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论概略-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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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也不例外。这时，人民与王室之间便开始发生了争端，这种斗争最先是在英国发生的。在这个时期，王室的权威虽然不算小，但人民由于从事工商业，积蓄了财产，还有不少人购买了贵族的土地而成为地主。这些人既有了土地和财产，又善于经营终于垄断了全国的商业，成为国家财富的主人，因此对于王室的专制，就不能置之不理了。过去曾以罗马为敌进行了宗教改革，而今天已经形成了以王室为敌实行政治改革的趋势。从事情的性质来看，这两者虽有宗教和世俗之分，但在发挥独立自由的风气而成为文明的征象这一点上，则是完全相同的。这可能是，以往自由城市的精神，这时又逐渐复兴起来了。从1625年查理士一世即位起，民权学说和宗教的争论都很激烈。忽而召开议会，忽而封闭议会，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到1649年终于废除国王，建立了共和政体。但这只是昙花一现，后来又经过种种变乱，直到1688年威廉三世即位，才大刀阔斧地改革了政府的方针，根据自由民主的原则，确定了君民同治的政体，直到今日。

法国在十七世纪初路易十三时代，由于首相黎塞留的力量，加强了王室的权威。1643年路易十四世继承王位时，年仅五岁尚不知国事，又当内外多事之秋，但国力并未削弱。后来国王成年，天资聪颖，继承了祖宗的遗业，不仅威服海内，并屡次与外国交战，获得胜利。路易十四在位七十二年，王威显赫，达于极点，法国王室的兴盛，以这个时代为最。但是，到了他的晚年，军威渐衰，政纲松弛，王室衰微的征象已经隐约可见。路易十四的衰老，不仅是他本人的衰老，也可以说是欧洲王权的普遍衰老。到了路易十五时代，政府腐败已极，无法无天几乎达到顶点。若与以往相比，前后的法兰西判若两国。但从另一方面就法国的文明来说，在政治腐败的这个时期，文明的昌盛达到空前未有的地步。在十七世纪，学者的议论中并不是没有自由思想，但他们的见解未免过于狭隘，到十八世纪，其面目才焕然一新。不论宗教、政治学；哲学理论、自然科学等各方面无不蓬勃发展，研究的范围极为广泛。经过研究、质疑、分析和试验等等，人们思想豁然开朗，仿佛没有任何阻碍。大体说来，这个时期的情况，王室政治是在停滞中腐朽下去；而人民的思想则由于追求进步解放而生气勃勃，王室与人民之间产生了一触即发的形势。十八世纪末期的法国大革命就是这种冲突的表面化。这类事件的爆发，英国是在十七世纪中叶，法国是在十八世纪末期，虽然前后相隔百余年，论其发生的原因和所导致的结果，可以说两者是同出一辙。

以上是西洋文明的梗概，关于详情细节，请参阅“文明史”译本，学者倘能对该书全面地前后联系起来，反复加以研究，必能得到很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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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日本文明的来源

如前章所述，西洋文明的特点是这样，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开始是各种学说同时并立，中间经过争论彼此逐渐接近，最后合而为一，其中含有自由精神。这好象把金银铜铁等元素，熔化在一起，变成一种非金、非银、又非铜非铁的化合物，各种成分保持均衡，互相构成一个整体。可是，我们日本的情形，就与此大不相同了。日本文明，关于人的社会关系，当然也有各种因素，君主、贵族、宗教和人民等自古就有，并各自形成一个阶层，各有各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未能并立，未能互相接近和合而为一，这好比虽有金银铜铁各种元素，但未能镕合成一体。即或镕合在一起，实际上并不是各种元素保持着均衡，不是偏重偏轻，就是其中的一种元素消灭了其他元素，使其他元素不能现出本色。这好比铸造金银货币时，虽然掺入十分之一的铜，但是不能现出铜的本色，铸造出来的货币仿佛是纯金银货币一样。这就叫作偏重。文明的自由，并不是用其他自由所能换取到的，只有允许享受各种权利，使能获得各种利益，容纳各家的意见，使各种力量得以发挥，彼此保持均衡，才存在这种自由。自由也可以说是从不自由当中孕育出来的。所以，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论政府、人民、学者或官吏等各种不同阶层，凡是拥有一定权力的，不管智力也好，膂力也好，只要叫做力量，就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人类的任何权力，绝不可能是尽美尽善的东西，其中必然包含着固有的缺陷，或者因为卑怯而误事，或者因为过激而出乱子，这种事例从古今历史上可以看到。这就是偏重的祸害，有权者应该引以为戒。日本文明与西洋文明相比，一个突出的区别就在于权力偏重这一点。

在日本，权力的偏重，普遍地浸透了人与人的关系中。本书第二章曾谈到一国人民的风气问题，而权力的偏重也是这种风气之一。今天学者讨论权力问题时，往往把政府和人民对立起来，不是愤恨政府的专制，就是责难人民的放肆。但若详细观察事情真相，深入分析，就可以看出，这种偏重，从最大的人的关系一直到最小的人的关系，不论大小，也不论公私，只要有人的关系，就没有不存在着权力的偏重。譬如日本全国有千百个天平，不论大天平或是小天平，都偏于一方，失去了平衡。又如一个三角四面体的结晶物，即使把它破成一千块一万块，或者把它捣成粉末，它的每一个分子仍然不失三角四面的特征，若再把这些粉粒合成一小片或者一大块，仍然形成三角四面体的形状。权力的偏重，就象上述比喻这样，普遍贯穿到每一事物的最微细的末端，然而这种情况并没引起学者的注意，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无非是因为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大而且公，所以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议论也就多半偏于这一方面。现在根据实际情况来谈谈偏重问题。哪里有男女的关系，哪里就有男女权力的偏重，哪里有父子的关系，哪里就有父子权力的偏重，在兄弟的关系上是这样，长幼的关系上也是这样。家庭间如此，社会上的情况也是如此。他如师徒、主仆、贫富、贵贱、新手老手、嫡系旁系等等，所有这一切上面都存在着权力的偏重。进一步从人类种族社会的形成过程来看，在封建时代，诸侯有大小之分，寺院有正支之别，神社有本末之异等等，只要有人的关系的地方，就有权力的偏重。在政府方面，按着官吏的地位等级，偏重的情形最为严重。政府官吏在平民面前作威作福，看起来好象很有权力，但这些官吏在政府里，受上级的压迫，比平民受官吏的压迫还要厉害。例如，地方小吏呼唤村长谈话时，态度傲慢无礼令人厌恶，但是这些小吏在长官面前，其卑躬屈膝情形，更是可怜亦复可笑。村长受到小吏的无理叱责，固然值得同情，但是他回村里无理叱责村民，又极可恶。甲受乙的压迫，乙受丙的压迫，压迫欺凌循环不已，这也可以说是一奇观。本来，人的贵贱贫富、智愚强弱的程度，按照各个人的条件（Conition）分为无数等级，虽然存在这种等级，但并不妨碍人与人的交往。然而，由于人们这些情况的不同，往往他的权利（Right）也跟着不同，这就是权力的偏重。

如果只从表面上看，现在的情况好象只有政府是有权者。但如果仔细分析政府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这样有权，就能得到比较细致的结论。政府本来是人民相聚处理事务的场所，在这里工作的人，或称之为君主或称之为官吏。而这些君主和官吏，并非生来就是当权的君主和官吏。即使封建时代有世袭官爵的习惯，但实际办事的大多是偶然选拔出来的人物。这些人物一旦进入政府，并不会立即改变其生来的本性。那些在政府里弄权的，也不过是暴露了他的生平本色罢了。例如，在封建时代，也曾有过选拔贱民充任政府要职的事，但他们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为，而只是因袭过去，充其量也不过作得比较巧妙些罢了。所谓巧妙，是指弄权方面而言的，他们不是爱民使人民愚昧，就是威压人民，使人民畏惧。如果让这种人处在民间，他们的作风也是一样，让他们留在乡村，或留在城市，也一定是这种作风，总之，这是我国人不可避免的通病，谁也不能例外。只是因为政府工作，事体宏大涉及面广，容易引人注目，而经常成为谈论的对象。所以，政府并不是弄权的根源，而只是集中了专权者的场所，它正是给专权者以用武之地，使其得以显示生平的本色，任所欲为的场所。如果不是这样，把弄权的根源归之于政府，那么，人们只在作官期间才患这种流行病，而在作官以前和以后，难道就没有这种症状么？这是说不通的。本来，专权就是有权者的通病，他们一旦身在政府大权在握，就要迷醉于权力，进而滥用职权。也许因为政府或一家的具体情况，势非专权不可。然而，就一般人来说，如果平素受的教育和生活习惯中没有专权的思想作风，一旦参加了政府，就立刻学会弄权，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根据以上的论述，爱弄权柄和由此造成的权力偏重，决不限于政府，而应当说这是全国人民的风气。这种风气，就是西洋各国和日本之间的最明显的差别，现在必须探讨其原因，但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在西洋人的著作里有这样说的：亚洲人弄权的原因，是由于气候温暖、土地肥沃、人口过多和在地理上山海险阻广阔，因而产生了极端的幻想和恐怖之念的原故。用这种说法来说明日本的情况，能否解决问题，很难断定。即使能解决问题，而这些原因都属于自然条件，人力是无可如何的了。所以，我想只就事物的发展来阐明弄权的原因。苟能找出原因，也就会有适当的对策。我们日本在开国之初，也和世界各国一样，若干人民结成一群，由群里膂力最强、智力最高的人物来支配一切，或者是由外来的征服者当酋长。根据历史记载，神武天皇就是从西方率领着军队来的。统治一群人民，当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所能作到的，所以在酋长之下必须有辅助他的人，而这些人可能都是从酋长的亲戚或朋友中间选拔出来的，他们同心协力，形成了一个政府的体制。政府体制形成之后，政府里的人便成为统治者，人民便成为统治的对象，于是就分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统治者叫作上或主或内，被统治者叫作下或客或外。因此，上下、主客，内外的区别，也就截然分开了。从此这两者成为日本人之间的互相关系上的两大分野，也可以说这是我国文明的两个因素。自古至今，人的关系虽然多种多样，但归根结底都可归纳成为这两种因素，而没有任何一种可以例外（分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

统治人当然不是容易的事，因此，站在统治者立场的人，必须膂力与智力兼备，并且还须有些财富。既能具备膂力与智力且有财富，就可以得到统治者的权力。所以，统治者必然都是有权者。而王室则在这些有权者之上，集中他们的力量统治全国，当然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了。同时，被统治的人民，由于王室由来已久，也就越来越服从它，自从神功皇后时代以来，屡有外征，由此可知，当时皇室已威服全国，毫无内顾之忧。后来，文化渐开，有了养蚕、造船的技术和纺织、耕种的工具，以及医儒、佛教的书籍等其他各种文明事物，其中，有的从朝鲜传来，有的是本国发明的，这样，人们的生活方式日渐丰富起来，但管理这些文明事物的权力，全部操在政府手里，人民只有俯首听命而已。不仅如此，连全国的土地以至人民的身体，也都成为王室的私有财产。换句话说，被统治者等于统治者的奴隶。到了后世，仍有“御国”、“御田”、“御百姓”等的称呼，这个“御”字就是尊敬政府的意思，也就是说，日本国内的土地和人民的身体都是政府的私有物。仁德天皇看到民间炊烟遍起，曾说：“朕已富矣”，这毕竟是出于爱民之心，视人民的富裕为自己的富裕，堪称心平气和的仁君了。然而，由此也可以看出，当时天皇是把天下看成一家和自己的私有财产。在这种形势之下，天下大权都集中于王室，因而，权力经常偏重于一方面，一直到它的末代。总之，如前所述，从至大到微小的地方，一切事物都存在着权力的偏重，如把人与人的关系，分为千万个，就有千万个的偏重，把它归纳成一百个，就有一百个的偏重，若缩小到王室与人民这两层，则两者之间也有偏重，也就是权力经常是偏重于王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