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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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是个滚圆的矮胖子，活像一只大酒桶，一脸棕黄色的络腮胡子，又短又硬。他拐着一条木腿，点头哈腰地迎接进来的人，用嘶哑低沉的喉音问：“怎么回事啊，同志们？这么晚来，有什么事吗？”
佐恩的背后站着他的几个女儿。她们披着睡衣，给季莫申科的手电筒照得眯缝着眼睛。隔壁房间里，那个又高又胖的老板娘一边穿衣服，一边唉声叹气。
季莫申科只简单地说：“搜查。”
每一块地板都查过了。堆满木柴的大板棚、所有的储藏室、几间厨房、一个很大的地窖都仔细搜遍了。但是连暗窖的痕迹也没有发现。
靠近厨房的一个小房间里，正睡着饭馆老板的女佣人。她睡得正浓，连有人进屋都不知道。谢廖沙小心地把她叫醒。
“你是什么人？是这儿的佣人吗？”他向这个还没有睡醒的姑娘问道。
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边拉起被头盖住肩膀，一边用手遮住电筒的光亮，惊疑地回答：“是这儿的佣人。你们是干什么的呀？”
谢廖沙向她说明了来意，叫她穿好衣服，就走了。
这时候季莫申科正在宽敞的饭厅里盘问老板。老板喘着粗气，喷着唾沫，非常激动地说：“你们要找什么？我再没有别的地窖了。你们再搜查也是白费时间。不错，我先前是开过饭馆，但是，现在我也是个穷光蛋了。佩特留拉的大兵把我家抢得精光，差一点没把我打死。我非常喜欢苏维埃政权，我就有这么点东西，你们都看见了。”说话的时候，他老是摊开两只又短又肥的胳臂。布满血丝的眼睛一会儿从肃反委员会主席的脸上溜到谢廖沙身上，一会儿又从谢廖沙身上溜到墙角或者天花板上。
季莫申科急得直咬嘴唇。
“这么说，你是想瞒着不讲啦？我最后一次劝告你，赶紧把地窖交代出来。”
“哎哟，你怎么啦，军官同志，”老板娘插嘴了，“我们自己都饿着肚子呢！我们家的东西全给抢光了。”她很想放声哭一场，但是却挤不出一滴眼泪来。
“饿肚子，还能雇佣人？”谢廖沙插了一句。
“哎哟，她哪儿算得上佣人哪！她是穷人家的孩子，没地方投靠，我们才把她收留下来的。不信，您让赫里斯季娜自己说吧。”
“算了，”季莫申科不耐烦地喊了一声。“再搜！”
天已经大亮了，搜查还在饭馆老板的家里顽强地进行着。
十三个小时过去了，还是什么也没有查出来，季莫申科十分恼火。他都打算下令停止搜查了。谢廖沙正打算走，忽然听到女仆在她的小房间里悄悄地说：“一定在厨房的炉子里。”
十分钟以后，厨房里那个俄国式大火炉被拆开了，露出了地窖的铁门。过了一小时，一辆载重两吨的卡车满载着木桶和口袋，穿过看热闹的人群，从老板家开走了。
一个炎热的白天，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挎着小包袱，从车站回到家里。阿尔焦姆把保尔的事跟她讲了一遍，她一边听，一边伤心地哭着。她的日子过得更加艰辛了。她一点收入也没有，只好给红军洗衣服；战士们设法给她弄到了一份口粮。
有一天，临近黄昏的时候，阿尔焦姆迈着比平常更大的步子从窗前走过，没等推门进屋，就喊了起来：“保尔来信了！”
他的信上写着：
阿尔焦姆，亲爱的哥哥：
告诉你，亲爱的哥哥，我还活着，虽然并不十分健康。我大腿上挨了一枪，不过快治好了。医生说，没有伤着骨头。不要为我担心，很快就会完全治好的。出院以后，也许会给我假，到时候我一定回家看看。妈那里我没有去成，结果却当上了红军。现在我是科托夫斯基骑兵旅的一名战士。我们旅长科托夫斯基的英雄事迹你们一定听到过。像他那样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我对他是十分敬佩的。妈回来没有？要是她在家，就说她的小儿子向她老人家问好。请原谅我让你们操心了。
你的弟弟
再者，阿尔焦姆，请你到林务官家去一趟，把这封信的意思说一说。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又流了许多眼泪。这个儿子真荒唐，竟连医院的地址都没有写。
谢廖沙经常到停在车站上的那节绿色客车车厢去。车厢上挂着“师政治部宣传鼓动科”的牌子，丽达和梅德韦杰娃就在车上的一个包厢里办公。梅德韦杰娃总是叼着一支香烟，嘴角上不时露出调皮的微笑。
这位共青团区委书记不知不觉地同丽达亲近起来。每次离开车站，除了一捆捆宣传品和报纸之外，他都带回一种由于短促的会面而产生的朦胧的欢乐感。
师政治部露天剧场天天都挤满了工人和红军战士。铁道上停着第十二集团军的宣传列车，车身上贴满了色彩鲜艳的宣传画。宣传车上热火朝天，人们昼夜不停地工作着。车上有个印刷室，一张张报纸、传单、布告就从这里印制出来。有一天晚上，谢廖沙偶然来到剧场，他在红军战士中间看见了丽达。
夜已经深了。谢廖沙送她回车站上的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宿舍去。他连自己也莫名其妙地突然说：“丽达同志，我怎么总想看到你呢？”紧接着又说，“跟你在一起真高兴！每次跟你见面之后，都觉得精神振奋，有使不完的劲，想不停地工作下去。”
丽达站住了。
“你听我说，勃鲁扎克同志，咱们一言为定，往后你就别再做这类抒情诗了。我不喜欢这样。”
谢廖沙满脸通红，像一个受到斥责的小学生一样。他回答说：“我是把你当作知心朋友，才这样跟你说的，可是你却把我……难道我说的是反革命的话吗？丽达同志，往后我肯定不会再说了！”
他匆匆地握了一下她的手，拔腿就朝城里跑去。
此后一连几天，谢廖沙都没有在火车站上露面。伊格纳季耶娃每次叫他去，他都说工作忙，推托不去。事实上，他确实也很忙。
一天夜里，革委会委员舒季克回家，路过糖厂波兰高级职员聚居的街道，有人向他打黑枪。于是在那一带进行了搜查。结果查到了毕苏斯基［毕苏斯基（１８６７—１９３５），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当时波兰的国家元首。——译者］分子的组织“狙击手”的武器和文件。
丽达到革委会来参加会议。她把谢廖沙拉到一边，心平气和地问：“你怎么啦？是小市民的自尊心发作了吧？私人的事怎么能影响工作呢？同志，这可绝对不行！”
在这之后，谢廖沙只要有机会，就又往绿色车厢跑了。
接着，谢廖沙参加了县代表大会，会上进行了两天热烈的争论。第三天，谢廖沙同参加会议的全体代表一起，带着武器，到河对岸的森林里去追剿漏网的佩特留拉军官扎鲁德内率领的匪帮，追了整整一天一夜。回来之后，谢廖沙在伊格纳季耶娃那里碰见了丽达。他送她回车站去。临别的时候，他紧紧地握着她的手。
丽达生气地把手抽了回去。谢廖沙又有很长时间不到宣传鼓动科的车厢上去。他故意避开丽达，甚至在需要面谈的时候，也有意不同她见面。后来丽达非要他解释回避她的原因，他气愤地说：“我跟你有什么好说的？你又该给我扣帽子了：什么小市民习气呀，什么背叛工人阶级呀。”
车站上开来几列高加索红旗师的军车。三个肤色黝黑的指挥员走进了革委会办公室。其中有个扎武装带的瘦高个子，进门就冲着多林尼克喊：“废话少说。拿一百车草料来。马都快饿死了。还怎么跟白匪打仗？要是不给，我把你们全砍了。”
多林尼克气呼呼地摊开双手，说：“同志，半天时间，我上哪儿给你弄一百车干草去？干草要到屯子里去拉，两天也拉不回来。”
瘦高个子目露凶光，吼道：“你给我听着。晚上不见干草，统统砍脑袋。你这是反革命。”他啪的一声，一拳头捶在桌子上。
多林尼克也光火了：“你吓唬谁？马刀我也会使。明天以前不会有干草，懂吗？”
“晚上一定得备好。”高加索人扔下一句话，走了。
谢廖沙和两名红军战士被派去征集干草。不料，在村子里碰上了一伙富农匪帮。红军战士被解除了武装，给打得半死。谢廖沙挨的打少一些。看他年轻，留了点情。贫农委员会的人把他们送回了城里。
当天晚上，来了一队高加索士兵，因为没有领到干草，便包围了革命委员会，逮捕了所有的人，包括一名清扫女工和一名饲养员。他们把被捕的人带到波多尔斯克车站，一路上还偶尔赏他们几马鞭，然后关进了一节货车车厢。革委会的院子里也驻进了一支高加索巡逻队。要不是师政委、拉脱维亚人克罗赫马利积极出面干预，革委会那些人员的处境可就不妙。克罗赫马利下了死命令，他们才获得释放。
又有一队战士被派到村子里去。第二天干草总算征集上来了。
谢廖沙不愿意惊动家里的人，就在伊格纳季耶娃房间里养伤。当天晚上，丽达跑来看望他。她握住谢廖沙的手。谢廖沙第一次感到她握得那样亲切，那样紧。他可是怎么也不敢这样握的。
一个炎热的中午，谢廖沙跑进车厢里找到丽达，把保尔的信念给她听，又向她讲了自己这位好朋友的事。临走的时候，他随便说了一句：“我要到林子里去，在湖里洗个澡。”
丽达放下手里的工作，叫住他说：“你等等，咱们一起去。”
他们两人走到水平如镜的湖边，停住了脚步。温暖而透明的湖水清爽宜人。
“你上大路口去等一会儿。我到湖里洗个澡。”丽达用命令的口气说。
谢廖沙在小桥旁边的一块石头上坐了下来，脸朝着太阳。
他背后响起了溅水声。
透过树丛，他看见冬妮亚·图曼诺娃和宣传列车政委丘扎宁正顺着大路走来。丘扎宁长得很漂亮，穿着十分考究的弗连奇军装，系着军官武装带，脚上是吱吱响的软皮靴子。他挽着冬妮亚的胳膊，一边走，一边跟她谈着什么。
谢廖沙认出了冬妮亚。就是她有一回给他送过保尔写的条子。冬妮亚也目不转睛地看着谢廖沙，显然，她也认出他来了。当冬妮亚和丘扎宁走到他身边的时候，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叫住冬妮亚说：“同志，您等一等，我这儿有一封信，跟您也有点关系。”
他把一张写得满满的信纸递给了她。冬妮亚抽出手，读起信来。信纸在她手中微微颤动着。她把信还给谢廖沙的时候，问：“他的情况，你就知道这些吗？”
“是的。”谢廖沙回答。
丽达从后面走来，碎石在她脚下响了一下。丘扎宁看见她在这里，立即小声对冬妮亚说：“咱们走吧。”
但是丽达已经把他叫住了。她轻蔑地嘲讽他说：“丘扎宁同志！列车上成天都在找您呢！”
丘扎宁不满地斜了她一眼。
“没关系，没有我，他们照样能办事。”
丽达看着丘扎宁他们两人的背影，说：“这个骗子，什么时候才能把他撵走啊！”
树林在喧闹，柞树摇晃着强劲的脑袋。湖水清澈凉爽，令人神往。谢廖沙也情不自禁地想跳入水中，洗个痛快。
洗完之后，他在离林间小道不远的地方找到了丽达，她正坐在一棵伐倒的柞树上。
两个人一边谈话，一边向树林深处走去。他们走到一小块青草茂盛的林间空地上，决定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树林里静悄悄的。只有柞树在窃窃私语。丽达在柔软的草地上躺了下来，弯过一只胳膊枕在头下。她那两条健美的腿和一双补了又补的皮鞋，没在又高又密的青草里。谢廖沙的目光无意中落到她的脚上，看到她的皮鞋上打着整整齐齐的补丁，再看看自己的靴子，上面有一个大窟窿，已经露出了脚趾。他不禁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
谢廖沙伸出一只靴子，说：“咱们穿着这样的靴子，怎么打仗啊？”
丽达没有回答。她轻轻咬着草茎，心里正在想着别的事。
“丘扎宁是个坏党员，”她终于开口说。“我们所有的政工人员都穿得又旧又破，可他却只关心自己。他是到咱们党里来混混的……现在，前线情况确实严重，咱们国家得经受激烈战斗的长期考验。”她沉默了片刻，又接着说：“谢廖沙，咱们不单要用嘴和笔战斗，也要拿起枪来。中央已经决定，动员四分之一的共青团员上前线，你知道吗？谢廖沙，我估计，咱们在这儿不会待很久了。”
谢廖沙听她说着，从她的话里听出一种不寻常的音调来。
他感到很惊奇。她那双水汪汪的又黑又亮的眼睛一直盯着他。
他几乎要忘情了，想对她说，她的眼睛像一面镜子，从里面能看见一切，但是他及时控制住了自己。
丽达用胳膊肘支着，欠起身来。
“你的手枪呢？”
谢廖沙摸了一下皮带，难过地说：“上回在村子里，叫那帮富农给抢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