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科波菲尔-第1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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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米

星期五于坎特伯雷

又乃：我重新开封启告，我们共同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他还未离开我们，他一切都很好），已用特洛伍德小姐尊贵的名义偿还了债务和讼费；我自己和全家又处在红尘中幸福之巅了——

（）

第55章　飓风

现在，我写到我一生中一桩大事件了。这件事是这么令人难忘，又这么令人害怕，这么和本书的已往许多事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的联系；从一开始讲到它，越往下写，我觉得它变大，就像一座平原上的高塔那样，而且觉得连我早年的生活也被它预先就投上了阴影。

就在这事发生了的若干年后，我仍常常梦到它。我被它而激动得惊醒，我觉得我安静的卧室在那寂寞长夜里也飞腾着它的狂涛巨浪。直到现在，我还常梦见它，虽说其间隔时间变长了些而且也不那么有规律了。只有稍稍言及任何一场暴风，或一个海岸，我就马上痛切地联想到它。我要想当时目睹它那样把它生动明晰地写下来。我不是在回忆它，我是清清楚楚看着它，因为它又历历在目了。

移居它国旅人的船期很快就要到了，我那仁慈的老保姆来到了伦敦，我们刚见面时，她都为我几乎心碎。我常常和她、她的哥哥，还有米考伯一家（他们常在一起）在一块，可我从没见到过爱米丽。

在行期将近的一个晚上，只有我和皮果提以及她的哥哥在一起。我们的话题转到了汉姆。她详尽地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热情地和她告别，他怎样保持刚毅平静；她相信，他近来尤为痛苦。这话题永远不让那热心人生厌；只要是关于他的话，我们听的时候怀的兴趣就和她说的时候怀的一样。

我姨奶奶和我那时迁出了在海盖特的两幢小屋；我准备去外国，她准备回到她在多佛的小屋。我们在考文特花园找到一个临时住处。那天晚上谈话后，我往那寓所走时，一面回忆起我上次去雅茅斯时汉姆和我之间说过的话。原来我想，等和皮果提先生在船上告别时，我再留给爱米丽一封信；现在我有些动摇了，我觉得就现在写给她为好。我觉得，收到我的信后，她或许愿意由我转给她那不幸的爱人一句临别之言。我应该把这么一个机会留给她。

于是，在上床前，我坐在卧室里给她写信。我告诉她我已见过他了，他求我告诉她我在本书适当之处已写过的那番话。我忠实地复述，就算我有权利夸大，我也不需要夸大。那一番话那么真挚和善良，不需要我或任何人予以润色修饰。我把信放在外面，准备一早就送出；还附了一行给皮果提先生，请他把信转交给她；这以后我就去睡了，时值破晓。

可是我一直到太阳出来才睡着，所以一直很累很无力。第二天我一直躺到很迟，精神很差。我姨奶奶悄悄来到床前把我惊醒。我在睡着时也感觉到她在我身边，相信我们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

“特洛，我亲爱的，”我睁开眼时，她说道，“我正犹豫不决，是不是该把你叫醒。皮果提先生来了；要他上来吗？”

我答应说要，不一会儿他就上来了。

“卫少爷，”我们握过手后，他说道，“我把你的信交给了爱米丽，少爷，她就写了这个；并求我请你看看。如果你认为这中间没什么不妥的，就请你转交。”

“你看过了吗？”我说道。

他悲伤地点点头。我打开信，看到：

“我已得到你的口信。哦，我能怎么写才能感谢你对我的那仁慈而纯洁的善心呢？我把那些话牢记在心，至死不忘。那些话是些很锋利的刺，不过也是极度的安慰。

我为那些话祷告，哦，我祷告得很多。当我知道你是怎样，舅舅是怎样，我觉得上帝也是怎样的，我可以向他哭诉。永别了。现在，我亲爱的，我的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别了。在另一个世界上，如果我得到赦免，我可以成为一个小孩去你那里。无限感激。无限祝福。祝你永远平安。

这就是那封泪痕斑斑的信。

“我可以告诉她，说你认为没有不妥，答应替她转交吗，卫少爷？”我看完后，皮果提先生说道。

“没问题，”我说道，“不过，我想——”

“哦，卫少爷？”

“我想，”我说道，“我要再去雅茅斯。在你们船开以前，我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回一趟。我一直挂念着怀着孤独寂寞之心的他；这一次我把她亲笔写的信交到他手上，然后你可以在出发前告诉她，他已收到信了，这会对他们双方都是一桩善举。我郑重地接受了他的委托，亲爱的好人，我要做得越周到越好。这段路于我不算什么。我心里很躁郁，活动活动要好些。今天晚上我就动身。”

虽然他一个劲想劝阻我，但我明白他也同意我那么做，我也知道，就算我的想法本来不坚定，现在也坚定了。他在我请求下，去售票处为我在邮车上定了个坐位。那天晚上，我坐上车，走上我曾怀着无限沉浮之感来往于其间的那条大路。

“你不觉得，”在离开伦敦后的第一个站上，我问那个车夫道，“天色很特别吗？我不记得我见过这种天色呢。”

“我也不记得——没像这样的。”他回答道，“那是风呀，先生，我想，海上就要出事了。”

那疾驰的云一片暗黑色，像是染上了从湿柴上冒出的烟的那种杂乱颜色一样，它在空中起伏翻腾成令人心惊的一堆，高得叫人以为那云堆的高度比从天上穿到地下最深的洞底还要大；月亮像发了疯一样，什么也不顾地要从那云堆钻过去，仿佛受于自然规律可惊的变化也让她迷了路，迷了心智。风已经刮了整整一天；而那时风声仍很大，仍在刮。又过了2小时后，风更猛更厉，天色更阴暗了。

到了夜色更深时，云密密聚合在一起，把已经很暗的天空又严严实实地铺了个满；风越来越猛了，风势仍在增大，直到我们的马也几乎不能顶风而行了。在那一晚上最黑的时候（时已值9月底，夜已不短了），车前的引路马几次转过身来或僵立不动；我们常常担心马车会被吹翻，一阵阵雨急急地像刀一样落下，在这种时候，只要有墙或树可以躲躲，我们就马上停下，因为我们再也不能坚持了。

破晓时，风更刮得猛了。过去，我在雅茅斯时，听船上的人说过飓风如大炮，可我还从没见过这种风，或任何与此相近的风。我们来到伊普斯维奇时已很晚了。自离开伦敦10英里后，我们就只好一寸一寸往前挪。我们发现集市上有一群人，这些人因为害怕烟囱被吹掉，夜里就起床了。我们换马时，聚集在旅店前的一些人告诉我们说，在一个很高的教堂顶上的铁皮都被掀掉了而落在一条横街上，把那条街也阻断了。另一些人告诉我们，说有几个从附近村子里来的人，曾见到一些大树被从土里拔出来而横倒在地上，还见到整个整个吹到田间和路上落下的干草垛。那暴风雨未见变弱，还势头更猛了。

我们挣扎着向前时，越临近海边（大风从海里全力向岸上吹），风势越强烈得可怕。早在我们望见海之前。我们的嘴唇上就溅上了海里的飞沫，我们身上就喷着了咸咸的海水。海水流出来，把雅茅斯附近好几里的平原淹没；每一个小水洼，每一条水沟，都使劲拍打着围岸，鼓足它们那小小浪花的力量向我们勇猛进攻。我们看到海时，地平线上时时有浪头从翻滚的深渊腾起，就像是对岸出现了忽隐忽现的高塔和高建筑一样。我们终于来到镇上时，东倒西歪的人们来到车门口，风把他们的头发吹得高高飘起，他们对在那样的晚上邮车还能赶到表示惊诧。

我在那家老旅店订下床位后，便沿着沙草横飞，海沫四溅的街去看海，一路上我得小心提防着吹坠的石板和瓦片，拉住被风吹得天旋地转的街角处过路人的衣角，艰难地往前行走。我来到海边时，看到在建筑物后躲着的不仅仅是船夫，镇上一半的人都来了；一些人不时顶着风去看海，然后被吹得踉踉跄跄回来。

我站到这些人群中，发现妇人们在哭泣，因为她们的丈夫乘着捕鱼的或捕蚝的船儿出海，而这样的船在到达安全地点后沉没的可能性太大了。人群中还有头发已灰白的老水手，他们看着水面上的天，一边摇头，一边相互小声说着什么；还有焦急紧张的船主们，有挤在一起看着大人脸色的小孩，有激动而不安的健壮船夫，后者从掩护着他们的物体后用望远镜观察大海，好像观察一个敌人一样。

在一阵阵吹得人睁不开眼的狂风中，在飞舞旋转的沙石和可怕的喧闹声中终于得到一个暂时的间歇而足以看看海时，我被那海吓得不知所措了。高高的水墙一堵接一堵冲过来，达到最高峰后跌下时，似乎连它们中最小的一堵也能吞没这个市镇。退却的海涛轰隆一声往后撤去，似乎要在海边挖一个深深的坑，要把地面毁坏。浪头白花花的巨浪轰轰然扑向海岸，在到达陆地前就撞击得粉碎，每一片碎浪都饱含了一切的愤怒力量，急急忙忙又重新组合成另一个怪物。起伏的高山变成了深谷，起伏的深谷（不时从那中间飞过孤零零的海燕）又变成了高山。大量大量的海水发出震耳的轰鸣声震动着、摇撼着海岸；随着每声轰鸣而来的海潮聚成一种形象，然后马上变幻并离去，在这同时又把另一股奔腾的潮水击退、驱开；在地平线那头像彼岸的高塔和建筑的浪影时起时落；乌云急急地厚厚罩下；我似乎看到天崩地裂。

至今，人们仍记得这场风，认为那是在海岸上空前而又绝后的最大一场。但是在被那难忘的大风招来的人群中，我没找到汉姆，我便顶着狂风到他家去。他家门关着。由于没人开门，我便从小巷僻街去他做工的工场。在那里我听说他已到罗斯托夫特去了，去干一种需要他的技术的紧急修船工作，不过他次日早晨可以按时回来。

我回到旅店。我洗澡，换了衣，想睡却睡不着，这时是下午5时。我在咖啡室的火炉边坐了还不到5分钟，借故拨火来找人说话的茶房告诉我，说在几浬外有两条运煤船已连同所有船员被沉入海底了。还有一些船仍在抛锚处吃力地挣扎，想艰难地躲开海岸。如果再有像昨晚那样的一个晚上，他说，那就会要了他们的命，也会把所有水手的命都要掉！

我很烦闷发愁，也很寂寞苦恼；因为汉姆不在，我感到十分不安。近来的一系列变故给我的影响真说不出的严重，由于这么长时间的狂风吹打也使我头昏脑胀，我的思维和记忆纷乱到使我已无法清楚地识辨时间和空间了。所以，如果我那时到镇上去，碰见我明知这时肯定在伦敦的人我也不会惊诧，我相信。可以说，在这方面，我的头脑有种特别的麻木之感。可是它也忙于应付由这地方自然而然撩起的回忆，这些回忆格外清楚，格外生动。

怀着这种心情，一听到茶房讲有关船的那些悲惨消息，我不中分说，便很快联想到汉姆是极不安全的了。我相信，我怕他会经海路从罗斯托夫特回来而失事。这恐慌越来越甚，我决定在吃晚饭前再去船坞，问船匠们的看法，看他是否可能走海路回。如果船匠们说出哪怕一丁点那种理由，我也要去罗斯托夫特，把他一起带回，免得他走海路。

我急忙订下晚饭便走回到船坞。我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一个手拿灯笼的船匠正在锁工场门了。听我问他这问题后，他大笑了起来，并说不用害怕，不论是头脑清醒的人，还是不清醒的人，都不会在这种暴风雨中开船的，何况生来就航海的汉姆、皮果提呢。

事先我就料到，我这么做会招人笑，我仍无法不这么做。我走回了旅店。如果那样的风还能再加强，那我想它正在加强。那怒号和咆哮，门窗的叮当撞击，烟囱的摇晃，我寄身的那幢房子明显的摆动，海水的喧腾，比早晨时更可怕了。但这时又加上了一大片黑暗；黑暗给暴风增加了新的恐怖，是真的加上幻想的恐怖。

我无法饮食，坐卧不宁，定不下心做任何事。我心中有一件事稍稍和外界的暴风相呼应着，触动了我潜伏的记忆，在我记忆深处引起一阵激动。不过，在那与轰鸣的海水同样颠狂混乱的思想里，最重要的仍是暴风和我对汉姆的惦念担忧。

我的晚餐几乎是原样被撤走了。我想用一、两杯酒提提神，却毫无效果。我在火炉前昏昏睡去，但却并没失去意识，不但能感到屋外的喧闹，也知道我所在的地方。在一种新的无法形容的恐怖下，那两种意识都褪色了；我醒来时，或当我从那把我囚禁在椅子上的昏睡中挣脱出来时，我全身由于不可思议和不明原因的恐怖而发抖。

我踱来踱去，试着读一份旧报，听那可怕的喧声、看炉火中变出的各种面孔、景象和形体的幻象。只有墙上的时钟不受惊扰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