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回归线-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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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乐不可支地咧嘴笑着把马洛扶起来，把他拽到卡尔的房间里。一开灯，我们便看到床上有女人在等卡尔，“我把她全忘了。”卡尔说。我们把那女人打发走，把马洛扔到床上。过了约摸才一分钟便有人敲门，是范诺登，他惊慌不安。他的那副假牙丢了——他认为是在黑人舞厅丢的。我们四个凑合着上床睡了。马洛身上散发出一股熏鱼似的气味。
早上马洛和范诺登出去寻找那副假牙。马洛又哭又闹，他还以为那是他的假牙呢。
第05节
这是我在那个戏剧家那儿吃的最后一顿饭，他们刚刚租了架新钢琴，一架卧式钢琴。我遇到西尔维斯特，他刚从花店里出来，抱着一株橡皮树。他问我肯不肯替他抱着，因为他还要去买雪茄。我早已一家家吃遍了“蹭饭”，都是事先精心筹划好的。那些丈夫和妻子们一个个都对我反感起来。抱着橡皮树走着，我想起几个月前的那个晚上，当时我头一回想到了这个主意。我坐在法兰西学院附近的一把长椅上，玩弄我的结婚戒指。
这只戒指我一度想要当给多姆饭店的一个伙计。他只出六个法郎，对此我很恼火，可还是顾肚子要紧。同莫娜分别以后戒指一直戴在我的小指上，它已完全成为我身体的一部分，我从未想过要把它卖掉。这是一只镶桔花的白金戒指，以前值一个半美元，或许更多。我们一起生活了三年都没有买结婚戒指，后来有一天我去码头上接莫娜，凑巧路过少女巷的一个珠宝店，橱窗里摆满了结婚戒指。我赶到码头上却不见莫娜，等到最后一名乘客从跳板上下来仍没有莫娜。最后我要求看旅客名单，上面没有她的名字。于是我把戒指戴在自己的小指上，一直戴到现在。有一回我把它忘在一家公共浴室里，不过还是找回来了，只是掉了一个桔花瓣。话说回来，我低头坐在长椅上正玩弄戒指，突然有人拍了拍我的背。结果，长话短说，我弄到了一顿饭吃，还有几法郎。这时我心里才豁然一亮——只要一个人有勇气去要，谁也不会拒绝请他吃一顿饭。于是我马上来到一家咖啡馆写了十来封信，“您能否允许我每周陪您共进一次晚餐？
请您顺告星期几最合适。”这个办法灵极了，他们不仅给我吃饱，而且吃的是宴席，我每夜都喝得醉醺醺地回去。这些一周款待我一回的好心肠的人们对我简直是关怀备至，而我怎么打发两顿饭之间的日子他们并不关心。有时几个考虑周到的人也会给我几支香烟或一点零花钱。明白了一周只会见到我一次之后，他们显然都松了一口气，听到我说——“这也不再需要了”，他们简直如释重负了。他们从不问为什么我不去了，只是祝贺了我一番拉倒。通常的原因是我找到了一位更好客的主人，可以冒险辞去几个不好对付的主人的招待了，他们自己当然从未想到其中的奥妙。后来我便有一个稳定的、靠得住的日程安排，这是一个订死的日程。我预先便知道每逢星期二吃这样饭，每逢星期五吃那样饭，我知道克朗斯塔特会请我喝香摈、吃自家做的苹果馅饼，卡尔则会邀我出去吃，每一次换一家饭馆，叫名贵葡萄酒，吃完饭还请我去看戏或是去梅德尔多马戏团。我的主人们爱互相探听别人的消息，他们问我最喜欢哪个饭馆、哪个厨子做的菜好，等等。我觉得我最喜欢克朗斯塔恃的后腿肉，也许这是因为他每次都把饭菜涂到墙上的缘故。明白我欠他这么一大笔人情使我的良心不安，因为我并不打算报答他，他也并不指望我会报答他。不，使我大惑不解的是那些余数，他算帐一直要算清最后一个生叮若要把帐全部付清，我必须得找开一个苏才行。克朗斯塔特的老婆是个高明的厨子，根本不理会他加起来的尾数，她把它从复写的帐上替我抹去了。这是事实。可是如果我去时不带上新的复写纸，她便很沮丧。为此我第二天只得带着那个小姑娘上卢森堡，跟她一起玩上两三个小时。这是一项叫我发疯的任务，因为她只会讲匈牙利语和法语。
我的主人们总的来说都是一群怪人……
在塔尼亚家里，我从阳台上望着下面那桌酒席。莫尔多夫也在，坐在他的偶像身边。他把脚伸到炉边烤，水汪汪的眼睛里流露出一副古怪的感恩戴德表情。塔尼亚在放一支慢节奏的曲子，曲子说得很明白——别再提爱的话了！我又来到喷泉处，看乌龟们撒出绿色的奶状尿来。西尔维斯特刚从百老汇回来，心里充满了万般柔情。我整夜躺在林荫路边，与此同时整个地球被洒上热呼呼的乌龟尿，而性欲勃发、yīn茎竖起的公马蹄不沾地疯了似的狂奔。我整夜都嗅到那间小黑房子里的紫丁香味，她正在那儿取下插在头上的花儿，那还是她去迎接西尔维斯特时我给她买的。她说西尔维斯特回来时心里充满了柔情蜜意，这时丁香花还在她头上插着、在她嘴里插着、塞在她腋下。那问屋里充满了爱、乌龟尿、温暖的紫丁香和狂奔的马，到早上窗子上尽是脏牙痕和污垢，通向林荫路的小门也锁上了。人们去工作，百叶窗像盔甲一样格格响。在喷泉对面的书店里有乍得湖的故事和沉默而艳丽的绿黄色的蜥蜴。
我写给她的所有的信都是酒醉后写的，结尾十分突兀，都是用木炭涂的疯话。我在一条条长椅上一点点慢慢写就，周围到处是爆竹、小垫子、百果冰淇淋。他们现在准一起在看这些信呢，西尔维斯特某一天会恭维我几句。他会弹弹烟灰说，“老实讲，你写得很好。看来你是一位超现实主义者，对吗？”他的声音干巴巴的、尖而细，牙齿上沾满了头皮屑一样的东西。他把“solarplexus”读成“Solo”、把“gaga”读作“g”我站在阳台上，身边摆着橡皮树，楼上回荡着那支慢板。琴键是黑的、白的，然后又一个黑的、又一个白的，然后又是一个白的、一个黑的。你想知道能否为我弹一曲什么。好的，就用你粗大的拇指弹点儿什么。就弹那首慢板吧，那是你唯一会弹的鬼曲子。弹吧，弹完就剁掉你的粗拇指好了。
慢板！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弹它，她觉得原先的钢琴还不够好，于是又租了一架卧式钢琴，却只是为了弹慢板！看着她粗笨的手指按在琴键上和身边那株傻里傻气的橡皮树，我觉得自己变成了北欧神话中的狂人，他曾脱下衣服赤身坐在冬天的树权上，往冰冷的海水里掷核桃。这个乐章中有一种叫人恼怒的东西，一种莫名的悲哀，仿佛它已被书写于熔岩中，仿佛它呈铅和牛奶的混合色。西尔维斯特的脑袋偏向一侧，像个拍卖商。他说，“弹弹另一个乐章，那段你今天练习过的。”
有一件抽烟服、一很好雪前和一个会弹钢琴的老婆真是太好了，使人那么轻松，那么自在。你在两个节目之间出去抽支烟，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是的，她的手指非常柔软，不是一般的柔软。
她也做蜡染活儿。想吸一根保加利亚香烟试试吗？喂，鸡胸，我喜欢的另一乐章叫什么？叫谐谑曲！太棒了，谐虐谑！这是沃尔德马·冯·施温辛祖格伯爵在说话，他生着一双冷静的头皮屑色的眼睛，口臭，穿着俗气的袜子。请帮忙往豌豆汤里加点儿面包块。我们星期五晚上常喝豌豆汤。来点儿红酒好吗？红酒是吃肉时喝的。他的声音干巴巴的，倒也利索。来支雪茄？是的，我喜欢我的工作，不过不大重视它。我的下一个剧本将要探讨宇宙的多元观念，用旋转灯具和镁光。奥尼尔已经死了。
亲爱的，我看你应当更频繁地把脚从钢琴踏板上抬起来。对了，这一段很好听……非常好听。你说呢？是的，剧中人物把麦克风藏在裤子里来回走动。剧情发生在亚洲，因为这种气氛更有益。来一点安如葡萄酒怎么样？这是我们特意为你买的呢……吃饭过程中他一直这样蝶蝶不休地胡扯，他这番话使人切实感到他已掏出自己割过包皮的jī巴在朝我们身上撒尿。塔尼亚听得厌烦死了，自从满怀柔情蜜意回来后他一直不停地自言自语。塔尼亚告诉我，他边脱裤子边唠叨，一泡热呼呼的尿便源源不断地撒出来，像有人刺穿了他的膀胱。一想到塔尼亚同这个破了膀胱的家伙一起爬上床我就来气。想想看，一个又穷又憔悴的狗杂种，被子里塞着几部下作的百老汇剧本，居然朝我心爱的女人身上撒尿，居然叫红酒、要旋转灯具、要在豌豆汤里放油炸面包块。他脸皮真厚！再想想看，他居然躺在我替他弄好的炉火边，什么都不干，只是撒尿！老天，你这家伙，你该跪在地下好好谢我才是。难道你没有看见你屋里有了一个女人？难道你看不出她已厌烦了？你竟然还沙哑着嗓子告诉我——“好了，我告诉你……有两种方法看待……”去你妈的两种看待事物的方法！去你妈的多元世界和你的亚洲人的音响效果！别把你的红酒或安如葡萄酒递给我……把她让给我……她是属于我的。你去坐在喷泉边上好了，让我来嗅紫丁香！弄出你眼睛里的头皮屑……把那个见鬼的慢板裹在一条法兰绒裤子里！还有别的小乐章……你那衰弱的膀胱造出来的所有小乐章。你那么自信、那么有心计地朝我微笑。我把你奉承得忘乎所以了，知道吗？就在我听你说蠢话的问时她正在抚摸我——只是你没有看见罢了。你以为我乐意受磨难，你说那是我该扮演的角色。好吧。问问她，她会告诉你我是怎样受磨难的。“你是个癌病人、狂人。”那天她在电话上这么说。她现在得到这个癌病人和狂人了，不用多久你也会在身上找到疥癣的。她的血管快炸了，我告诉你，你的话一点意思也没有。无论你唠唠叨叨地说多少也堵不住漏洞。雷恩先生是怎么说的？“言语即意味着孤独。”昨晚我在桌布上给你留了几个字，可你却用胳膊盖住了。
他把她用栅栏围起来，好像她是一位圣人身上一块又脏又臭的骨头。若是他有胆量说一声“占有她”，也许会发生一个奇迹。只要说声“占有她”，我发誓一切都会圆满解决的，何况我或许不想要她呢。不知他曾想到这一层了没有？或许我会暂时占有她一会儿，过后再把她还给他，她会变得更好。可是把她用栅栏围起来总不是办法，你无法把一个人围住，没有人再这样干了……你这可怜的、干瘪的杂种，你以为我配不上她，以为我会玷污她、亵读她，可你不懂一个被人玷污过的女人是多么妙不可言，不懂接受别人的jīng液之后一个女人会更光彩照人！
你以为有一颗充满柔情蜜意的心就足够了。也许对某一个女人是这样的，可你连心都没有了……你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大空尿脖。你在磨利牙齿，扯着嗓门大叫大嚷，你像条看家狗一样跟在她屁股后面跑，到处撒尿，她不把你当作一条看家狗……却把你看成一位诗人。她说，你曾一度是位诗人。现在你又是什么？勇气，西尔维斯特，勇气！把那个麦克风从裤裆里拿出来，放下后腿，别再四处撒尿。我说，拿出勇气来，她已经从你身边逃开了。告诉你，她早已被砧污了，所以你还是把栅栏拆了为好。彬彬有礼地问我咖啡的味儿是否比石灰酸好点儿也没有用，我不会给吓跑的。把老鼠药放进咖啡里好了，再来点玻璃粉。尿一泡热气腾腾的尿，再扔几颗豆蔻进去……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过着一种群体生活，我不得不同其他人一道过日子，主要是几个疯疯癫癫的俄国人、一个醉醺醺的荷兰人和一个叫奥尔加的大块头保加利亚女人。俄国人则主要是指尤金和阿纳托里。
奥尔加几天前才刚刚出院，她在医院里割掉了身上的几根管子，掉了一点儿赘肉，不过看上去并不像是受了多大的罪，体重仍同一部有驼峰似曲线的火车头差不多。她大汗淋漓，口中奇臭，仍旧戴着刨花状的切尔克斯假发。她的下巴上生着两个大疣子，疣子上长出一撮毛来，于是她便干脆留起了小胡子。
奥尔加从医院回家后的第二天便又重操做鞋旧业，早晨六点便在长凳上干开了，每天做好两双鞋。尤金总抱怨说奥尔加是个负担，实际上却是奥尔加用她每天做的两双鞋养活尤金和他老婆，奥尔加若是不干活便没有吃的。于是人人都争先恐后及时把奥尔加拖上床，都争着给她足够的食物来维持下去……每顿饭都是以喝汤开始的，不论是葱头汤、西红柿汤、菜汤还是别的，这类汤都是一个味道。那味道总像是洗碟子的抹布扔在里面煮过一样——有点儿酸味、霉味，上面漂着渣子。每顿饭后我便看到尤金把它藏在柜子里，它就在那儿继续霉变下去，直到下顿饭再端出来。奶油也藏在柜子里，放了三天以后那味道就像一具尸首上的大脚趾。
煎放坏了的奶油时散发出的气味并不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