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物周刊-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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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让他心烦的事还有此前媒体的报道，一家媒体将几年前的“诈捐”事情再度提起，将他整容与炒作联系起来，整个网络沸沸扬扬。张艺冬不能理解媒体的每次采访关注的都是这些，而不是鼓励更多的人去做公益。　
　　在张艺冬看来，他的每一次高调，媒体和网民都会戴着有色眼镜审视自己。　“我不是富人，依靠我个人的力量肯定不行，我只能用我的方式去引起别人的关注，从而达到救助别人的目的。”“如果我是为了让自己出名，‘炒作’自己，那么我为什么现在还‘一贫如洗’？”“我如何‘诈捐’，自己没有钱怎么叫‘诈捐’？难道必须将自己帮助的人问题彻底解决，才不叫‘诈捐’？帮助人必须有个‘底价’吗？一袋水果就不是帮助人？”　
　　在常人眼中学雷锋就是做好事，而张艺冬学雷锋是将自己整容成雷锋的样子，于是成为舆论争议的焦点，但他有自己的说法。　
　　“整容成雷锋样子和做公益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我这么去做了，但我要反问的是，我有没有做好事？”　
　　“雷锋在我心中的重要性，是常人无法理解的。雷锋是我崇拜的偶像，我喜欢他，就整成他的样子。整容是我的个人权利和自由，我崇拜陈光标，我也可以整成陈光标。迈克尔·杰克逊不也整容了？整容成雷锋就是形式上的？请问我有没有用行动去做好事？”　
　　“雷锋不应该仅仅在3月才被人们想起，雷锋应该时时刻刻在我们心中，所以我整容了，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也想告诉别人，我要做雷锋，大家都要做雷锋。”　
　　张艺冬总是能够引起媒体关注，然后被网民围观，比如整容成“雷锋”，比如救助瘫痪少年查璐鹏和不明病因少年姜鹏，钱少了，媒体称炒作，救助不成被“诈捐”。从某种程度上说，张艺冬的一些做法可能令常人难以理解，甚至有些“逆袭”，这也是他因做好事而与周围频繁发生的各种冲突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张艺冬自己也承认。　
　　“有时候我都觉得自己的做法有些格格不入。比如穿着那套老式军装在街头，在活动现场被围观，感觉不自在。不过，被‘围观’并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大家知道我在做公益。”　
　　“做公益我很开心，做公益的方式有很多种，我选择自己的方式，你‘围观’是你的事，如果我的方式能够触动你，那么我的目的已经达到。”

张艺冬穿着雷锋的衣服走在大街上总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这是他高调的地方。其实内心深处张艺冬也感觉不是很自在，甚至觉得自己“另类”

卧室的最显眼处挂着雷锋的宣传照和郭明义的“安徽首善”奖状。张艺冬一直将雷锋当作自己的偶像，他对“安徽首善”的理解也仅仅是带头人，他说自己捐的钱并不多

张艺冬整容后，跑到合肥一家影楼模仿雷锋当年的照片拍了一组写真，总共五十多张，并放大了一张放在自己的卧室里。这组照片在网上也引起悍然大波，将他推到风口浪尖

出租房的柜子里陈列着张艺冬整容后的照片和荣誉证书。包括安徽卫视的“好人榜”，陈光标的“中国好青年”等等，但没有一个来自官方

整容后张艺冬拍了雷锋造型的写真，并做了相册。他说自己不仅仅要做形式上的雷锋，还要做真正热衷做好事的雷锋。不过面对舆论压力，张艺冬要走的路还很长

张艺冬一直将雷锋当作自己的偶像，他说整容也是为了表达自己对雷锋的敬仰。每次出去做公益，他对自己仪表还是要检查一番

因救人而失去左脚的张书宝和张艺冬是好朋友，张艺冬也常常去看他。张书宝对张艺冬的行事方式也很能理解，他认为张艺冬的确在做好事，自己也参加过很多次

每次出门参加公益活动，张艺冬还是要穿上他的那身老式军装，尽量与“雷锋”靠近。这身衣服其实也是别人送给他的

2014年2月20日，张艺冬希望将自己整容变成“雷锋脸”，以此怀念雷锋，向偶像致敬。并在合肥某医院接受了微整形注射手术，此后又两次手术，免费的

张艺冬住在合肥最繁华的宿州路边的一栋居民楼里，除了公益活动，他平时很少出门


腊月·正月

作者：关军　字数：8198

　　这是一辆把山村的温度一点一点带回又带走的班车。　
　　刚从乡路拐上县级公路，它就停下来，21个没座位的乘客乖乖下车，司机载着座位上的19人继续驶向县城。直到一辆县城公交稍后开来，我才意识到，害怕查超载的司机把我们“转手”了，每人4元（公交票款）。大家对这样的处置显然很熟悉，不予谈论，他们更关心的是下一段的车票能否买到，手机通话中频繁出现北京、西安、乌鲁木齐这些地名。　
　　这天是正月初八，恢复运营的第三天，三十出头、圆脸、小眼睛的班车司机不断鸣着喇叭，承担起繁重的运送任务，就如同腊月最后十几天的情形。那时这辆东风小客车喘息得更厉害一些，人员超载还不算，车顶还捆绑着层层叠叠的货物，有各种年货，也有液晶电视、组合式梳妆台，车厢里，密集站立的乘客要留神地上的生灵——购自县城的活鱼、种猪和公鸡。七十多公里的山间道路上，班车的危险状态被人们忽略，它的贪婪似乎是值得体谅的，毕竟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运营处于半饥饿之中。　
　　毛细血管一般的乡路由秧田村通往康县，它在甘肃版图向东南延伸的最末梢，与陕西、四川交界，加之藏身莽莽大山的深处，比实际地理位置更显偏远，在历史上，汉人移居这里代表着某种迁徙的极致，现在，后代得重新走出去。对于我居住的母家河村而言，打工潮的涌动是地震以后的事情，仅仅几年的潮来潮去，已经发生太多的改变。

上山·下河

　　老人穿着褪色的蓝卡其布衣裤，三七开的分头梳理得一丝不苟，他像是来自1970年代的生产队干部，站在路口，与那些刚从返乡的班车下来、穿着亮色羽绒服的后生打着招呼。腊月里，这位叫何明德的长者几乎每星期都要“下河”（指山民前往河坝地带）一次，河坝意味着商业与繁华，无论大米、年货、孙辈的零食还是成袋的尿素，都要经由两公里的山间小路背回家，62岁的他没有把这个视为畏途，整个冬天，几乎每天都要从大山的阴面背回12根一米长、碗口粗的柴木，并不比“下河”轻松。这里的高山大体呈45度的斜坡，哪怕强健的年轻人，也要攀爬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何明德所在的母家河村何家山合作社。　
　　　
　　山路上年轻人的身影越来越少，“它太大了”，他们这样谈论从小面对的高山，河坝上有他们的新家，有硬化道路，有摩托车，有煤炉，有稳定得多的手机信号，有更便利的生活。春节放假期间，只是在帮忙杀猪或参加红事白事的时候，他们才重新攀爬那条前辈草鞋踩出来的小路。“这种山路，人走得少了，草就会长出来，变得越来越不好走。”村委会主任母云庆为之忧虑。　
　　按当地习俗，子女成年后要协议分家，谁养父亲，谁养母亲，都安排妥当。然而，生活方式的选择比协议的力量大得多，另一种事实意义的分家，正在悄然完成。老年人习惯于住在土木结构的山上老宅，拒绝随着儿女搬下去。“他们闲不下来，不忙农活会觉得没事干。”在外打工的何礼智这样理解长辈的坚持。忙完家务与农活，他的父亲何明德喜欢在堂屋的火坑里添足柴木，火拨弄得旺旺的，烫一壶苞谷酒，烟尘会升到挑高的屋顶，木头房梁上挂着大块大块的腊肉，这样的生活延续了几百年，“河坝上冬天冷，风大，夏天闷热，没有风。”何明德的话不好理解，但不肯住到山下的念头，显得非常强烈，在60岁以上的老人中也极具代表性。何明富住在何家山社的最高处，与他作伴的只有患脑瘫的大孙子。“假如干不动农活了，会跟女儿住到河坝吗？”对于这样的问题，他很坚决地摇了摇头，当时他正在用简易手工设备rua（指脱粒，第二声）苞谷，每rua一次，七十多岁的老人就发出一声粗重的喘息。　
　　听长辈讲，先人是从四川金阳“大槐树”迁移过来的，假如家谱没在建国不久烧毁，应该排到第十五六辈了，何家山上最初的一家，衍生出如今的二十多家。辛苦的攀爬能换来极好的视野，向下望去，山路与溪流就像延展开的棉线，当然，这不是山上生活的吸引力。对整个母家河而言，即便在几年前，山上的居民也远多于河坝——高山之上有大量的柴禾，大量可开垦的农地，动荡年代还更为安全，长久以来，相对于河坝上的生活是有优越感的，而生活重心的转移，就像是一夜间发生的。　
　　2008年的那场八级地震，康县也是灾区，母家河村与作为北侧震中的北川县之间，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漫山腾起的尘土消散之后，呈现的是大量损毁严重的老房子。根据相关政策，村民重建房屋可以获得两万元补助，并申请3万元以内的贷款，绝大多数新房建在了肖家坝，那原本是小河对岸另一合作社的小块农田。新民居普遍红砖墙体，框架结构，水泥屋顶——钢筋从屋顶伸出一截，也不剪断，仿佛房子随时准备继续生长——它们队列一般沿着乡路一字排开，其规模足够组建一个全新的合作社。当然，实在没什么农业合作的必要，他们选择在河坝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做好了与农业告别的准备。

河坝上自然“生长”起来的新居，沿乡路排开

身为村里端公的何明德在家里为新收的弟子讲解“符本”

　　高山深谷的阻隔，让母家河村原本沉睡于打工热潮之外，零星的外出务工每年都有，但不成气候，一些乡邻被坑被骗的例证，尤其让人对远方的世界心存畏惧。灾后重建完成之后，每个家庭都要为清偿贷款发愁，壮年劳力出去打工差不多是惟一的办法，于是，务工家庭的比例一两年之内就从20％蹿升至80％。务工的务工，上学的上学，最近几个夏秋时节，户籍一百多人的强家坝合作社只剩下二十来人，老年人和抱病在家的妇女会说：“只留下我们这种没用的人。”
　　地震重建驱动的打工潮，带有些许不得已而为之的被动，却如同开闸放出的水流，很难逆转。

田地·工地

　　罗彦彩把10平米的堂屋改成杂货铺，为河坝上的三十几户新家庭服务。根据以往的经验，他进了几十双仿军用的胶底鞋，因为“种田的时候都穿它”，可是到了油菜花开放的时候，那些胶底鞋仍堆积在货架上，在只有一个柜台的小屋里很是醒目。46岁的罗彦彩有点懊恼，他忘了他的乡邻正以多么快的速度告别农耕。　
　　河坝上的留守妇女通常在屋后保留一分左右的地，种几行卷心菜、几行小葱，仅此而已。何廷学的院子里飘出酒糟的气味，闲聊中得知，用来酿酒的苞谷都是买来的，自家已经不种了。种地太累，浇水，施肥，都要往大山上扛，远不止一个村民发出这样的感慨。由于缺少技能，母家河村的外出务工者大多从事重体力劳动，在他们看来，在工地当小工都要比种地轻松一些，而山里开垦的农田土层薄，土质差，庄稼“不肯长”，同样是付出一年汗水，打工能带来三两万甚至更多的收益，留在土地上仅仅可以填饱肚子。　
　　那天早晨8点，我被家猪的哀嚎惊醒，出去时看到它在地上最后扭动了几下。刚刚腊月初二，何明富家就急切地完成了这项春节例行事务，拌猪食的苞谷用光了，只好“率先”杀掉。这也将是何明富养的最后一头家猪，决定也与苞谷有关——年纪大，关节又痛，没力气栽种大片庄稼。除了屠户，那天还来了十多个壮劳力，把那间已成危房的祖屋拆了。它是何明富的曾祖父盖的，寿数超过一百年，被烟火熏烤出的焦黑几乎渗进了黄土墙面。　
　　何家山上超过60岁的老人有十多位，聊完体力的衰退以及面对的各种疾病，他们大多会补充一句：明年的地要少种一点喽。　
　　何启田拄着拐棍放羊的时候，经常路过何明德家，偶尔会坐下聊聊。他辈分更大，也年长几岁，妻子过世，儿女很少回来，于是言谈中多有对老年生活的叹息。何启田的山羊3岁了，再不卖掉就过了最佳时间，不值钱了，“实在没人买就自己吃，以后不再养了。”幸运的是，他找到了买主，就此结束了放羊生涯。946元，老人很认真地数着钱，连个位数的零头都没有抹去。

红事·白事

　　大约是请教了同一个阴阳先生的缘故吧，山乡里结婚、定亲、满月酒、房屋上梁（新房已改为上顶）的日子总是很集中，加之村里人员比较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