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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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着画图。三年级的学生学习上色和粉画,接触染色理论和实践。学生在每段时间里完成一项任务,写上名字和完成时间,交给教师,优秀作品受到奖励。年终将作品汇集起来加以比较,从而确定每个学生的进步、水平和名次。依此决定谁能升入下一年级。教师及其助手有一个总的记事本,逐日记录每个学生的表现和学校中发生的每一件事。这个记事本定期向一位视察员呈阅(Gerspach,1892)。
戈布兰学校仅仅是下述重要现象的一个例子,即古典时期形成了一种新技术。这种新技术用于控制每个人的时间,调节时间、肉体和精力的关系,保证时段的积累,致力于利润的持续增长或最大限度地使用稍纵即逝的时间。我们怎样才能充分利用每个人的时间,通过每一个人,通过他们的肉体,通过他们的精力或能力,通过便于使用和控制的方式来积聚时间?我们怎样才能把有用的时间组织起来?纪律能够分解空间,打破和重新安排各种活动。它也应被理解为积累和使用时间的机制。这是通过四个方面来实现的,在军事组织中表现得最明显。
1.把时间分解成连续的或平行的片断,每个片断应该在规定的时间结束。譬如,把训练阶段和实践阶段分开;把新兵训练和老兵操练分开;开办现役军人的各种军事学校(176年,在巴黎创建军事学院,1776年在各省创建12个军事学校);招募尽可能年轻的职业士兵。从孩童时代“由国家抚养他们,在特种学校中培养他们”(Servan,456);循序教练一般姿势、列队行进、持枪动作和射击,前一个动作完全掌握后再进行下一个动作:“人们常犯的一个基本错误是,一下子向士兵展示所有的操练”(《1743年普鲁土步兵条例》);总之,把时间分成各自独立的、准确的细微过程。
2.根据一个分解计划——各种简单因素的序列——来组织这些细微过程,由简到繁地把它们组合起来。这就要求,训练必须抛弃模仿重复原则。在16世纪,军事操练主要是模仿整个或部分动作,一般地提高士兵的技能和力量(7〕;到了18世纪,对“体力”的训练遵循着“要素”原则,而非“示范”原则:简单的姿势——手指的位置、腿的弯度、手臂的动作——是有用动作的基本因素,也是对力量、技能和灵活性的一般训练。
3.确定这些时间片断,决定每一片断的持续时间,用考核作为结束。考核具有三种功能。它将表明受训者是否已达到规定水准,保证每个人经历同样的训练,区分每个人的能力。当“受命训练士兵的”中士、下土等“认为某个士兵已做好晋升一等兵的准备时,他们应首先把他引见给连队长官。连队长官应仔细地对他进行考核。如果他们认为他练习得不够,则不允许他通过。如果连队长官认为被引见者已做好准备,就可建议他见团长。团长可择机见他,并让高级军官对他进行考核。任何微小的失误都足以使他遭到否决。凡未通过首次考核者不得从二等兵升为一等兵”(《1754年5月14日步兵操练条例》)。
4.制定更细致的系列;根据每一个人的水平、资历、级别,为他规定适合于他的操练。普遍的操练具有一种区分功能,而每一种差别都涉及到特殊的操练。在每个系列结束时,新的系列就开始了。新系列也同样因人而异,区分细密。因此,每个人都受控于一种确定其水准或等级的时间性系列。这是一种规训操练的复调音乐:“二等兵应在每天早晨由中士、下土、一等兵进行训练。……一等兵应在每个星期日由班长进行训练。各连队及中土应在每月的二日、十二日、二十二日由高级军官进行训练”(同前)。
这种规训时期是逐渐地引入教育活动的:训练时期被划分出来,使之有别于成人时期和独立从业时期;设置不同的阶段,用等级考核来区分这些阶段;制定各个阶段的由简到难的教学大纲;根据每个人在这些系列中的进度评定他们。规训时期用复杂而循序渐进的系列取代了传统训练的入门时期(后者是一个完整的时期,完全受到师傅的控制,仅由一次考核加以认可)。一种完整的分解教育逐渐形成了。它是细致入微的(它把教学进程分解成最简单的元素,把每个发展阶段分解成小的步骤),它又是早熟的(它远远早于启蒙思想家的起源分析,而它在表面上是后者的一种技术性模式)。在18世纪初,德米亚(Demia)就建议把识字学习过程分成七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学习字母,第二个阶段是学习拼音,第三个阶段是学习把音节组成词,第四个阶段是逐句地按照标点读拉丁文,第五个阶段是开始读法文,第六个阶段是流利地阅读,第七个阶段是读认手稿。但是,当学生很多时,就需要进一步地细分他们的水平,一年级应该包括四种人:第一种人正在学“简单字母”,第二种人正在学“复杂字母”,第三种人正在学缩写字母(Ae……),第四种人正在学双写字母(ff,SS,ti,st)。二年级应该包括三种人:一种人“在拼读音节时要先逐个认字母,如D、、D”;第二种人“能够拼读最难的音节,如bant,brand,spinx”等等(Demia,19一20)。把基本元素组合起来的各个阶段都应纳入一个大的时间性系列。这个系列既是精神智力的一种自然进程,又是教育程序的一个规则。
连续活动的“序列化”,使得权力有可能控制时间,有可能在每一时刻进行具体的控制和有规律地干预(区分、矫正、惩罚、消除),有可能根据每个人在系列中达到的水准区分并进而使用每个人,有可能积累时间和活动,有可能重新发现在最终结果中被整合与被证明有用的时间与活动,从而表明一个人的最终能力。分散的时间被聚积起来,从而能够产生一种收益,并使可能溜走的时间得到控制。权力被明确地直接用于时间。权力保证了对时间的控制和使用。
这些规训方法揭示了一种被连续整合的线性时间。后者趋向于一个稳定的终点。简言之,这是一种“进化的”时间。但是,应该指出,与此同时,行政的和经济的控制技术揭示了一种系列的、走向的、累积的社会时间,发现了一种“进步”意义上的进化。规训技术揭示了个人系列,发现了一种“创生”意义上的进化。18世纪的两大发现——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创生——或许是与新的权力技术相关联的,更具体地说是与一种通过分割、序列化、综合和整合而管理和有效地使用时间的新方式相关联的。一种宏观权力学和一种微观权力学所造成的不是对历史的干预(历史很长时间已不需要这种干预),而是对控制活动和支配实践中的一种时间性的、单一性的、连续性和累积性的向度的整合。历史的“进化”性质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而在今天已深入人心,对于许多人来说已不言而喻。但是,它是与一种权力作用模式联系在一起的。毫无疑问,对编年史、系谱、功名成就、王朝统治和业绩的“历史一记忆”似乎长期以来就是与一种权力运行方式联系在一起的。由于有了新的征服技术,持续进化的“运动”趋向于取代重大事件的“宗谱”。
总之,个体一创生的小型时间连续统一体似乎像是个体一细胞或个体一有机体一样,是规训的后果和对象。而且,在这种时间系列化的中心,人们可以发现一种程序。这种程序对于这种系列化的意义,正如画制“图表”对于人员分配和单元分离的意义,或者正如“战术”对于活动经济学和有组织的控制的意义。这种程序就是“操练”。操练是人们把任务强加给肉体的技术。这些任务既是重复性的又是有差异的,但总是被分成等级的。通过使人的行为趋向某种极限,操练就可能导致不断对个人做出评价——或者从他与这种极限的关系,或者从他与其他人的关系,或者从他与某种行动计划的关系做出评价。这样,它就以连续性和强制性的形式确保了某种发展,某种观察或某种资格的实现。在采取这种严格的规训形式以前,操练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它在军事的、宗教的和大学的实践中表现为加入仪式、预备仪式、演练或考核。它的线性的循序渐进的结构、它的最终形成发展至少在军队和学校里出现得稍晚,但它们无疑起源于宗教。无论怎么说,制定一个教育“大纲”的观念——这种大纲应伴随着儿童直至完成学校教育,应该包括逐年逐月增加难度的练习——似乎首先出现在一个宗教团体中,即“共同生活兄弟会——(见Meir,自第160页起)。他们深受鲁伊斯布鲁克(Ruvsbrock)”和莱茵神秘主义的影响,把某些宗教技术移用到教育上,不仅用于对牧师的教育,而且用于对行政官员和商人的教育。以身作则的导师指导学生追求尽善尽美的原则变成了教师要求学生尽善尽美的权威主义原则。禁欲生活所要求的愈益严格的宗教功课变成了由简到繁的、标志着学业和品行进度的任务。整个社群追求拯救的努力变成了被排列名次的个人之间的集体的、持久的竞争。或许,社群生活和灵魂拯救的这些程序正是旨在产生既个人化又对集体有用的能力的方法的最初要素。[出在神秘主义的或禁欲主义的形式中,操练是为了获得拯救而安排现世时间的一种方式。在西方历史上,它在保留自身的某些特点的情况下逐渐改变了方向。它被用来更经济地利用人生的时间,通过一种有用的形式来积累时间,并通过以这种方式安排的时间的中介行使统治的权力。操练变成了有关肉体和时间的政治技术中的一个因素。它不是以某种超度为终点,而是追求永无止境的征服。力量的编排
“我们应首先破除旧的偏见,即认为一支军队是靠增加其密集程度来增强其力量的。当人们想把物理学的运动定律应用于战术上时,所有的定律都变成了奇谈怪论。”四)自17世纪末起,陆军的技术问题就脱离了物理学的质量模式。由于长矛和滑膛枪使用起来又慢又不准确,实际上不能有效地打击目标,因此用这些武器装备的军队本身被当作进攻炮弹和防御壁垒,如“西班牙军队中的威武陆军”。这种密集士兵的配置主要是根据他们的资历和勇敢程度。在方阵中间,用以增加厚度和密度的,是那些经验不足的士兵。在前排、四角和两侧的,是那些最勇敢的或被认为最老练的士兵。在古典时期,形成了一套新的细密的组合方式。各种单位——团、营、连以及后来的“师”门0‘——成为一种包括许多部分的机制。它们变动彼此之间的位置以形成某种布局和达到某种特殊的结果。这种变化的理由是什么呢?这里有经济方面的理由,即充分利用每一个人,使部队的训练,给养和装备工作行之有效;使每个士兵成为一个精干的单位,发挥最大的效能。但是,只有出现了某种技术变革,这些经济理由才能成为决定因素。这种技术变革就是来福枪的发明。ill)与滑胜枪相比,来福枪更准确,更快捷,从而更能体现士兵的技能。它能更准确地击中特定目标,因此能够使火力对准个人。反之,它把每个士兵都变成了可能的靶子,因此要求士兵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流动性。这就导致了密集技术让位给一种新技术,即沿着比较灵活的散兵线部署队伍和人员。这样也就需要寻求一整套精心计算的运作方式,包括个人和集体的部署,团队或小分队的运动、位置的变换,从一种部署到另一种部署的变换。总之,需要发明一种不是以活动或静止的密集队形为基础的,而是以具有可分因素的几何学为原则的机制。其基本单位是手持来福枪的机动士兵。无疑,在士兵之下的层次是细微的姿势,基本的动作要领,动作的空间位置。
当涉及到建构一种其成效必须高于其基本构成力量的总和的生产力时,就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与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是怎样获得这种提高的生产力,是由于提高了劳动的机械力,还是由于扩大了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还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缩小了生产场地,还是由于在紧要时刻动用了大量的劳动,……不论在哪种情况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应归因于协作本身”(Marx,《资本论》Vol,l,311一312)。马克思在几个地方强调了劳动分工问题与军事战术问题的相似性。如“正如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