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训与惩罚-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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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偶尔有激烈的情绪。这种羞愧感在不断增强。由于这种心理创伤，心理学家和辅助道德矫正的公务员的数量急剧增多。

因此，公开处决的消失就不仅标志着这种场面的衰落，而且标志着对肉体控制的放松。1787年，本杰明·鲁思（Ben－jaminRuth）在“促进政治研究会”上说：“我仅仅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绞刑架、示众住、断头台、鞭答和裂尸刑轮这些刑罚史上的东西都被视为野蛮时代和野蛮国家的标记，理性和宗教对人们心灵影响微弱的证据”（Teeters，1935，30）。果然，六十年后，范米南（VanMeenen）在布鲁塞尔宣布第二届教养大会开幕时，回忆起他的童年时代就好像在描述一个遥远的过去：“我曾目睹过裂尸刑轮、绞刑柱、绞刑架、示众柱比比皆是的大地；我曾目睹过被刑轮车裂的可怕残骸”（慈善事业年鉴），529～530）。英国干1834年、法国于1832年废除了打烙印的做法。1820年，英国就不再对叛国者使用全部的惩罚手段（西斯尔伍德就没有被四马分尸）。只有鞭刑在一些刑罚体系中依然保存着（俄国、英国和普鲁士）。但是，一般而言，惩罚越来越有节制。人们不再（或基本上不再）直接触碰身体，而是触碰身体以外的东西。有人会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监禁、禁闭、强制劳动、苦役、限制活动区域、放逐等等在现代刑罚体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而这些都是“体罚”。与罚款不同，它们直接影响人身。然而，惩罚与人的身体的关系毕竟与公开处决时代的酷刑中的情况不一样了。现在，人的身体是一个工具或媒介。如果人们干预它，监禁它或强使它劳动，那是为了剥夺这个人的自由，因为这种自由被视为他的权利和财产。根据这种刑罚，人的身体是被控制在一个强制、剥夺、义务和限制的体系中。肉体痛苦不再是刑罚的一个构成因素。惩罚从一种制造无法忍受的感觉的技术转变为一种暂时剥夺权利的经济机制。如果说触及和操纵罪犯的肉体对于法律来说依然是必要的，那这就要保持一定的距离，采用恰当的方式，遵循严格的规定，而且还要有更“高尚”的目的。由于有了这种新的限制，刽子手这种痛苦的直接制造者被一个技术人员大军所取代。他们包括监狱看守、医生、牧师、精神病专家、心理学家、教育学家等。他们接近犯人，高唱法律所需要的赞歌。他们反复断言，肉体和痛苦不是法律惩罚行动的最终目标。今天，医生会照顾死刑犯，直至最后一刻。他们作为慈善事业的代表和痛苦的安慰者与那些执行死刑的人共同工作。这是很值得玩味的。在即将行刑之际，犯人被注射镇静剂。这是一个司法保持克制的乌托邦：夺走犯人的生命，但不让他有所感觉；剥夺囚犯的全部权利，但不造成痛苦；施加刑罚，但没有任何肉体痛苦。诉诸心理一药理学和各种心理“阻断物”——哪怕是暂时的——是这种“非肉体”刑罚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果。

现代处决仪式证实了这一双重进程：示众场面的消失和痛苦的消除。这种趋势影响了欧洲各种法律体系，虽然影响的速度不一样。死刑对所有的人都一样了，不再区分所犯的罪行和犯罪者的社会身份；死刑在瞬间完成，预先不再附加任何酷刑，事后也不再对尸体采取更多的处置；处决只伤害生命而非肉体。不再使用那种长时间的程序——用精心计算的间歇和连续的伤残来拖延死亡和加剧死亡的痛苦。死不再使用那种处死武君者的综合酷刑或18世纪初《绞刑不足以惩罚》（1707年）的匿名作者所鼓吹的那种酷刑，即先用轮刑将犯人肢解，再鞭打使其昏厥，再用铁链将其吊起来，最后使其慢慢地饿死。也不再使用下述死刑，即或者把犯人放在枝条编的席子上（防止他的头部被路石撞碎），沿街拖拉，或者割破他的肚皮，使内脏翻露出来，让他亲眼看着这些内脏被扔到火上，最后砍头和分尸。”把这“千百种死刑”简化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死刑，这就确定了一种关于惩罚行为的全新道德。

早在1760年，英国就试制了一种绞刑机（为处死费勒爵士而研制的）。它使用了一个支撑台。这个支撑台可以在犯人脚下张开。这就避免了死亡的拖延，还避免了犯人与刽子手之间的冲突。这个绞刑机经过改进，最终在1783年正式采用。同年还废除了从伦敦纽盖特监狱到泰布伦刑场的传统游街仪式。同年，在戈登暴动之后，利用重建监狱的机会，在纽盖特监狱设立了绞刑架（见H山bert，85～86）。法国1791年法典的著名第3条规定：“凡被判处死刑者均处以断头。”这包含着三重意义。首先，对一切入使用同一种死刑（用1789年12月1日通过的吉洛丹的提案中的说法：“无论犯罪者具有何种身份和地位，相同罪行将受到相同惩罚”）。其次，一下完成对每一个犯人的死刑，不再使用“拖延时间从而十分残酷的”处决方式，诸如勒佩尔蒂埃所指责的绞刑架。第三，惩罚只是针对犯人个人，因为斩首原来是用于贵族的死刑，对于犯人家庭来说是耻辱最小的。1792年3月首次使用的断头机最完善地体现了这些原则。死刑被简化为明显可见但瞬间便完成的事情了。法律、执法者与犯人身体的接触也只有一瞬间了。再也没有体力较量了。刽子手只须如同一个细心的钟表工人那样工作就行了。“经验和理智表明，过去使用的砍掉犯人头颅的方法使犯人面临比丧失生命更可怕的酷刑，而这正是当时法律的明确意图；因此，处决应该在一瞬；同、用～次打击来完成。但实例表明很难做到这一点。为了达到完善的方法，必须依赖固定的机械手段——因为其力量和效果是能够确定的。……制造这种准确无误的机械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根据新法律的意图，斩首将在瞬间完成。如果这种机器看来是十分必要的，它就不会引起任何轰动，甚至不会引人注意”（Saint－Edme，161）。正如监狱剥夺人的自由，也正如罚款减少人的财富，断头机也是在几乎不触及人的肉体的情况下夺走人的生命。其目的就是对一个拥有各种权利，包括生存权的司法对象行使法律，而不是对一个有疼痛感觉的肉体行使法律。

无疑，在法国，旧式公开处决的某些因素一度附着在新的有节制的方法上。犯迁逆罪者，包括武君者，被送上断头台时要身着黑纱，直到1832年，还要先被砍掉一只手。此后，装饰的黑纱依然长期保留着。1836年11月对暗杀路易一菲力普（I－。ms－Phllppe）“的未遂犯菲埃希（Fieschi）的判决便是一例：“他被带到刑场时应身穿衬衫，赤脚，头上罩着黑纱。当官员向民众宣读判决书时，他将被展示在断头台上，然后立即处决。”我们会由此想到达米安，并且注意到死刑的最后一点附加物：表示哀丧的黑纱。人们再也看不到犯人的面孔。只是在断头台上宣读的判决书公布了罪行，而罪犯则不露面（罪犯越罪大恶极，越不准亮相：既不准他看见外界，也不让外界看到他。这是当时的流行观念。人们应该给叛逆者“制造一个铁笼或挖一个不透光线的地牢，使他永远地消遁”。——mMOlefle，275～277）。公开处决的最后这点遗迹是对这种行刑方式的废止判决：用一块布来遮藏肉体。三重罪犯（武母，同性恋和谋刺）伯努瓦（Benoit）是第一个不再被砍掉手的逆犯：“在宣读判决书时，他站在由郭子手们支撑的断头台上。这是一个恐怖的场面；他被一块白色的尸衣包住，头上罩着黑纱。这个叛逆躲开了沉默人群的目光。生命藏匿在这些神秘不祥的衣物下，仅在凄惨的喊叫声中表明自己的存在，旋即在刀下了结”（《判决公报》，1832年8月30日）。

19世纪初，肉体惩罚的大场面消失了，对肉体的酷刑也停止使用了，惩罚不再有戏剧性的痛苦表现。惩罚的节制时代开始了。到1830年一1840年间，用酷刑作为前奏的公开处决几乎完全销声匿迹。当然，对于这种概括性的结论需要做一些限定。首先，这些变化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也不是某一种发展进程的结果。也有滞延现象。奇怪的是，英国是公开处决消失得最迟缓的国家之一。其原因也许是，陪审团制度、公开审讯制度和对人身保护法的尊重使其刑法具有一种楷模形象。毫无疑问，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在1780年一1820年的大骚乱时期不愿削弱其刑法的严峻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罗米利（Romily）、麦金托什（Mackintosh）和巴克斯顿（Fowel！Buxton）都曾试图减轻美国法律所规定的繁杂而严厉的刑罚，但未成功。罗西（ROSSi）把英国法律描绘成“狰狞的屠宰”。（实际上，陪审团也往往认为规定的刑罚太苛酷，因此在量刑时尽量从宽。）而刑罚的严厉程度还在不断地增强。1760年，布莱克斯通普列举出英国法律所规定的160种死罪。到1819年，死罪增加到223种。其次，我们还应考虑1760年一1840年；旬的各种反复。在奥地利、俄国、美国以及立宪会议时期的法国都曾进行急剧的改革，然后在欧洲反革命时期以及1820年一1848年的社会大恐慌时期则出现倒退；紧急状态时期的法庭和法律也造成暂时的变化；在法律和法庭的实践之间也有差距（法庭的实践绝不会如实地反映立法状况）。所有这些因素都使19世纪初的转变显得参差不齐。

应当补充说明的是，虽然到1840年多数变革已经实现，惩罚机制也相应地采用了新的运作方式，但是这一过程远未完成。减少酷刑的潮流是以1760年一1840年的大转变为背景的，但并未在这一时期终结。可以说，公开处决的习俗长期以来纠缠着我们的刑罚体系，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在法国，断头机这种迅速完成死刑的机器体现了一种关于合法死刑的新伦理。但是，大革命随即赋予它一种大型戏剧仪式。在许多年里，它提供了一种景观。因此，不得不将它移到圣雅克要塞；用封闭的马车取代敞开的囚车，把犯人从车厢直接推上断头台；在人们没有料到的时间里迅速完成处决。最后（在1939年处决魏德曼之后），为了防止公众接近，断头机不得不设在监狱里，并且封锁通往监狱的街道，秘密执行死刑（如1972年在桑戴处决布菲和邦当）。描述现场情况的目击者甚至会被追究，以此来保证处决不再成为一种景观，而只是法律与其制裁对象之间的一种奇怪的秘密。我们必须指出，那么多的防范措施表明，时至今日死刑依然是一种景观，因而必须切实地禁止围观。

同样，在19世纪中期，对肉体的摆布也尚未完全消失。无疑，惩罚的重心不再是作为制造痛苦的技术的酷刑，其主要目标是剥夺财富或权利。但是，诸如强制劳动、甚至监禁——单纯剥夺自由——这类惩罚从来都有某种涉及肉体的附加惩罚因素：限量供食，性生活被剥夺，体罚，单人囚禁。这些难道不正是监禁的客观必然结果吗？事实上，即便是最单纯的监禁也总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肉体痛苦。一种针对19世纪初教养制度的批评认为，监禁作为惩罚是不够的，因为囚犯与许多穷人甚至工人相比，既不那么挨饿受冻，而且被剥夺的更少。这种批评提出了一种从未遭到否定的要求：犯人应该比其他人受更多的肉体痛苦。把惩罚与附加的肉体痛苦分开是难以做到的。怎么可能有一种非肉体的惩罚呢？

因此，在现代刑司法体系中存留着“酷刑”的痕迹。这种痕迹从未完全抹掉，而是逐渐被非肉体刑罚体系包裹起来。

在过去两百年间，刑罚的严峻性不断减弱，这是法律史学家所谙熟的现象。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笼统地视之为一种数量现象：更少的残忍，更少的痛苦，更多的仁爱，更多的尊重，更多的“人道”。实际上，与这些变化伴随的是惩罚运作对象的紧换。那么，惩罚强度是否减轻了呢？结果或许如此。但是，可以肯定地说，惩罚对象发生了变化。

如果说最严厉的刑罚不再施加于肉体，那么它施加到什么上了呢？理论家们在1760年前后开创了一个迄今尚未结束的时代。他们的回答简单明了。答案似乎就包含在问题之中：既然对象不再是肉体，那就必然是灵魂。曾经降临在肉体的死亡应该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马布利“明确彻底地总结了这个原则：“如果由我来施加惩罚的话，惩罚应该打击灵魂而非肉体”。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惩罚景观的旧伙伴——肉体和鲜血——隐退了。一个新角色戴着面具登上舞台。一种悲剧结束了，一种喜剧开演了。这是一种影子表演，只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