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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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正式离婚之外，还可以照卡里巴诺夫、帕斯库丁和那位好人德拉姆那样做——就是和妻子分居，”他镇静下来时继续想。但是这个办法也和离婚的办法一样会损害名誉，而尤其要紧的是，分居也恰如正式离婚一样，会使他的妻子投到弗龙斯基的怀抱中去。“不，这是不成的，不成的！”他大声说，又把绒毯拉了一拉。“我不应当不幸，但是她和他却不应当是幸福的。”
在真相不明期间曾苦恼过他的那种嫉妒心情，一到那病牙被他妻子的话猛力拔去的时候就消失了。但是那种心情却被另一种心情，一种愿望所代替：那就是，不单希望她不能称心如意，而且唯愿她为她犯的罪而受到应有的惩罚。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种感情，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他却渴望她因为破坏了他的内心平静和名誉而受苦。又细想了一遍决斗、离婚、分居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又一次抛弃了这些念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确信只有一个解决的途径了：就是继续和她在一起，把发生的事隐瞒住世人，用一切手段去断绝他们的私情，而更重要的，——虽然他自己没有承认这点——去惩罚她。“我得把我的决定告诉她，就是说，仔细考虑了她使一家人所陷入的那种痛苦处境之后，我认为一切别的解决办法对于双方都比表面上的维持现状更坏！在她遵守我的意愿，即是断绝和她情人的一切关系的严格的条件之下，我答应维持现状。”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终于采取了这个决定的时候，在他的脑海里就浮上了另一个重要理由来支持他的这个决定，“只有这么办，我才是依照宗教行事，”他对自己说。“这么办，我就没有抛弃我的犯罪的妻子，却给予她悔悟的机会；而且，纵然这使我很难受，我还是要为使她悔悟和拯救她而尽我的一份力量。”虽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明白他对他的妻子决不会有什么道德感化力，而使她悔悟的企图除了虚伪以外也不会有别的结果，虽然在度过这些痛苦时刻的时候，他一次也没有想到过寻求宗教的指引，但是现在当他的决定在他看来正和宗教的要求相吻合的时候，宗教认可他的决定使得他完全心满意足，并且多少恢复了内心的平静。他一想到在他一生中这样的紧急关头，谁也不能够说他没有依照宗教教义行事——他总是在普遍的冷淡和漠不关心之中高举起宗教的旗帜的——他就觉得非常高兴。当他进一步考虑到今后的问题时，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和他妻子的关系不能仍旧像以前一样。不消说，他再也不能够恢复对她的尊敬了，但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理由，为了她是一个堕落的、不贞的妻子而扰乱他的生活，使他苦恼。“是的，时间会过去的；时间，它会把一切都弄停当的，旧的关系又会恢复，”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对自己说。“那就是说，恢复到这种地步，我不会感到我的生活中有裂痕了。她应该不幸，但是过错不在我，所以我不应当不幸。”
十四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快到彼得堡的时候，他不但完全坚持着他的决定，甚至已经打好写给他妻子的书信的腹稿。走进门房，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一眼部里送来的公文信件，吩咐把它们拿到书房里去。
“把马卸下来，我什么人都不见，”他回答门房的问话，带着一种表示他心情愉快的相当得意的声调，特别加重地说了“什么人都不见”这句话。
在书房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来回踱了两次，就在一张大书桌旁站定，仆人点了六支蜡烛放在桌上。他把指关节扳得哔剥作响，坐下来，理出了文具。两肘搁在桌上，他把头歪在一边，想了一会，就动笔写起来，一刻都不停。他没有对她用什么称呼，而是用法语写的，使用了代词“您”，这个字眼并不含着像在俄语中那样冷淡的意味。
在我们最后一次谈话中，我曾向您表示，关于我们所谈的问题，我要把我的决定告知您。把一切事情仔细考虑一番之后，我现在就是抱着实践那个诺言的目的来写信给您。我的决定是这样的：不管您的行为如何，我总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割断由神力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那纽带。家庭不能被反复无常、任性妄为，甚至夫妇一方的罪恶所破坏，我们的生活应该照过去一样继续下去。这对于我，对于您，以及对于我们的儿子都是必要的。我深信您对于引起现在这封信的那件事，已经而且正在悔悟，而且我深信您会同我和衷共济地来根除我们不和的原因，而忘却过去的事。倘若不然，您可以推测到您和您儿子的前途将会如何。这一切我希望见面时再详谈。鉴于避暑季节即将终了，我请求您尽速回到彼得堡来，至迟不要超过礼拜二。我为您归来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我请您注意，我特别重视我的这个请求。
阿*卡列宁
附上您可能需要的钱——又及。
他把信读了一遍，觉得很满意，尤其满意的是他没有忘记在信里附钱；信里没有一句苛酷的话，没有谴责，也没有过分的宽容。最重要的，这是为她的归来而架起的一座黄金的桥梁。折好了信，用沉重的象牙小刀按平了，就把它和钱一道放进信封里，他带着每当他使用他那精致的文具时感到的满足，按了按铃。
“把信交给信差，叫他明天送到别墅交给安娜*阿尔卡季耶夫娜，”他说，立起身来。
“好的，大人！茶要送到书房里来吗？”
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吩咐把茶送到书房里来，于是，他一面玩弄着沉重的裁纸刀，一面向圈手椅走去，在椅子近旁给他预备好了一盏灯和一本他已开始阅读的论埃及象形文字的法文书。在圈手椅上方悬挂着嵌在金框里面的、椭圆形的、由一位有名的画家美妙地描绘出来的安娜的画像。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瞥了它一眼。深不可测的双眸正像他们最后一次谈话的那个晚上一样嘲弄而又傲慢地凝视着他。被画家绝妙地描摹出来的头上的黑色饰带，乌黑的头发和无名指上戴满戒指的纤美白皙的手，这一切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眼中看来似乎都暗示出一副令人难堪的傲慢和挑衅神气。对那画像望了一会之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战栗起来，嘴唇发抖，发出“布布”的响声，他扭过脸去。他连忙在圈手椅上坐下，打开那本书。他试着去读，但是他不能够唤回他以前对埃及象形文字所感到的强烈兴味了。他眼睛望着书，心里却想着别的事。他不是在想他的妻子，而是想着最近在他的官场生活中所发生的、现在成了他的公务上主要兴味的一场纠纷。他感觉到他现在比以前更透彻地了解了这场纠纷，而且感觉到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他可以毫不自夸地这样说——可以弄清楚全部的事件，提高他在官场中的地位，打败他的对手，因而对国家作出莫大的贡献。仆人刚摆上茶，走出房间，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就站起身来，向写字台走去。他把公文夹移到中央，带着一丝几乎察觉不出的自满的微笑，从笔架上取下一支铅笔，专门阅读关于当前纠纷的复杂的报告。那纠纷是这样一回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作为政客的特色，那是每个步步高升的官吏所特有的那是和他热衷功名、克己、正直和自信一道造成了他的地位的，就在于他蔑视官样文章，减少公文往返，尽量接触活生生的事实，以及力图节约。恰巧六月二日有名的委员会提出调查扎莱斯克省农田的灌溉问题，那事务是属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部里管辖的，成了铺张浪费和文牍主义的显著实例。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知道这是实情。扎莱斯克省农田灌溉事务是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前任的前任所创办的。这个事务确已花费而且还在花费大量的金钱，而毫无收益，全部事务显然不会有什么结果。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接任立刻就觉察出这个，原来就想调查这个事务的。但是当初他感觉得他的地位还不够巩固，他知道这样做会触犯太多人的利益，这会是不明智的办法。
后来，他就着手于别的事情去了，简直忘了这件事情。这个事务像其他一切事务一样，完全借着惯性自动进行。（许多人靠着灌溉事务为生，特别是一家非常正直的爱好音乐的人家：这一家所有的女儿都会弹奏弦乐器。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和那家人家相识，做过他们的大女儿的男主婚人。）这个问题由敌对的部提出，照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的意见看来，是不正当的，因为每个部都有与此类似的或比这更坏的事情，却都因为众所周知的官场礼节的缘故，而没有人来揭发。但是，现在既已向他挑战，他就只好勇敢地应战，要求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审查扎莱斯克省的农田灌溉事务委员会的工作；但是反过来他也没有向对手示弱。他要求另外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调查安置该省少数民族的状况。这个案子是在六月二日的委员会上偶然被人提出，由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予以积极支持的，他认为这个提案，从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看来，是刻不容缓的。在委员会上这个问题引起了好几个部之间的互相争论。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敌对的一个部证明了少数民族的状况极为兴旺，而提出的改革适足以破坏他们的繁荣，并且证明如果有什么不好的地方，那也不外是起因于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那方面没有能够实行法律所规定的措施。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打算要求：第一，组织一个新的委员会，赋予现场调查少数民族状况的权力；第二，假如少数民族的状况果真像委员会手里的公文所记载的那样，那么就另外任命一个新的研究委员会，从（一）政治、（二）行政、（三）经济、（四）人种学、（五）物质、（六）宗教各方面来研究少数民族的悲惨状态；第三，要求敌对的部报告十年来该部为防止少数民族现在所处的这种不幸状态所曾采取的措施；第四也是最后，要求该部说明为什么它的行动，照在委员会提出的一八六三年十一月五日和一八六四年六月七日的一七○一五号和一八三○八号的报告看来，好像和T……法第十八条及第三十六条附记的根本精神正相抵触。当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迅速地把这些思想的大意写下来时，他的面孔泛溢着兴奋的红晕。他写满了一张纸，然后站起身来，按了铃，写了个字条给他部里的秘书长，要他替他去搜集一些必要的参考材料。他站起来，在房里来回踱着，他又瞥了那画像一眼，皱着眉头轻蔑地微微一笑。又翻阅了一下那本论埃及象形文字的书，他对那书的兴趣恢复了，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到十一点钟才上床，而当他躺在床上想起他妻子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现在已不再用那样忧郁的眼光去看这事情了。
第八节 我一定要冲破
十五
虽然安娜在弗龙斯基对她说她的处境无法忍受的时候，顽强地、激怒地反驳了他，但是在她的心底，她也觉得自己的处境是虚伪而可耻的，她从心底渴望有所改变。在从赛马场回家的路上，她在激动中把全部真相告诉了她丈夫，不管她这样做有多么痛苦，她仍然觉得很高兴。她丈夫离开了她之后，她对自己说她很高兴，现在一切都弄清楚了，至少不会再撒谎欺骗了。在她看来，好像毫无疑问，现在她的处境永远明确了。这新的处境也许很坏，但却是非常明确的，不会有暧昧或虚伪的地方。她想，她说出那句话来以后使她自己和她丈夫遭受的苦痛，现在也将因为一切都明确了而得到补偿。那晚，她看见了弗龙斯基，但是她却没有把她和她丈夫之间所发生的事告诉他，虽然为了要把她的处境确定下来，她必须告诉他。
第二天早晨她醒来的时候，她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对她丈夫所说的话，那些话在她看来是这样可怕，她现在简直不能设想她怎么会说出那种荒唐粗俗的话来，简直不能想像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话已经说出口了，而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一句话也没有讲就走了。“我见了弗龙斯基，却没有告诉他。他临走的时候我本来想叫回他来，告诉他的，但是我改变了主意，因为我一开头没有告诉他，显得有点奇怪。我为什么想对他说而终于没有对他说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是她羞得满面通红。她明白是什么制止她说出口，她明白她是感到羞耻。她的处境，昨天晚上看来是明朗化了的，现在她忽然觉得不但不明朗，而且毫无希望了。她对于以前所从未加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