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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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肆无忌惮地展现着她的曲线。当时正在开饭时间，所有的正在拿着饭盒的男生都放慢了脚步，他们只是呆呆地望着她，而一位校警则一刻不停地行着注目礼。同样，这个女人的美也带有更多的生理色彩，在愉快甚至有点激动的欣赏过后，男生们都对她表现出了某种虚伪的不屑。
这两个陌生的女人，她们都在某一时刻激起了某种生理上的快感，这种感觉打破了我暗淡的心情。这让我有点矛盾，因为我越来越意识到，能给我带来最本质快乐的东西是来自生理上的。按照功利主义者的说法，一切让人类快乐的东西就是善的，而我们就是为这些快乐而活着。那么，这种本能的反应是否就是我生活的目的呢？
我为此而惭愧，我突然像一个迷惘少年一样为自己的生命意义而思考。这些有关生命目的的思考在人类历史上一直进行着。苏格拉底说：“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可是省察的目的是为了把人生变成什么样子？拼命省察自己并不能让我在这个下午变得舒服起来。艾米莉·狄金森在一首诗里说，在漫长的生命历程中，我们所有的不过是一滴“生命的芳醇”。这个忧郁的女诗人说我们漫长的生命其实仅仅是为了那一滴而存在。但是，这一滴东西是什么？是我们的理想，还是别的什么？我从小就知道，应该让自己的生命变得美丽而有意义，也就是让这一滴物质更加纯正。于是，我要让自己参与到一个伟大的事件中去。据说，在这种伟大的活动中，我们将得到一种至高的快感和幸福。在这个范畴上，生命意义是通过一个外部的事件，或者一批与自己无关的人实现的。
生命是寄托在别人而不是自己的身上，这种结论让人失望。但是，如果要把生命的意义掌握在自己手中，似乎同样困难。我们有的只是一具躯体，或许我们也还有思想。帕斯卡尔几乎偏执地呼喊着，只有思想是我们在世间存活的理由。可是思想是什么，那些疯狂叫喊我们需要思想的人同样缺乏思想。思想，几乎已经被他们外化成一个平面的单词，它一点也不丰富。它不可把握，用它来解释生命的意义同样不可靠。
那么我们所真正拥有的只有肉体。放纵肉体，似乎成了唯一一种我们切实可以感受到的快乐。性、饮食，这些能够带来生理满足的东西就是我们生活的意义吗？按照弗洛伊德的观念，文明一直是对个人的一种压抑，只有打破这种文明的束缚，我们才能获得真正的快乐，即本能是人类获得快乐的终极方式。喜欢思想的尼采所说的：“性是上帝给予人类唯一的不需要付出就可以得到的快乐。”这是纵欲主义者的生活，我的先辈们是这样教育我们的。但是纵欲主义又怎么不好了？那是因为纵欲过后，你会倍觉空虚。并非纵欲本身不好，而是担心纵欲之后的问题。但是狄金森不是已经明确地表示过了吗？其实在大部分生命历程中，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无意义和琐碎，生命的真正意义不过就在于能够激起至高快感的那短短瞬间。那么纵欲应该是通往这种“高峰体验”的捷径……
一切快乐的本质都是生理上的。这不是个新鲜的结论。只是在这个原本单调乏味的下午，一个陌生的女人，她身上散发出了性的芬芳，这种芬芳给原本庸常的下午增添了光彩，并让我想起了以为消失掉的“青春的躁动”。可能我的一切结论都无法逃脱掉年龄的束缚，因为无穷的欲望本身就是青年的特权。只是，我们的哲学、我们的生命意义都是由那些年长的人来制定的，而他们已经太多地丧失了生理上的欲望。
文学青年
这好像是80年代的故事，那时候最流行的求爱方式是，路上拦住一个姑娘说：“你喜欢文学吗？”你要装得一脸惆怅，似乎充满了对祖国前途的忧虑，还有对整个人类精神世界的关怀。然后你特别深沉地和她谈起那些文学，谈那些文学大师的追求。这时候的姑娘肯定会被你的滔滔不绝的天才迷惑，满眼都是虔诚的钦佩，然后特别心甘情愿地跟你走。那时候文学青年是个抢手的称号，对于异性具有特别的诱惑力。这些东西现在看起来像传说或者像出滑稽剧。
自王朔出道以来，文学什么时候开始沦为贬义词了，好像张口谈文学的人都是些大尾巴狼。我记得一天晚上散步遇见一对，他们好像刚刚认识，男子还处于求爱阶段，于是我就听到了一句特别具有戏剧效果的话：“我喜欢文学。”这句话在闹哄哄的大街上如此的动人心弦，我差点儿就被感动了。这时候，他们身边路过一个骑车的哥们，他在那个娇羞的女子尚未反应之前，大声说：“我也喜欢文学。”然后匆忙地骑车过去，留下一片放肆的笑声。这时候那种纯情的场面一下子就被糟蹋了，一下子就打破了文学在心目中的崇高形象……
我有时候也犯这种傻，我跟一个新认识的姑娘在谈米兰·昆德拉的时候，她就向她周围的人介绍我是一个文学青年。你可以想象那些家伙的表情吗？“文学青年，文学青年”，他们不断地摇头，就像阿Q说的“女人，妈妈的，女人”。而且我发现大家都特别喜欢用这个词来嘲笑人，要是骂一个人傻，比如看到我，他们准会说：“呦，文学青年又来了。”
我从此就接受了这个教训，再见姑娘的时候就大谈时尚问题，闭口不说任何和文学有关的话题，即使提到也是装出一脸特不屑的样子，然后把那些东西嘲讽一番。这种方法真的很有效，因为姑娘们都露出了亲切的目光。但是当我一个人的时候，还是喜欢读一读文学，还是喜欢让自己被那些大师们熏陶一下，而且我猛地发现那些满脸特别不在乎文学的人也和我一样，而且读书读得越多的人越装得庸俗，越喜欢嘲笑文学青年。我差不多明白他们的意思了，文学是自己体会的，不用老是拿出来炫耀，而且越是那些半瓶子醋越喜欢拿出来晃荡。所以，我也开始喜欢拿文学青年骂人了。
小职员们
远方的朋友打电话来，他要在湖南那个不算偏远但更不算繁华的没落的城市里，做一名小职员。一份不至于讨厌至极的工作，供给他可以延续生命并偶然可以放纵的能量。在剩下的时间里，他将研究他感兴趣的问题。朋友说，他的决定部分缘于弗洛姆的传记，那个改变了人类心理结构的人是一位在日常生活中暗淡无光的小职员。
小职员？这是一个如此抽象的名称，它忽略了具体的工作形式，漠视了工作的意义，它似乎在漫不经心的同时又极端尖锐痛楚地指明这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而同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拥有马斯洛所说的“自我实现的欲望”，每个人都渴望成为这个世界的中心，闪光灯不断地照耀着自己。小职员，如此典型地被巨大的工业机器所异化的产物，他们被迫沦为这其中的一个齿轮，这三个字蕴含了怎样的无奈。然而，本世纪，在这些卑微的小职员中，又产生了影响深远的艺术家与思想家。在白天，他们批着小职员的面纱，面无表情地行走在人群之中，观察着别人；夜晚，他们撕下那层暗淡，在夜色的隐藏中，展现出惊人的天赋，准备篡改或者制造历史。
费尔南多·佩索阿就这样生活在里斯本的一条叫道拉多雷斯的街道上，他是一个好样的助理会计师。他的住所在同一条街上，那是一个供他写作与幻想的地方。他的全部空间就在这里，他的生活与艺术就在这狭窄街道上展开了。他说，通过绚丽的毫无边际的幻想所带来的艺术与得到一份午间快餐的工作生活都是单调的，只不过单调的形式不同。他甚至对于把他限制在狭窄的生活空间中的工作心怀感激，他认为他的那些乏味的同事们还有无聊的里斯本都是对他的创造生涯带来了关键性的影响，而一位葡萄牙诗人C．韦尔德也对他影响至深，他也是一个小职员。
费尔南多·佩索阿就这样度过了一生。死后，他被称作“欧洲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在《惶然录》的序言里，这个伟大的作家自我嘲讽为“因为没什么地方去，没有什么事情可干，没有什么朋友可以拜访，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书可读，所以每天晚饭以后，他总是到他那间租来的房间，用写作来打发漫漫长夜”。
或许正是这种沉闷的生活，给予这个孤独者无限的遐想空间。心灵总是反抗现实的，他常在核对账单的时候，灵魂已不知所以地漫游到另一个地方。而死寂的生活，或许更让他得以摒弃外界的干扰，更纯粹地思考人最本质的问题，有关永恒，有关时间，有关梦想……宁静为他的思想，为他的文字蒙上了一层奇妙的诱惑。梭罗为了寻找宁静，为了更细心地体味生命，他回到森林里，但《瓦尔登湖》尽管同样深入心脾，却掺杂了过多的自然的味道，它是有亮色的，有绿色的，含着鸟鸣声的。而费尔南多·佩索阿甚至连这样的自然之因也没有，那里只有孤零零的床，丑陋的书桌，一家永远寂静的餐馆，一切声音都隐藏起来，只有费尔南多·佩索阿的心灵赤裸裸地暴露在这些灰色调之中，在周围的暗淡之中，这颗想象力充沛的心灵显得极其动人。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位工作人员在一本文学家词典上发现这个名字时，相当兴奋。他以一种惊奇与快乐的心态告诉博尔赫斯，哎，这里有一个跟你同名的人。这种情境本应该在这位小说家的文字中出现的。尽管在后半生，他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声誉的作家，但是他似乎还是喜欢孤独一人走在阿根廷的街头，或者静静地坐在玻璃窗后发呆。他在这种状态中做什么？评论家詹姆斯·伍德说：“博尔赫斯的大部分时间不是用于白日梦的幻想，便是在与之相对应的失眠中度过的。”这种奇特的性格是否可以解释他的作品所具有的深邃特性和奇特性？这个喜欢发愣的人到底生活在哪里，有一点是肯定的，肯定不是现在。尽管他同时是一位积极的批评家，但是人们记住他，是因为他的那些不知所云的幻想。
1902年，瑞士联邦机构在一份任命书中记录着，任命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为专利局的三级技术专家，试用期内年薪为3500瑞士法郎。26岁的爱因斯坦看起来挺喜欢这项工作，除了稳定的收入，他还有充裕的时间来思考有关时间或者空间的问题。在他转正之后，当专利局在提升他之前曾经做过这样的批示：“要等到他完全掌握机械技术之后，他原来是学物理的。”1905年，专利局职员爱因斯坦完成了一篇有关光电子效应的论文，同时他开始了有关狭义相对论的思考。这个喜欢思考的小职员可能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对人类的思维空间进行怎样的一次拓展和颠覆性的变革。物理学家派依斯说：“像1905年的爱因斯坦那样，在这么短时间内就拓宽了物理学的视野，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我时常在设想这个看起来有点老成的年轻人，在白天他要完成那些专利鉴定，夜晚他的思维毫无局限地穿越一切障碍。
布拉格波希米亚王国工人意外事故保险所，这是25岁的弗兰茨·卡夫卡最终选择的工作地方。在那张黑白照片上，那座五层高的楼极其单调地矗立在布拉格的一条街道上。卡夫卡在顶层工作了14年，他是一个称职的办事员。喜欢在办公室里呆呆地眺望的费尔南多·佩索阿是否看到了这个距离遥远的低级职员？“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这是卡夫卡所坚持的。也因此，以写作为职业是可耻的，这是一位执著地为内心写作的人。所以他需要一份与文学毫无关系的工作。白天，卡夫卡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工作人员，并且几乎是一位毫无个性的“好好先生”。夜晚，这个敏感温和的年轻人却摊开了白昼紧锁的心绪，陷入某种恍惚与疯狂状态，他正在进行一项颠覆人类心灵的斗争。那颗脆弱的心脏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跳动着，在夜色的笼罩下，它尖锐地撞击着世界。“写作是一种祈祷的形式”，可是卡夫卡却常常没有时间进行祈祷，他不得不把相当的时间与精力花在琐碎的工作上。以至于他的挚友、其传记作家马克斯·布罗德怀疑，在选择工作这个问题上，卡夫卡犯了一项“伟大的错误”，这个天才在大量地浪费时间。但布罗德同时承认，“卡夫卡在事务所工作的经验中，从与忍受不公正工作的冗长手续打交道的过程中，以及停滞的案牍生涯中，获得了对世界和生活的丰富知识，也获得了他那怀疑的悲观主义”。
“小职员”，这个有趣的身份特征似乎给这些杰出的人物都蒙上了一层面纱，使他们可以让自己锐利的眼睛不动声色地从最细微的地方观察这个世界还有他们自己。他们过的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