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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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一代又一代地相传到末世的今天，这样发展下去简直要变成了禽兽世界，这是和用算盘计算数字一样准确。幸而人类智慧进步的规律，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决不象儒者所想象那样，不断涌现胜于古人的人物，促进了文明的进步，推翻了儒者的设想。这是我们人民的大幸。他们如此迷信古代崇拜古代，而自己丝毫不动脑筋，真是所谓精神奴隶（Mental slave）。他们把自己的全部精神为古代的道理服务。生在今天的世界而甘受古人的支配，并且还迭相传衍，使今天的社会也受到这种支配，造成了社会停滞不前的一种因素，这可以说是儒学的罪过。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过去我国没有儒学，也不可能有今天。在西洋所谓“Refinement”，即陶冶人心，使之进于文雅这一方面，儒学的功德的确不小。不过，它只是在古时有贡献，时至今日已经不起作用了。当物资缺乏时，破蓆也可以作被褥，糠麸也可以抵食粮，更何况儒学呢？所以过去的事情不必追究了。从前用儒学来教化日本人，如同把乡下姑娘送到府第里服务一样。她们在府第里必然学会举止文雅，聪明才智也可能有所增长，但活泼的精神完全丧失，而变成一个不会管家务的无用的妇女。因为当时，还没有教育妇女的学校，所以到府第里去服务也未尝没有道理。可是在今天，就必须衡量其利害得失而另定方向了。
自古以来，我们日本号称义勇之国，武人剽悍而果断，忠诚而直率，与其他亚洲各国相比毫无愧色。尤其是在足利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割据，连年战争，当时日本武风之盛是空前未有的。有一败而亡国的，也有一战功成而建立基业的，既不论门第出身，也不论资历如何，功名富贵转瞬可得。日本这时的情况和罗马末期北狄侵入时期的情况相比，虽然文明程度有先进与落后之不同，但确实相象。在这种时势下，日本的武人应该自然产生独立自主的精神，象日耳曼野蛮民族所遗留下独立自由的精神那样，我国人民的风气应该发生一场变化。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在本章的开头所述，权力的偏重，自有史以来，就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一切人的关系中，即使经过震动也没法改变它。这个时代的武人，虽然好象是豪迈不羁，但是这种豪迈不羁的气概，既不是出于本身的慷慨，也不是出于自以为是个男子汉，目空一切，要求个人自由的心情。不是由于受到外界的引诱，就是借外界的力量而产生的。什么是外界的力量呢？这就是为祖先、为门第、为君、为父或为本人的身分等等，凡是这个时代出师的名义，没有不是假借这些东西。如果没有祖先、门第、君、父、身分等等，就要故意制造名义作为借口。无论是多么文武双全的英雄豪杰，没有一个是单靠他的智勇举事的。兹举一两个例子来说明。在足利时代末年，四方豪杰，或假借驱逐他的主人，或为君父报仇，或为复兴祖先门第，或为保全武士的尊严等理由，而纠集党羽各霸一方，形成割据之势。但是他们所期望的却只是晋京一事，究竟晋京的目的何在呢？无非是要谒见天子或将军，假借用其名义以号令天下。至于未能晋京的，也要在原地拜领王室的封官，以这种官职，作为光宗耀祖和控制部下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是古来风行于日本武人间成为一种惯例，如源、平两氏等酋长也莫不如此。至于北条氏，他并不直接要求最高的官位，在名义上还保存着将军，而以五品官的身分，掌握天下大权，他不仅把王室当作工具，同时也利用了将军的名义。表面上冠冕堂皇，实际上完全出于用心卑鄙，其中含有不可告人的目的。又如足利尊氏采纳了赤松圆心的计策，怂恿后伏见天皇降旨，立王子为光明天皇。这件事，任何人看来，都知道并非出于尊王的本意。织田信长最初俘掳了将军义昭，但后来感到将军的名义不如天子，于是驱逐了义昭，直接挟持了天子。这并不是由于谊厚，事实上是最露骨的阴谋诡计，是天下人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然而，他在表面上仍然高谈忠信节义，利用形同儿戏的名分作为借口，自以为得计，而他人也不怀疑，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在他的党羽中，不论上下都得到了巨大的利益。自有史以来，日本武人就遵循着本国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生活在权力偏重的环境中，从不以对人屈从为可耻，这和西洋人的爱惜自己的地位，尊重自己的身分，以及维护自己的权利相比，有着显著的区别。所以，虽在兵慌马乱的时代也不能打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规矩准则。例如一姓之中有大将，大将之下有家臣，其次有骑士，再次有步卒以至于杂役，僮仆，上下的名分非常明确，其权利义务也随着名分而有所不同，没有一个不受压迫的，也没有一个人不压迫别人的，这就是既受别人压迫又压迫另外一些人，既屈从于此，而又骄矜于彼。譬如，有甲乙丙丁等十人，乙对甲卑躬屈膝，好象是受到不可忍受的耻辱，但乙对丙却趾高气扬不可一世。所以用后者的得意以补偿前者的耻辱，使其不满得到平衡。如此丙取偿于丁，丁又求之于戊，一环套一环无休无止。这恰如借钱给东邻而向西邻索还一样。如果以物质作比喻，西洋人的权力就象铁，既难使它膨胀，也难使它收缩；而日本武人的权利，则好象橡胶，其胀缩的情形随着接触物的不同而不同，对下则大肆膨胀，对上则立时收缩。把这种偏轻和偏重的权力，集成一个整体，就叫作武人的威风，遭受这个整体压迫的，就是孤苦无告的小民。为小民着想固然可怜，但从武人集团来说，却不得不说这是上自大将下至杂役僮仆的共同利益。不仅是求得了共同利益，而且还似乎保持了上下关系的整齐和秩序。所谓秩序，就是指在他们集团之内上下之间，人人都表现出卑屈的丑态，但是他们硬把整体的光荣，作为自己的光荣，反而抛弃了个人的地位，忘却了卑屈的丑态，由此另外制造成功一种秩序，并且安于这种秩序。习惯成自然，终于形成了他们的第二天性，这种习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就是武人特有的风气。如果单就某一点或某种场合来说，也可能有不少值得羡慕的地方，例如昔日三河武士隶属于德川氏的情况就是这样。武人的相互关系既然是这样，那么，为了维持这种关系，必须有一种无形的最高权威。这种最高权威就是王室。然而，事实上人类社会的权威，应该是属于人类的智德，所以，如果没有真的智德，真的权威也不可能属于王室。于是武人们想出一种策略，只把保留王室的名义，使它徒拥虚位，而把实权掌握在武门手里，这就是当时的四方豪杰，所以热衷于晋京和故意保存形同儿戏的名分而加以利用的原故。如果寻求其根源，那就是由于，日本的武人没有个人独立的精神，因而不以这种卑鄙的行径为可耻（乱世的武人没有个人独立的精神）。
现在特别提出一件自古以来被人们忽略了的事情，从这件事情便可以看出日本武人没有独立自主的精神。这就是关于人的姓名问题，本来人的名字都是父母给起的，成年后也有改名的，但这不是应该受他人的指使。有关衣食住的用品，好象可以按各人之所好自由选择，但多半要受外界的影响，随着社会的风尚而改变。然而，人的姓名却不同于衣食住上的用品，命名时当然不受别人的指示，即使是亲戚朋友，如果不是本人向他们征求意见，谁也不能随便过问，在有形的事物中，这可以说是最自由的一部分。在用法律规定禁止更改姓名的国家里，当然要遵守法律，这样也不算妨碍自由。而在可以自由更改姓名的国家，例如想把源助这个名字改为吉平，或者不改，这种自由完全属于个人，就如同夜间睡眠时脸向左侧躺着还是脸向右侧躺着完全由自己决定一样，根本与他人无关。可是，古来日本武门竟有接受赐予“偏讳”而准许冠姓的惯例，这是一种卑屈低劣的风气。即以上杉谦信的英武也未能例外，也曾接受将军义辉的偏讳改名为辉虎。还有更甚的例子，如在关原之战以后，天下大权归于德川氏，诸侯中凡是冒姓丰臣或松平的一律恢复本姓，这种改姓也许是出于自愿，也许是奉命而行，但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卑屈的行迳。或者有人要说，改名冒姓是当时的风俗，并无人介意，所以今天不能加以责难。其实绝对不然。凡冒用他人姓名的，其内心并不会愉快，这是古今人之常情。由下述情况可以证明，足利时代永享6年，妗值慕质现樱赡旰竺寰茫笔痹泄芰焐仙枷苁到ㄒ橛ρ肭蟠褪翌突洌床赡伞４耸背质弦丫卸懒⒌囊馑迹貌宦燮湟馔既绾危苤赡苋衔坝盟说男彰强沙艿氖隆Ｔ偃绲麓ㄊ贝啻复ㄊ显痪托账善剑饧旅窦浯捞浮Ｕ饧率钦媸羌偎洳磺宄谴诱饫锟梢钥闯觯诎颜饧碌弊髅捞刚庖坏闵希词枪沤裣嗤摹Ｉ鲜鲇泄匦彰奈侍猓淙徊皇鞘裁创笫拢钦饧氯此得髁斯爬匆砸逵录频奈淙耍涫凳呛蔚鹊谋氨汕优常被刮怂得饔凶湃ㄍ恼淞α渴侨绾慰膳拢艺庵至α磕芄簧傅饺诵牡纳畲Γ阋钥刂迫诵牡亩颍谡饫锒嘧甘隽思妇洹�
如上所述，日本社会从上古以来就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个因素，并形成了权力的偏重，直到今天这种情况仍未改变。在人民之中也没有争取自己权利的，而宗教和学问也都控制在统治者的手里，从未能获得独立。乱世的武人虽然貌似义勇，但不懂得什么是个人。无论乱世或治世，人与人的关系，从最大到最小，到处都存在着偏重现象，同时，不依靠偏重，则任何事情也行得通。这种情况，恰如用一种药治万病，靠这一种药的功效来滋补统治集团，然后把他们的力量集中在当权者一人手里。如上所述，无论王朝的政治或将军的政治，无论北条、足利的策略或德川的策略，其实质都是一样。如果说彼善于此，或此逊于彼，不过是视其运用这偏重的手段巧拙而判断其得失罢了。只要把偏重的手段运用得宜，能把最高权力集中于执政者的手里，便是万事大吉，别无所求了。根据古来的习惯，有所谓“国家”二字，这个“家”字不是指人民的家，而是指执政者的家族或门第。所以国就是家，家就是国。甚至把增加封建政府的财富也叫作就是为了“富国”，这种情况表明“国”已经被“家”吞没了。因为用这种思想来定政治的根本方针，所以想出的策略也只有企图把偏重的权力集中于一家了。山阳外史，曾评论“尾大不掉”为足利的政治的重大失策。也就是说，足利氏没有实现偏重，未能把权力集中于足利一家而已。作为当时的儒者，当然会有这种看法，不过，这毕竟是只知有家而不知有国的论调。如果认为足利氏的“尾大不掉”是失策，那末，对于德川的“头重脚轻”就不能不感到心满意足了。自古以来，所有集权政治，再没有比德川氏运用得更巧妙更漂亮的了。自从德川氏统一了日本以后，便为他的一家大兴土木，耗费了诸侯的财富；另一方面却拆毁了各藩诸侯的堡垒，禁止各藩修筑城郭，禁止建造大型船只，不许军火运入首府，并将各诸侯的妻子拘留于江户，叫他们兴建宅邸，引导他们浮华堕落，不使从事正业。如果看他们还有余力，就借“效劳”或“警备”等等名义，使他们疲于奔命。这种有令必行，有命必遵的情况，恰如先挫伤了人家的手足然后与之角力一般。在集权的政治中，这可以说是最高明的典型了。倘为德川家族的利益着想，确实可以说是极尽巧妙的能事了。本来，成立政府，必须保持一定均势由中央掌握权柄以控制全局，需要有这种均势的，不仅仅是我们日本，世界上任何国家也都如此。野蛮未开化的古代日本人，尚且懂得这种道理，所以，从数千年的古代以来，一直对于“专制”念念不忘。何况在文化逐渐进步的后世，谁能设想剥夺了政府的权力以后，还能实现文明呢！政权存在的必要，就是小学生也会知道的。但在西洋文明的各国，这种权力并不是来自一处。政令虽出于一个政府，但其政令是代表全国人民意志的，即或不能代表全体的意志，也是根据人民的意见稍加变通，或把各方面的意见加以综合，而集中起来统一发号施令罢了。然而日本，自古以来政府与国民的关系，不仅是主客关系，也可以说是敌对关系。德川政府耗费诸侯的财富，就无异于战胜者索取战败者的赔款。禁止国民造船，制止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