（至少2个小时），要求实行医生轮流巡诊制，以保证每天“甚至复活节”都有人巡诊。1771年，任命了一名医院医生，负责“在外来医生巡诊的间隔，日夜提供一切服务”（《主宫医院决议汇编》）。旧的不定期的走马观花变成了常规性的观察，从而使病人处于一种几乎无休止的受检查状态。这有两个后果：在内部等级系统中，原来作为一种外在因素的医生，开始超过宗教人员的地位，把后者排挤到检查技术中一个明确而次要的地位；“护士”类型出现了；与此同时，原来形同贫民院的医院，将要变成一个训练所，与知识相关的场所；它因此体现了一种权力关系的颠覆和一种知识系统的建构。“纪律严明”的医院变成医疗“规训”的物质样本。这种规训能够立刻抛弃其文本性，不是从作者一权威的传统，而是从不断受检查的对象的领域中找依据。
与之类似的是，学校变成一种不断考试的机构。考试自始至终伴随着教学活动。它越来越不是学生之间的较量，而是每个人与全体的比较。这就有可能进行度量和判断。公教学校兄弟会希望在一周里每天对学生进行考试：第一天考拼写，第二天考算术，第三天上午考教义问答，下午考书写，等等。此外，每月应举行一次考试，以挑选出有资格让督察员考核的学生（I－aSalle，《管理》，160）。自1775年起，桥梁堤坝学院（EcoledesPoutsetChaussees）每年有16次考试：数学、建筑学和绘图各考三次，写作考两次，石工、建筑风格、勘测、水平测量、建筑估算各考一次。考试不仅仅标志着一个学徒期的结束，而且成为一个永久的因素。通过一种不断重复的权力仪式，考试被编织在学习过程中。考试使教师在传授自己的知识的同时，把学生变成了一个完整的认识领域。在行会传统中，学徒期以考试为结束，考试证明了一种已获得的能力——“出师”证明知识的传授已经完成。与此相反，学校中的考试是一个永恒的知识交换器。它确保知识从教师流向学生，但它也从学生那里取得一种供教师用的知识。学校变成为发展教育学的地方。正如医院检查的程序使得医学认识“解冻”，“考试型”学校的时代标志着一种科学的教育学的开端。军队历史上的检阅和不停的反复运动的时期，标志着一种庞大的战术知识的发展。这种知识在拿破仑战争时代发挥了作用。
检查导入了一个完整的机制。这种机制把一种知识形成类型与一种权力行使方式联系起来。
1．检查把可见状态转换为权力的行使。在传统中，权力是可见、可展示之物，而且很矛盾的是，它是在调动自己力量的运动中发现自己力量的本原。受权力支配的人只能留在阴影之中。他们只能从被让与的部分权力或者从他的暂时拥有的部分权力的折光中获得光亮。但是，规训权力是通过自己的不可见性来施展的。同时，它却把一种被迫可见原则强加给它的对象。在规训中，这些对象必须是可见的。他们的可见性确保了权力对他们的统治。正是被规训的人经常被看见和能够被随时看见这一事实，使他们总是处于受支配地位。此外，检查是这样一种技术，权力借助于它不是发出表示自己权势的符号，不是把自己的标志强加于对象，而是在一种使对象客体化的机制中控制他们。在这种支配空间中，规训权力主要是通过整理编排对象来显示自己的权势。考试可以说是这种客体化的仪式。
在此之前，政治仪式的作用一直是造成过分的但也受到控制的权力表现。这是一种权势的炫耀、一种夸大的和符号化的“消费”。权力通过它而焕发活力。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与庆祝胜利相联系。君主的庄严出场总是带有献祭、加冕和凯旋的某种因素。甚至葬礼也伴有展示权力的全部场面。但是，规训有自己的仪式。它不是凯旋仪式，而是检阅、“阅兵”。这是一种大张旗鼓的检查形式。在这种仪式中，受检阅者作为“客体对象”而呈现，供仅仅表现为凝视的权力来观看。他们并非直接感受到君主权力的形象，而是仅仅感受到它对他们已经变得十分清晰和驯顺的肉体的影响，而且还是通过复制品。1666年3月15日，路易十四举行第一次军事检阅。受阅者有18000人。这是“路易十四在位年间最壮观的行动之一”。据说，它“使整个欧洲都惴惴不安”。几年后，制作了一个徽章来纪念这个事情（见JllCquot，50一54）。纪念章上有“振兴军纪”的文字和“迎胜利演习”的图形。在图的右方，国王右腿向前，持杖指挥操练。在左方，几行士兵眉眼清晰，纵深排列。他们的右手平举与肩部同高，手持直立的步枪，右腿稍稍向前，左脚向外。在地面上，有几条线垂直相交，构成几个长方形，指示操练的不同阶段和位置。纪念章背景是一幅古典主义建筑图。宫殿的圆柱是士兵队列和直立步枪的延伸，地面是操练线的延伸。但是，在建筑物顶部的横杆上面是舞蹈造型：线条曲折，姿势匀称，衣裙细致。大理石云纹是统一而和谐的运动线条，但是人物则被凝固为整齐划一的队列与线条。这是一种精心设计的对比统一体。建筑物和构图在顶端释放出自由的舞蹈造型，但对地面上被规训的人则用秩序的准则和几何学来加以限制。这是权力的圆柱。米哈伊尔大公（GrandDukeMikhail）在让一支团队举手站立一个小时后，评论道：“很好，只是他们还在呼吸”（KroPotkin，8．转引自G．Cauguilhcm）。
让我们把这个徽章当作一个时期的证据。在这个时期，既矛盾又意味深长的是，君主权力的最耀眼的形象正在与规训权力的仪式的出现结合起来。君主难得的可见状态变成臣民必不可免的可见状态。正是在规训；运作中的这种可见状态的转化，将会保证权力的行使，即使权力以最低级的形式出现。我们正在进入无穷尽的检查和被迫客体化的时期。
2．检查也把个体引入文件领域。检查留下了一大批按人头、按时间汇集的详细档案。检查不仅使人置于监视领域，也使人置于书写的网络中。它使人们陷入一大批文件中。这些文件俘获了人们，限定了人们。检查的程序总是同时伴有一个集中登记和文件汇集的制度。一种“书写权力”作为规训机制的一个必要部分建立起来。在许多方面它都仿照了传统的文版方法，但它也有独特的技巧和重大革新，其中涉及到识别、通知或描述的方法。这是军队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军队里需要杜绝逃兵，避免重复注册，纠正军官上报的虚假“信息”，了解每一个人的表现和价值，确定失踪者或死亡者的减员数额。这也是医院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医院里需要辨认病人，驱逐装病者，跟踪疾病的变化，研究治疗效果，确定类似的病例和流行病的起源。这也是教学机构需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在那里必须确定每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及其可能利用的因素：“名册能使任何一个人了解孩子们在学校期间的品行，在信仰、教义和知识方面的进步”（M．1．0．B，64）。
于是，一系列有关规训个体的符码形成了，从而有可能通过同质化来录泽由检查所确定的个人特征，如信号的物理符码，病症的医学符码，行为和表现的教育或军事符码（法典）。这些符码不论在质还是在量上都是简陋的。但是，它们标志着个人在权力关系中“形式化”的第一阶段。
规训书写的其它革新涉及到这些因素的相互关联，文件的积累和序列化以及比较领域的建立。通过比较，进行分类、形成范畴、确定平均水准和规范。18世纪的医院尤其成为文版方法的大实验室。记录的保管、归纳整理及在巡诊时的流通，医生与行政人员例会上的比较核对，数据的上报（向医院的中心机构或贫民院总署），一个医院、一个城镇甚至全国的疾病、治疗和死亡情况的统计，这些都成为使医院纳入规训喇度的过程的一个部分。在一个良好的医疗“规训”（在这个词的双关意义上，即纪律和学科）所应具备的各种基本条件中，应该包括书写程序。后者应使个人资料得以纳入各种累积系统，而不致遗失，应使个人纳入总的记录中并且使每个人的检查数据都会影响总的计算。
由于检查伴有一套书写机制，检查就造成了两种相互关联的可能性：首先是把个人当作一个可描述、可分析的对象，这样做不是为了像博物学家对待生物那样把人简化为“种”的特征，而是为了在一种稳定的知识体系的监视下，强调人的个人特征、个人发育、个人能力；其次是建构一个比较体系，从而能够度量总体现象，描述各种群体，确定累积情况的特点，计算个人之间的差异及这些人在某一片“居民”中的分布。
这些有关记录、登记、建立档案、分类制表的琐碎技术对于我们来说已是司空见惯的了，但在当时关于个人的科学的认识“解冻”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们无疑会提出一个亚里士多德式的问题：一种研究个人的科学能够合理而合法地成立吗？重大的问题或许需要有重大的解决办法。然而，这里涉及的是一个较小的历史问题，即在接近18世纪末时一般可称为“临床”科学的事物的出现问题。这是有关个别描述、交叉检查、既往病历、“档案”如何进入科学话语的一般运作的问题。对于这个简单的事实问题，人们无疑必须给予一个不那么“高雅”的回答：人们应该探究这些书写和登记的程序，人们应该探究检查的机制，探究规训机制与一种新的支配肉体的权力的构成。关于人的科学就是这样诞生的吗？这一点或许可以在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档案中得到解答。对肉体、姿势和行为进行强制的现代方式就源出于此。
3．由各种文陵技术所包围的检查把每一个人变成一个“个案”。这种个案同时既成为一门知识的对象，又成为一种权力的支点。个案不再是决疑法或法理学中的那种确定一种行为并能修改对某一准则的运用的一组证据。它就是那个可描述、判断、度量及与他人比较的具有个性的人。而且，它也是那个必须加以训练、教养、分类、规范化、排斥等等的个人。
长期以来，普通的个性——每个人的日常个性——一直是不能进入描述领域的。被注视、被观察、被详细描述、被一种不间断的书写逐日地跟踪，是一种特权。一个人的编年史、生话报道、死后的历史研究，是他的权力象征仪式的一部分。规训方法颠倒了这种关系，降低了可描述个性的标准，并从这种描述中造就了一种控制手段和一种支配方法。描述不再是供未来回忆的纪念碑，而是供不备之需的文件。而且，这种新的描述是最鲜明的，因为规训结构是很严格的。自18世纪起，与规训机制的发展曲线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