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选-第10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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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更新我旧岁的时候到了。我将召来鬼魅的克星，每天坐在花园苏醒的窗口，等候仙人的新信。黎明将来打听我的新身份，在空中目不转睛地问我：“你是谁？”今天的姓名明天就不用。
司令检阅士兵的队伍，不细看每个士兵的脸，检阅是工作需要，不是为了观察真实——天帝创造的每个士兵特殊的面容。
同样，我看待创造，如同看待需要之锁链捆绑的一群囚徒，其中一个就是我。
今日，我将解脱。我渡海望见了新岸。我的航船不载货物，此岸的负担不带往彼岸。全新的我独自走向永新。
论泰戈尔的散文诗①
［印］戈斯
这一时期②，诗人一开始便尝试一种新的样式——散文诗。
虽然泰戈尔的大部分翻译作品都采用了散文诗这种形式，然而这些作品的孟加拉文原著，显然都是些出色的韵文。
那么，诗人到底为什么动手写起了散文诗呢？
人们自然会以为，采用散文诗写作与“散文”③《吉檀迦利》的成功（指英译本）有关，诗人自己也赞同这种观点（《再次集》导言）。但是，诗人创作《吉檀迦利》和写作这些散文诗，是在两个不同时期进行的，这两个时期不但间隔的岁月久远，而且相似之处也不多，诗人在这两个时期的精神气质和创作目的大相径庭，因而创作的缘起不可同日而语。他开始散文诗创作时，已是70高龄，这位已故的智者使他的读者们大为惊讶。在这种新颖的样式还风靡不衰之时，便早已有人提出批评。虽然较为年轻的诗人们为泰戈尔的散文诗大唱赞歌，表示衷心的欢迎，但泰戈尔却感觉到了敌意的存在，有必要进行辩护，于是他便站到了前台，用书信和文章的形式，阐述他采用这种新的创作样式的理由，被他说服的人寥寥无几。在《再次集》导言中，他声称他一直在考虑用散文这种手段，作为诗歌语言的最合适形式，为新时代进行创作并满足时代的需要。诗人这番表白，听起来自相矛盾，当然人们能够理解他的意旨所在。泰戈尔不但让侄儿艾伯宁德拉那特④尝试散文诗创作，而且在高度风格化的《书简集》（《随想集》）中，他自己对散文诗的创作也进行了初步的尝试，《再次集》是又一次尝试，但这次尝试似乎是深思熟虑的，其目的是要发现自由诗和格律诗的融合程度。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里，诗人的社会意图及其技能，不但要经受严厉的评论，而且还要经受文艺新潮的影响。当然，在泰戈尔沿着自己选定的新的征途上冒险前行之时，并没有受到铺天盖地的咄咄逼人的批评。然而，泰戈尔是“国际性”的，他从各个不同的源泉吸取养分，他敏锐地注意到了左派思想的趋势，也注意到了欧洲大陆上各个文艺团体的最新动态。总之，他已决定进行一次飞跃，他发表声明写作书信，为自己进行适当的辩护⑤——
①本文为节选。
②指泰戈尔创作的晚期。——译者注③W．B叶芝，《吉檀迦利》导言。
④对许多人来说，艾伯宁德拉那特的散文风格充满诗意，但不是诗。
⑤这一切后来收在一本叫作《SahityerSwarup》的小书里，大部分文章原本都是写给年轻诗人和批评家的书信。
诗人所处的时代日益混乱，作者和读者之间的鸿沟逐日加深，中产阶级腐朽没落，为这样的时代寻找一种正确的诗歌形式，这个任务无论过去和现在都不是轻而易举的，泰戈尔是否是完成这个任务的合适人选，以及他所采用的方法是否恰当，都值得怀疑。他时时流露或乞求实现的社会目的，其实只不过是一种美丽的幻想。从这一个角度来说，泰戈尔的立场并没有多大的变化；他的想象的最基本的形式，或者说他的风格基调依然如故，诗人与过去的最大或者说唯一的区别，便是他不再愿意使用韵律。为了让自由诗成为诗歌，韵文的必然走向也许在于其自身的自由，艾略特也说过同样的话①。泰戈尔自己感悟到（对他来说）摆脱韵律是不够的，诗歌的措词实质上戴了一层“面纱或装饰品”（泰戈尔语），而这一切，散文却可以弃置不用，这样便可拓宽诗歌的领域。上面就理论问题进行了概述，那么实践如何呢？人们可以断言，泰戈尔的散文诗只有在自然而然地表现出平淡朴素时才是最精美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诗歌的“面纱或装饰品”，并非是轻而易举地从他的风格和手法中消失的。他的散文诗是散文还是诗歌的延伸，这很难断言；他的散文诗是否体现了我们时代的特征——各种不同手法的混杂？——
①T·S·艾略特：《庞德诗选》导言。又见，“我们越是松动诗歌法则的束缚，那么我们越能够胜利地超越这些法则，……诗人，应当戴着镣铐，优美地起舞。”（爱伦堡）
泰戈尔用这种新的风格写了四本书：《再次集》、《最后的星期集》、《黑牛集》和《叶盘集》。人们对这种尝试毁誉参半，这并不令人惊讶。诗人和读者曾经一度不知道这种尝试仅仅是游戏呢，还是在闲适和精力衰败时写出的副产品，或者是一次严肃认真的创新？模仿者到处涌现，这一现象诗人似乎早有充分的预料①。这些多产的抄袭者们极为勤奋，他们这样做尽管违背了泰戈尔本人的意愿，但他们的勤奋却给散文诗这种新的样式以极大的支持。这种样式现在已经成为了文学的一种次要形式，说它是次要形式，那是因为迄今为止杰出的作品屈指可数，当然“有趣的”散文诗样板还是不少的。因此，泰戈尔可以声称他为孟加拉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样式，虽然他自己不久便放弃了散文诗，也许就这一点而论，他给别人带来的帮助远远胜于自己，当然这种新的风格中的某些因素，依然活跃在他后期的所有作品之中。因此，不能说泰戈尔的散文诗创作是一种思想的浪费，这种创作肯定对某些日益增涨的要求作出了答复——对改变诗歌的形式和内容的要求作出了答复，以促进诗歌的发展。散文诗这一时期，也许可以被当作一个无形的链圈，把他早期和晚期的诗歌连接了起来——
①英译本《再次集》第196页；《SahityerSwarup》，“KavyaOChhanda”，第38页。
与其他大多数创新者一样，泰戈尔还是散文诗这一事业的理论家，当然他并不乐意担任这一职位。当初，他在无牵无挂怡然自得的心境下，写出了散文诗的辩护词，这些辩护词似乎可以被看作他用来阐述自己观点的诗作。他的热情并没有持续多久，那些在热情中写下的诗作，是文学中的奇葩。他对这种尝试一本正经，对“散文”的形式极为执着，他的这种兴趣似乎显得过份热情和不自然。诗人在一个令人怀疑的宗旨引导下进行创作，他的实践很可能以失败告终。他在实践中所取得的成功，通常不是在理论的框架下实现的，诗人的整套理论，现在看来似乎更像是他自己的美好幻想，当然，我们也可以认为这些理论是一种起跑的姿态，是一首序曲。我们很少能感受到那种不可遏制的冲动或者心灵的渴求，迫使诗人顺理成章地选择散文诗这种新的形式进行写作，他的辩护词只是自圆其说。当他没有什么东西可说的时候，他感觉到他终于找到了表达最伟大事物的手段。但是客观地说，他的理论也孕育出了一些用其他手法难以完成的罕见的精品，这些精品才是真正的辩护词，然而总的来说，这一切似乎都是人为的匠心之作。变化即将来临，他正在悄悄地摸索前行。散文诗是一个转折的标志。当真正的灵感降临，他便丢弃理论，他在《边沿集》中就是这样做的，“对每一个教条主义者来说，生活正在某一个地方等待着他，而且最终必将把他逮住。”①生活不但最终会逮住他，而且开始时便已把他逮住了。我们感觉到泰戈尔为散文诗的辩护而提出的“理由”，与其说是充分的，还不如说是防御性的，而且，他不顾违背自己的本性而贸然行之。总而言之，诚如他自己所说，他本来希望接近普通人民，并且让他的缪斯脚踏实地，然而他的这个希望却落空了，散文诗这种所谓的简洁形式辜负了他的期望。可是事实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散文诗的简洁容易使人误解，我们可以断言，普通的人们以及普通的读者，喜欢早期的泰戈尔，胜于喜欢后期的泰戈尔——尽管这两个时期里，诗人都进行了大胆的冒险。只有那些日益减少的文学小圈子里的成员，才欣赏泰戈尔散文诗中的深邃微妙；社会层次的不同，普遍的文化价值或者说“大众主题”的缺乏②，导致了尝试散文诗的失败。仅仅对诗人提出责备是不够的，我们并不怀疑诗人的真诚，而是怀疑采用散文诗这种形式是否恰当。应当指出，泰戈尔是极其警觉的，他不止一次承认尝试散文诗的失败，有时他几乎发现了那个一直躲着他的失败的真正原因。这些散文诗也许没有达到诗人所期望的高度，然而那些最为成功的散文诗，也有其自己的优美之处，而且它们自身的合理性是不能抹煞的。虽然诗人不久便放弃了散文诗写作，但这些作品却开创了散文诗的先河，散文诗现在几乎已成为一种传统，而且也有一些具有独创性的名副其实的杰作。泰戈尔的散文诗，给年轻的诗人们以极大的帮助③；因为他们的创作目的与泰戈尔不同，所以他们利用散文诗开辟了新的疆界和领域，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有些年轻诗人是在对泰戈尔的生活和诗歌观的嘲笑中开始散文诗创作的——
①乔治·戈登，《文学原理》第3页。
②波乃密·多布里，《破桶》导言。
③见阿图钱德拉·古博塔对采用这种手法的深刻分析。
泰戈尔自己倾向于认为，他改变了创作的形式，那是由于他的思想观点产生了变化，在艺术史中被称为“观察方式”的变化；而且，诗人还觉得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他也许会更加接近时代的精神，更加接近人民。从这一点上来说，诗人的尝试是为了进一步接触和探索一直没有引起他注意的自我和社会这两大领域，他的尝试是为了寻觅源泉，寻觅生活与诗歌的密切联系。显然，在作品中，诗人越来越多地关注起那些在生活中被忽视的方方面面，关注起默默无言的芸芸众生，以及“无主的杂种狗的悲剧”。
诗人用了许多比喻——有时甚至太多了，把自己的上述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诗人当时的心境下，库帕伊河对他来说似乎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他已经采纳的平凡的风格（或者说他想象自己已经采纳了这种风格）。
库帕伊河使用的农家语言，绝不可称为穆语。水土
甘愿受她韵律的约束，波光和蓊郁互不嫌憎。……
如今，她视之为知己的诗人的韵律，已交溶在诞生
她语言的水土中——里面有语言写的歌曲，也有语言的家务。
伴着她有所变化的节奏，绍塔尔族少年持弓狩猎；装满一捆捆稻草的牛车涉水过河；陶工挑着陶罐前往市场，后面跟着村里的一只狗。
走在最后的，是头上撑着破伞、月薪仅三元的教书匠。①见本书《再次集》。该论文原文是英文，所引用的泰戈尔散文诗的原文也都从孟加拉文译成了英文。但为方便读者，本论文的引文仍采用本书的译文。本书《随想集》、《再次集》是全部由孟加拉文直译过来的。——译者注。见舒伯德钱德拉·申古博塔在《罗宾德拉那特》第3版第138页上对这首诗歌的高度评价。
第二首诗《剧本》是用书信的形式写成的，诗歌一开始便介绍了诗人写的剧本的内容——诗人即诗中的“我”，该诗在结尾处写出了散文的历史和发展。上述两个内容似乎相差甚远，而且诗人对为什么用散文来写作剧本（这原本是很正常的）的解释，并不能拨开迷雾令人释然，下面是诗人为散文的辩护：
散文姗姗来迟。它的盛宴在刻板的格律之外。……
散文世界里有辽阔的平原，也有巍峨的山岭，有幽深的森林，也有苍凉的荒漠。
谁欲驾驭散文，谁必须学会各种技法，具有高屋建
瓴的气概，避免笔势的凝碍。
散文没有外表的汹涌澎湃，它以轻重有致的手法，激发内在的旋律，我用这样的散文写的剧本里，既有亘古的沉静，也有今日的喧腾。①——
①见本书《再次集》。
但是，这首用来描述剧本的诗作是极其散漫杂乱的，它并没有最后两行诗中所宣称的那样美妙，正如诗人自己在诗中所承认的那样，“在这儿，我感到有点儿昏昏欲睡”，怪不得，诗中的大部分地方都睡意朦胧。还有一点令人不解的是，散文为什么或如何才能把亘古的沉静与今日的喧腾融合起来呢？所有的迹象以及他自己的作品，都是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