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选-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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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中一位忠于丈夫、忠于爱情的女性。
小姑娘的美色，并没有使我动情。然而，我一想到我这个14岁的少年也将受到她的敬佩，我就不免趾高气扬，热血沸腾。那天，我怀着极大的自豪感吃了许多芒果；怀着这种豪迈的心情，还留下了三个芒果。这种情况，以前可从没有过。为此，我还后悔了老半天哩！
当时，卡希绍丽并不知道，我和她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不过回到家里之后，她大概明白了底细。从此以后，我遇见她，她总是躲躲闪闪、匆忙走开。她一见到我，总是战战兢兢、很不自在。这使我感到很满意。这说明，我的出现，在世界某处地方，以某种方式产生了某种强烈的影响。这种有机化学似的事实，使我心醉神迷。要知道，有人看到我感到害怕或者害羞，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事啊！卡希绍丽见到我就想躲开，这使我感到，在这个世界上，她是单单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的！
我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少年，一下子突然变得有人这么尊重，——这使我好多天都觉得飘飘然、头昏脑涨。
母亲要是什么事情做得不好，或是饭菜做得不合口味，父亲总是训斥她。我暗中以父亲为榜样，处处效法他。要是做了什么使父亲不高兴的事，我母亲总是小心翼翼以各种方式赔不是，使事情不了了之。在我的想象中，卡希绍丽应步我母亲的后尘。有时候，我也悄悄慷慨地塞给她一把钞票，或者送给她一些宝石首饰。想象常常描绘出这样一幅可怜的图景：我们坐下来吃饭时，她却不过来，而是坐在客厅里面壁抽泣，衣角擦泪。对于这些，我说不准是什么心情，可能是非常同情的。
我父亲非常注意从小就培养孩子的自立能力。清扫房间，保管衣服，所有这些，从小都是我们自己动手。不过，在我的记忆里，还有一幅清晰可辨的日常图景。不用说，这并不是我独出新裁的想象。在我父亲已往的经历中，就可能出现过类似的画面。下面我来描写一下这幅图景：
一个星期天。午饭之后，我伸着脚靠在床铺枕头上，半躺半睡地看报纸，手里还拿着一杆烟袋。我打盹的时候，烟袋掉在地上。当时卡希绍丽坐在走廊里，正准备把要洗的衣服交给女仆。听我叫她，她马上赶了过来，拾起烟袋放在我的手里。
我对她说：
“听我讲，我书房里左边书架第三层上，有一本厚厚的蓝色封面精装英文书！你把它拿来吧！”
卡希拿着一本蓝色封面的精装英文书交给我。我说：
“嗨，不是这一本。那本书比这厚，它的封面上印着烫金字母。”
第二次，她却拿了一本绿色封皮的书。我接过书，气冲冲地“啪”的一声，把它扔到地上。卡希的脸马上变了样，眼泪簌簌地落了下来。我走到书房里一瞧，原来那本书并不在第三层，而是在第五层书架上。我拿了书，一声不吭地躺在床上，没有对卡希道歉。她低着头情绪沮丧，把衣服交给了女仆。她不能忘怀，由于自己稀里糊涂拿错了书，影响了丈夫的休息。
我父亲外出办一件盗窃案。我也就这样风平浪静地打发日子。不过，我的教师对我却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我讲话时，总是和颜悦色，使用尊称。
父亲的案子办完了，回到家里。母亲老早就为父亲准备了他特别爱吃的食品。对于要与父亲商量的事情，她作了充分的准备。父亲认为教师先生贪婪、吝啬，很不喜欢他。因此，母亲首先不得不轻描淡写地对教师先生指责一番，对他的妻子和女儿却赞不绝口。
然而，事情还是坏在教师先生手里了。由于他太高兴，得意忘形，把事情张扬了出去。他对谁都毫无保留地说，婚事已订，只待选择良辰吉日。他甚至在某些场合放出风来，说什么他女儿结婚的时候，还要借用局长先生的砖砌客厅用几天。大家也都准备好了，打算办喜事时，尽力而为地帮助他。父亲机关律师团的成员也都同意为婚事凑钱，送份厚礼。当地小学校长比列绍尔先生的第三个儿子——一个三年级生，还就这场将要举行的婚礼写了一首诗歌。诗中，他以比喻的手法，写了月亮与荷花。校长先生随身带着这首诗歌，不论是在街上还是在码头上，见到谁都一字一句地念给他听。这样一来，村里人都夸校长的儿子才华出众，前途无量。
父亲从外地一回来，当然听到了将要办喜事的消息。
随之而来的是，母亲泪流不止和拒绝进食。家里人都惶惶不安，无缘无故地惩罚仆人。父亲终止了一桩重要的讼诉，并给以严厉的惩罚。他辞退了教师先生。先生只好带着鬈发姑娘卡希绍丽一走了之。假期结束之前，我不得不告别母亲去加尔各答。我的心像扎破了的足球一样泄了气，不管如何使劲再踢，也蹦不起来了。
二
我的爱情生涯，一开始就遭受挫折。这之后，人生主宰再也没有来光顾我了。对于这段一事无成的经历，我不想进行详细的描述，只是扼要地诉说一二。
20岁之前，我全力以赴去应付文艺硕士的考试。为此，我戴上了眼镜，胡子长得老长也只好听之任之。那段时期，父亲在拉姆普尔哈特、诺亚卡利、巴拉绍特等这样一些地方工作。经过一段在词汇海洋里的搏击之后，我终于获得了珍贵的学位称号。现在，我该到财富的海洋里去搏击了。
父亲把自己的老上级回顾了一遍：最能帮忙的，都已作了古人；略微次之的，已经退休到了英国；另有能助一臂之力的，也都搬迁到旁遮普去了；而留在孟加拉的，大多是些起先信誓旦旦答应帮助，但最后却是音信杳然的无能之辈。我祖父当地方长官副手的时候，官场里还没有这么艰难。那时候，任职后退休，退休后任职，总在一个家族里子承父业地轮流转，就像渡船在两岸来回摆渡一样。
现在就差多了。所以我父亲忧心忡忡，生怕自己的后裔，从政府机关的高级鸡笼里跌落到低级的、诸如商业机构这样的栖身之所。
就在这时候，我父亲想起了一位婆罗门富翁的独生女儿。这位婆罗门是个承包商。他的财源空前茂盛，仿佛从看不见的地狱也有一条财路通到他家似的。我在他家里出现的时候，他正在忙着分发橙子和其他礼物；每当节日来临之际，他都要给可能成为他女婿的人家送礼。我们家就在他家的对面，只有一街之隔。不用说，我这个副职官员的儿子——硕士学位获得者，是位非常合适的女婿人选。因此，这位承包商先生对我就显得格外尊重。与我打招呼时，他几乎躬身触地。他以为，这样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我的心。然而，我的心，对他来说，当时是高不可攀的。
这是因为，我当时已20岁了。除了追求一个真正的女性之外，我不再企求其他什么财宝之类的东西。不仅如此，在我当时的脑海里，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也就是说，我心目中“夫人”一词的含义，绝不是市场上流行的那种意思。现在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国度，家庭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限制。思考的时候，可以让理智在广阔的天地里纵横驰骋；但在实践中，它却受到家庭狭小圈子的严格束缚。对于这种情况，我是不能容忍的。我也不会同意采取这样不明智的措施：把本要作为理想道路上的伴侣——妻子，让家庭琐事捆住她的手脚，或者以种种行动来使她倒退。说实在话，我也是那种从专科学校脱颖而出的、被讥讽为现代派的人物。在我们那个时代，这种现代派人物，比现在多得多。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真的相信，尊重社会是不容易的，何况还要使其发展呢！
我——斯里朱克托·绍诺特库马尔，面临着这样一种抉择：只要我同意，立即就会得到富家闺秀的钱袋。父亲声称：“这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我却沉默不语。心中暗自思忖我还一点也没有打听过、了解过她呢：只要睁开眼睛、伸长耳朵，就能看到不少东西，听到许多事情。
姑娘像洋娃娃一样地纤巧秀美。她仿佛是用一种从未想到过的方式塑造出来的：她的每根头发都梳得溜光，她的眉毛如描上去的一般。她还能用梵语背诵恒河的颂歌。
姑娘的母亲笃信印度教，非得在恒河里煤一样黑的水中沐浴之后才去就餐。她一想到繁衍生息的大地维持着各种不同的种姓，就老是感到不舒畅。她的大部分活动是与水打交道，因为水里生活的鱼，不属于穆斯林种族，而且水里也不长大葱。她生活中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梳妆打扮，摆弄服饰，清扫屋子，整理家什，洗刷炊具等等。这些事情没完没了，即使把她白天的时间延长一倍，也是不够用的。她对自己女儿的教育抓得很紧，极为严格，甚至使得女儿不敢吐露自己的想法和意愿。交给她干的事情，不管是困难重重还是轻而易举，用不着作任何解释，她也会去干的。她吃饭的时候不敢穿好衣裳，怕弄脏了。她学会了分辨什么灵魂之类的问题。她到恒河去休浴也要坐轿子。这姑娘仿佛是从18部往世书①中来到这个人世上的，完全与社会隔绝——
①往世书是把印度古代流传下来的传说、神话、故事等揉合在一起的一类典籍。
我的母亲，对各种社会法规是够虔诚的了。然而，她并不愿意有人比自己更加虔诚，因为这触犯了她的自尊心，她不能容许这样。所以，当我对她说：
“妈妈，我不配作这姑娘的丈夫：”
“嗯，就是在天堂里也难为她找到一个合适的夫婿哟？”母亲笑着说。
“这么说，我与她就一刀两断了吧”我说。
“怎么回事！你不喜欢她吗？为什么？看上去，姑娘还是不错的嘛！”
“妈，妻子不是摆设——只是为了给人看的。她应该聪明能干！”
“听我说，孩子，你怎么知道她不聪明，能干呢？”
“要是这样，”我说，“她就不会整天在这些无聊的蠢事上消磨时光，混到今日！”
母亲感到束手无策了。她知道，这桩婚事丈夫已经答应了对方。她一清二楚，丈夫总是不理睬别人的意见。这可能导致不幸。
事实上，假如我父亲不是那样怒气冲冲地强迫我，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可能会与这古董玩具结婚的。也可能有一天为了这笔巨额收入而去斋戒，去恒河岸边寻求解脱。换句话说，假若劝说这件婚事的重任是由我母亲来承担，那么她会耐心地等待，慢慢地寻找机会，不时地在我耳边唠叨，也许间或声泪俱下……这样一来，或许我早就回心转意，与姑娘完婚了。
当时，父亲只知道一味训斥，大发雷霆。我被激怒了，顶了他一句：
“从小时候起，您就教育我——吃饭、睡觉、走路、回家都要自立；而现在，到了结婚的时候，为什么倒不要我自立了呢？”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在学校逻辑课考试之外运用逻辑推理取得过什么成就。任何时候都不能把水一类的东西诡称与火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把油一类的东西与火联系起来倒是行得通的。父亲认为，既然他已答应了女方，那么结婚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权威。
这时候，要是我提醒他——母亲过去也曾答应过教师先生，然而那次不仅未使她完婚，而且还断送了教师的职业的话，父亲可能会把我当刑事犯关押起来。父亲牛唇不对马嘴、漫不着边际地开导我，说什么仪式远比智慧、思考和倾向圣洁得多；说什么仪典的诗意是如何深刻和美妙，它的韧性是如何重要，它的结果是如何高尚，它的象征意义是如何理想等等。
我可以咬住舌头，缄口不言。但是，我却不能使我的良知沉默不语。有的话已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比如说，当时我真想问父亲：“如果你承认所说的这些话，为什么要饲养禁止养的母鸡？”我心里还有一句话要讲：爸爸呀，有一次母亲做祷告时，大概是妨碍了你休息，你就用极难听的语言责备她，骂她愚蠢。妈妈当时吓得不得了，连忙承认女人天性愚拙，低着头为婆罗门准备膳食去了。
可是，上苍并不是严格按照逻辑模式来创造生灵的。因此，对某些在言语上或行动上违反逻辑的人，劝告是没有用的，只有对他大发脾气。抛开逻辑学的责任，非逻辑性的狂热就会增长——那些在政治运动和家庭活动中备受尊敬的人，尤其要牢记这一点。如果马匹认为自己身后套上车辆是不合逻辑的，并用脚去踢车，那末随它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种不合逻辑的事实，反抗只会落得自己的脚受伤。当时，我毕竟太年轻，什么事都想套用逻辑学。所以，我当时的处境与套车的马匹无异。古董姑娘虽然摆脱了，可我却失去了父亲经济上的支持。父亲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