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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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原因。照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有二。第一，由于主张权利平等的学者，对它的学说体会得还不够深刻。第二，由于和外国人来往的时间尚浅，还没有发觉其为害之大。分别论述如下。
第一，今天在社会上主张人民权利平等的虽然不少，但这些人大都是学者之流也就是士族，在国内属于中等阶层以上的人和有过特权的人，以往并不是没有权力因而受别人欺压的人，而是曾经有权有势欺压别人的人，所以，由他们来主张权利平等，就不免有隔靴搔痒之感。比如，不是亲口吃过的食物，就不知其真正的滋味，没坐过监狱的人，就谈不出来真正狱中的苦楚。假使全国农民商人都有知识，让他们说出当年身受特权者欺压的痛苦，说出彻骨的愤恨，只有听到这些，才能写出真正深刻的平等论来。但是，这些无知无勇的人民，虽曾受到欺侮，而不知应当愤怒，或内心虽感到愤怒而口里却说不出，因此别人即使想描写这种情况也很难得到真实材料。不仅如此，就是在今天，一定还有许多人对于社会上的不平等现象，感到愤怒和痛恨，但这些心理都无法了解，只能以我的想象去推测而已。所以说，今天的平等论，归根结底还只是由别人臆测出来的。学者若要了解平等论的真谛，写出正确的理论，则无须找别人，应该求诸自己，回顾一下从少年时代起一直到目前为止自己的经历，就能有所发现。不论哪种身分的人，也不论华族或士族，只要仔细回忆一下自己的亲身体验，就会发现，在一生之中，一定有过遇到权力偏重而愤愤不平的经验。这种愤懑不平的心情，不必问别人，只反问自己。现在从我的记忆中，举出一例来说明。我生在幕府时代一个地位很低的世袭小藩臣的家庭，当时在藩中，每逢接触大臣士族，就受到蔑视，虽然是在童年时代心里已经感到不平。但是，这种不平的真实心情，若非是和我一类的小藩臣，是体会不到的。至于那些大臣士族，恐怕直到今天也想象不到的。有时偶尔离开藩地到别处旅行，如果遇到过公卿、幕府官吏或德川三家的家臣，在驿站里就把轿子给夺去；在渡口上被抢先渡过；有时不准同住一家旅馆里，睡到深更半夜突然被赶出去。这种情况，在今天说来，虽然不值一笑，但当时身受时所感到的气愤，迄今记忆犹新。这种气愤只有身为世袭诸侯家臣的我自己才会有，至于引起我气愤的那些公卿、幕府官吏、德川三家的家臣，当然是丝毫不知。即使不完全如此，对他人的气愤也只能凭主观去臆测而已。我在日本还是中等以上的士族阶级，对身分高于我的人尚且怀有不平，对于比我身分低的农民和商人，一定有的地方会使他们感到不平，只是我不知道而已。世上这类事情很多，如果不是身临其境，就不可能体会真实感情。
由此看来，现在的平等论，尽管论点似乎是正确的，但并不是根据本人的亲身体会，而是推测旁人的心理而立论的，所以也就不能真切细致地反映情况。因此，在叙述权利不平等的弊害时，就不免有粗疏迂阔之嫌，论述国内情形，尚且不免于粗疏遗漏，至于谈到对外关系，涉及到与外国人争权利的问题上，当然更不用说了。将来如果让这些人掌握外交，广泛地和外国人接触，亲自负责为国家争权利时，就会象我国农民商人蒙受士族的欺压，世袭小藩的家臣蒙受公卿、幕府官吏、德川三家的家臣的侮辱一样，受到外人的轻侮，到那时，才会了解到现在的平等论的迂阔，觉悟到权利不平等的可憎、可恶、可怒和可悲了。而且，旧时的公卿、幕吏和士族，虽然傲慢无礼，但终归是本国人，知识也贫乏，因此平民对付他们，还可以敬而远之和表面尊敬而暗中骗取他们的金钱。这虽然是下策，仍可借此聊泄不平之气。可是，今天外国人的狡黠慓悍情形，远非公卿幕府官吏所能比拟，其智可以欺人，其辩可以诬人，欲争有勇，欲斗有力，可以说是一种智勇辩力兼备的超级的华族和士族。所以万一被其制御而受其束缚，则其严密程度，将达到连空气都不得流通那样，我们日本人民将被窒息而死。想象到这般情况，怎能不令人毛骨悚然！
兹引印度的例子，作为日本的殷鉴。英国人统治印度，手段之毒辣，简直不忍形容。例如，印度政府任用人员的方法，是不论英人、印人均有同样的权利，一律量才录用。然而对于印度人，只限十八岁以下的可以适用这项规定，其录取条件当然是，通晓英文和英国情况，否则就不合格。所以印度人在十八岁以前，既要学好本国的学业，同时还要学好英文，而且以其英文程度和英人相比，如不优于英国人就不可能被录取。如果超过一岁，十九岁才毕业者，因受年龄的限制，不问其才学如何，也不论其品行如何，一概不予录用，不准参加任何印度政府机关或地方的工作。然而，英国人并不以这种苛法为满足，另外还规定了考试地点在英国伦敦，故意使印度人远渡重洋到伦敦应试。所以印度人即使到了十八岁，并具备相当学力，如不耗费大量金钱，远程跋涉，就不能作官。在这个条件的限制下，不论学问深浅，家产若不富裕也当不上官。或许偶有胆大的人，不惜花费巨资去伦敦应试，如果不幸名落孙山，就要倾家荡产。这种刁难情形，真是无法形容。英国的暴政，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还有一项法律，规定印度政府审判时的陪审人，只限由英国人充当，而不准任用印度人（即Jury，陪审委员团，见“西洋情况”第三卷，英国部分，第九页）。听说有这样一件事，有一个英国人在印度枪杀了一个印度人，在审讯时，被告人答称：“当时看到一个动物，只当是个猴子而开枪打了，结果不是猴子而是个人！”，在座的一排陪审员们一致表示无异议，因而判决被告无罪。
最近伦敦有几位学者私人组织了一个团体，企图致力改革印度情况。上举的这个控诉就是1874年春某印度人向这个团体提供的书面材料。这是根据当时在伦敦的老友马场辰猪的报告。马场先生曾参加这个团体，并亲自听过这段故事，据他说，这类事情在印度简直不胜枚举。 文人小说下载
第二，自从外国人和我国通邮以来，迄今仅二十年，开辟了五个港口，但是进出口货物并不多。外国人聚集地点，主要是横滨，神户次之，其余三港人数不多。根据条约规定，各港口设有外国人居留地，并划定界限，外国人的旅行范围规定在从港口算起十日里以内，非经日本政府批准不得越界。其他关于买卖不动产和借贷金银等等，也有法令规定。由于内外之间没有许多限制，所以到现在为止，虽然双方交往渐趋频繁，但内外人民之间仍然很少有接触。即使在交往过程中，有的日本人受到委屈而感到不平，大约也只限于通商港口附近的人民知道这种情况，很少传闻全国。同时，自开港以来，关于政治方面的外交事务，都由政府一手包办，人民无从知晓。例如，横滨市生麦事件，因杀害英人赔款十万镑，下关事件赔款三百万美元，又如旧幕府时代向荷兰订购军舰，同法国人订立条约开办横须贺制造局，维新后也买过炮舰，建设灯塔，修筑铁路，架设电线，募集外债，聘用外国人员等等，交涉非常频繁，其中或许我们根本没有受到委屈，但在一些无理的交涉中，不免要在经济上吃些亏。不管怎样，对方绝对不会吃亏，这是很明显的。至于我方是否得到充分利益和体面则极为可疑，由于政府一手包办，人民无从知悉。不但小民如此，就连学者士君子以及未参预其事的政府官员也毫无所知。所以，我国人民关于外交的情况，既不知双方权利是否平等，又不知是否吃过亏，也不知其利与害，更不知其得与失，茫然如同看外国的事情一般。这就是我们日本人为什么不知道和外国人争权利的一个原因。既然不知道，也就无从忧虑了。
外国人来到日本为期不久，并且到今天为止，还没有使我们受到重大损害，没有使我们太不体面的事，因此在人民的心里印象不深。但是真心爱国的人士，不可不把眼光放远一些，广泛考察世界上的古今事迹。试问，今天的美利坚原来是谁的国家？这里的主人印第安人，不是被白种人所驱逐，而宾主易位了么？所以今天美利坚的文明是白种人的文明，不能称它为美利坚的文明。再看东洋各国及澳洲诸岛的情形又是如何？凡是欧洲人所到之处，当地人民能否保全本国的权利和利益，并真正保持本国独立呢？波斯、印度、暹逻、吕宋、爪哇又如何呢？桑德威治①岛在1778年被英人加比丹高克发现。据说此岛比附近诸岛开化最快，可是该岛在发现初期尚有三四十万人口，但到了1823年只剩下十四万人口。五十年之间，平均每年人口减少了大约百分之八。人口的减少可能有种种原因，姑且不论，所谓开化，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只不过是指该岛土人停止了吃人肉的恶习，而能适合作白种人的奴隶而已。至于中国，因为幅员广大，西洋人尚不能深入内地，现在仅出入于沿海一带，但观察今后趋势，这个帝国也将要变成西洋人的田园。西洋人所到之处，彷佛要使土地丧失了生机，草木也不能生长，甚至连人种也有被消灭掉。看到了这些事实，并想想我们日本也是东洋的一个国家，尽管到今天为止在对外关系上还没有遭受到严重危害，但对日后的祸患，却不可不令人忧虑！
①按即夏威夷岛。——译者
以上所述如果是事实，那么，日本的对外关系问题，不管从经济上说，或是从权利上说，都是极其艰巨的，可以说是危害国家命脉的重病。这个重病是全国人民的共同病患，所以必须由全国人民一同来寻求治疗方法，无论病况加剧或好转，都是自己的事，一切利弊得失全都属于自己的，丝毫也不应依赖别人。见识短浅的人，看到近年来的社会情况与前不同，便认为这是文明，这是对外关系给带来的好处，并认为对外关系越频繁，日本的文明就越进步，因而表示欢迎。然而他们所指的文明，只是表面形式，根本不是我所希望的文明。纵然使这种文明能够得到高度发展，如果全国人民没有真正的独立思想，文明也不能对日本起什么作用，那么，就不能称为日本的文明。在地理上，虽以土地山川称为国家，而我则认为领土和人民结合起来才能成为国家。所谓国家的独立，所谓国家的文明，是指一国的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权利和尊严而言。如果谈国家的独立和文明只联系领土，而不联系人民的话，那末，看到今天美利坚的文明，就应该为印第安人庆幸了。同时在我们日本，将政治、学术等等一概都交给文明的欧洲人担任，让日本人充当奴隶，受欧洲人的驱使，这也不会对日本领土有什么影响，反而能使日本成为比目前还高几百倍的独立文明国家了，这真正荒谬绝伦了。
有的学者说：“国际间的来往是出于大公无私的，彼此未必怀有恶意。所以尽可自由贸易、自由来往，而听其自然。如果真有损害我们的权利和利益的情形，就应该从我方检查其所以发生的原因，不修己而苛责于人，是于理不合的。今天既然和外国人和平交往，就应开诚布公，保持友谊，不可存丝毫的疑心”。这种说法诚然有理，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私交确实应当如此，可是国际间的交往和个人的私交，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大家知不知道以往封建时代各藩之间的交往情况？各藩人民不见得不知道，但在藩与藩之间的交往上，就不免有自私心，这种情况对外藩而言固然是私，但对藩内来说就不能不叫作公，这就是各藩的私情。这种私情，不是高唱大公无私所能消除的，只要有藩存在，就永远会有这种私情。直到数年前由于废藩，才消除了它，到今天各藩人民似乎逐渐摆脱了旧藩情感，然而在各藩存在期间是绝对不能责备的。只是在本国内的各藩之间，尚且如此，而对于东西悬隔，地域不同的外国人，主张本着大公无私的精神和他们交往，这究竟是何居心？未免过于迂阔了！这只是所谓“老好人”的论调而已。大公无私当然是值得推崇的，如果西洋各国根据大公无私的精神对待我们，我们当然欢迎，绝不拒绝。不过，要想做到这一步，首先必须象我国废藩那样废除全世界的政府，学者是否认为有此可能？如果没有这种可能，只要世界上有国家有政府存在，就无法消除各个国民的私情，既无消除私情的办法，彼此便不得不以私情相待，这就是为什么偏私和爱国精神名异而实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