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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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孩子之后，农业大队的教导员宋有义来我们房子看过李怀珠一次。原先管我们的是一个人们叫袁干事的管教干部，后来袁干事不见了，宋有义专门管我们。宋有义和梁敬孝同级，可能是科级干部。夹边沟农场原来是科级单位，这时候劳教的右派多了，升为县级农场了。

宋有义叫毕可成伺候几天李怀珠。他还和伙房说了一声，给了李怀珠一斤清油，二斤鸡蛋和几斤面粉。叫毕可成给李怀珠做饭吃。

李怀珠身体弱，再加上吃不饱，思想压力又大，生下的孩子瘦极了。我的孩子们出生时都在七斤左右，生下来胖墩墩的。圆胳膊圆腿，皮肤红润，哭起来哇哇的声音洪亮有力。李怀珠的孩子才四斤重，那个瘦呀，那个难看呀：身上的皮肤皱皱巴巴的，脸上也有许多褶子。哪里像个初生的婴儿呀，简直就是个衰弱的小老头，像只赖猫。哭的时候嗓门细弱还有点沙哑。胳膊腿软软的没力量。

这个孩子长得很丑，可是我们房子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毕可成伺候几天又回农业队去了，我们几个又回来睡，睡觉的时候我就挨着那孩子睡。只要他醒着，我就逗他玩，摸摸他的脚，捏一捏手指头。夜里孩子一哭，我一下子就坐起来，给他换尿布，抱着他摇呀晃呀，晃睡着了我再睡。豆维柯可是个很洋气的人，个子不高吧，但匀称，白白圆圆的脸白中透红，天生丽质，像个洋娃娃。这个人很傲气，她知道自己长得漂亮，瞧不起其他右派。虽然她也是个右派，可是在农场里她穿着列宁式的呢子短大衣，昂着头走路。但是她也喜欢那个孩子，收工回来，一进屋就把孩子抱起来亲呀亲呀，亲够了才去洗脸。这个人还积极得很，打从到了夹边沟就经常写思想汇报写改造思想的心得，向管教干部表现自己的进步。她还经常揭发别人偷粮食了，偷面粉了。她总是受到领导表扬，却把两个磨面的姐妹罚到大田劳动去了。为这些事，我们全组的右派都恨她，和她关系不融洽。可是李怀珠生孩子以后，磨面粉的姐妹们从磨坊偷面粉偷小麦半夜里在煤油炉子上做吃的给李怀珠增加营养，其他人也跟着吃，她却一次也没告发过。有次傍晚收工回来，她竟然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堆黄豆来，倒在李怀珠的洗脸盆里说，晚上叫老李煮着吃吧。这东西有营养。我问她从哪儿搞的黄豆，因为磨坊里从来没磨过黄豆。她回答从伙房抓的。

由于孩子的原因，我们和她的心理隔阂消除了。

不光我们宿舍的人喜欢这个孩子，全体女右派都喜欢这个孩子。有个兰州医学院的英语讲师叫由田，反右运动中精神受过刺激，来夹边沟之后言行时有乖谬：有一次全场男女右派齐上阵挖排碱渠，打擂台，争红旗。中午吃了饭大家都躺在工地休息，养精蓄锐，以利再战，她却抱了一块砖头厚的书攻读。夹边沟的管教干部都是管劳改队的水平，哪见过这样的“犯人”，走过去制止，她竟然嚷了起来：这哪行！怎么连书都不叫读了！读书才能改造思想，劳动只能锻炼筋骨！右派们不知她是哪来的右派什么身份，竟然说这样的傻话，便都笑她。在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她看到农场太穷，饭也吃不饱，劳教分子每月三元钱的津贴也发不下来，便对大队长梁敬孝说，梁队长，你们给我几天假，我到北京找一趟周总理给农场要点钱去。梁队长认为她说疯话，根本就不理她。她又去找场长刘振宇，还是这样说。场长也不理她，并且对人说，不要理她。装神弄鬼的那套把戏我还识不透吗，骗鬼去吧！于是，农场里传开了，由田装精神病。但是我们女右派都不这样认为。由田犯神经不是永远的，不犯病的时候，她是个安静温和的人，说话很理智。有一段时间女右派都在猪圈干活，喂猪，空闲时间多，也不很累，聊天的时候她曾说起过她的生活，她的历史。她是东北人，“九·一八”日本人占领东北，她不甘做亡国奴流亡到北平，又到大后方的重庆。她是在流亡中读完大学的。他爱人姓宋，也是东北流亡青年，成都大学毕业，后来去美国留学，做了大学教授。她没有出国，在国内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到了大西北，在兰州医学院做讲师。她丈夫五十年代初回国，国家安排到兰州大学做教授。宋教授工作了一段时间，和学校领导产生龃龉，五六年辞去了兰州大学的教职，去北京找高教部要求重新安排工作。不久反右开始了，由田在兰州医学院定为右派，他竟因无工作而侥幸逃脱。他们夫妻有三个孩子。

小儿子叫宋亚杰，那年才十三岁，正上初中，因为喜爱集邮撕了学校传达室信封上的邮票。正好由田要送夹边沟劳教，医学院便把他和母亲一起送到了夹边沟。夹边沟的领导翻阅他的档案后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安排在农业大队劳动教养。管教干部在女右派住的小院里给她们母子一间房子住。

由田犯神经时说话就没有分寸，人们有时候逗她：你不要吹牛了，你找周总理要钱，你和周总理什么关系，周总理能给你批钱？她撇撇嘴，轻蔑的口气说，你们知道什么，我跟周总理的关系能跟你们说吗！

有一天我们在田野上翻地，有架飞机从头顶飞过，她又犯神经了，说，你们看，周总理派飞机接我来了。右派们都笑她：你又犯神经了，吹牛啦！她竟然发火了，说，我吹牛？你们说我吹牛？我现在就去北京找周总理要钱。我把钱要回来，看你们怎么说。她说着话就气呼呼扔下铁锨走了，朝着酒（泉）金（塔）公路的方向走去。我们追上去拉她劝她回来，可是劝不住她，拉也拉不回来，她还是往前走。没办法，那秀云就跑去找梁队长，说由田要去北京找周总理，我们劝不住，你去劝劝吧。梁敬孝说，不要管，谁也不要拦她，叫她走去。等到由田走出了场部，走过南边的几座沙包，梁敬孝便带了两名管教干部追上去。那几座沙包是警戒线，右派到农场的第一天管教干部就告诉大家，未经管教干部批准而越过沙包者被视为逃跑。梁敬孝带着人追上由田，五花大绑把她捆了起来。捆回来之后绳子都没解开就关进了禁闭室。关了几个小时才放出来，胳臂和脸都肿了。

就是这么一个神神经经的人，也竟然每天晚上跑到我们房子来抱一抱李怀珠的孩子。李怀珠怕她神经把孩子弄疼了，看她一进来就自己抱起孩子来喂奶，不叫她抱，她却硬是把孩子从李怀珠的怀里抢过来抱着，一改日常严肃的面孔，用我们从来没听见过的亲热的音调说，叫阿姨，叫阿姨。然后就把脸贴在孩子的脸上亲着笑着。有一次她亲着孩子的时候竟然流起眼泪来，嘀里嘟噜说了一串英语。我的英语都忘光了，但她说的这几句话我听懂了。她说的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心肝呀……

我们都爱这个孩子。有时候吃过了晚饭，不知道为什么，全体女右派就都集中到我们这间房子来了。这个人抱一会儿，那个人抱一会儿，这个人亲一亲，那个人亲一亲，孩子在大家的手上传过来传过去，亲呀，笑呀，说呀。就连没结过婚成天阴着个脸的老姑娘毛应星也抱孩子。当她抱着孩子的时候，脸上也露出兴奋的笑容。

这是李怀珠的孩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我看见，不光是由田抱着孩子流过眼泪，那秀云流过眼泪，张启贤流过眼泪。我也流过眼泪。我抱着他就像是抱着我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儿子一样，心情非常感动。他像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

这孩子很瘦，那是因为他先天不足，缺少营养。在磨坊磨面的右派们就偷面粉，偷粮食，给李怀珠做饭吃，叫她每天吃得饱饱的，用她的奶水来喂饱孩子。教导员宋有义经常往女右派的小院来，有时候进了房子掀一掀煤油炉子上的锅盖看看里边煮着什么。他看出坐了一个月子的李怀珠比以前胖了，想要查出她是怎么搞到食物的，但谁也不叫他查出来：我们都是半夜里给李怀珠做饭吃。过元旦和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帮女右派去伙房帮了几天厨；我们几次偷羊肉回来，夜里给李怀珠做羊肉面片吃。

毛应星拆了自己的一件毛衣，给孩子织了一件连体的毛衣，作为满月的礼物。由田把自己儿子的一只口琴送给孩子。

满月那天，大家商讨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组长那秀云说，就叫夹农吧。长大了叫他记住他是在夹边沟农场出生的。记住妈妈和阿姨们这一段有意义的生活吧。

九个月过去了。夹农还没出生的时候，李怀珠强烈地担心过孩子生在夹边沟能够生存下去吗？能长大吗？能不能长大我们不能预测，因为我们是劳教犯，不知未来的年月我们还将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但是，过去了的九个月，他健康地成长着，没有挨饿。九个月，他的原先皱巴的脸胖了起来，白白的脸蛋泛着红润和光泽。他笑的时候脸上还出现两个好看的酒窝。他的身体也充分地伸展开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胖乎乎手脚有力的孩子。他还不能走路，但是当你把手指头伸过去的时候，他能够抓得很紧又很有力量，腾的一下站起来。他扶着你的手双腿有力地一弹一弹地跳动，嘴里喊着妈，妈……他还不会说别的话，只会叫妈。他把所有的女右派都叫妈！

但是，他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59年8月，农场的夏收结束之后，场领导突然把我们十九个女右派除了种菜的毛应星等几个人之外全都调到猪圈去干喂猪的工作了，而把原先喂猪的几个男右派换到了磨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我们去喂猪，是嫌那几个磨面的人干得不好，还是要照顾在菜地和农业队劳动的女右派们去干点轻松活。也可能是为了加强管理吧。我们十九个人虽然独立地住在一个小院里，场里规定不许男右派到我们的小院来，就是夫妻也不允许随便走动，但是毕竟我们的小院处在众多男右派的汪洋大海里，难免要出点事：我和那秀英、豆维柯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李怀珠做过安排，每过几天就叫毕可成到我们的房子里来和她相聚一次。他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跑到别的房子去挤着睡，天快亮时他再回到农业队去。1959年春节的时候，农场抽了几个女右派和男右派在一起排练节目，欢庆春节。豆维柯和农业队一位年轻的男右派演出了黄梅戏《天仙配》，结果两人产生了感情。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像给李怀珠和毕可成提供相聚的条件一样，也给豆维柯和那位男右派提供相聚条件。我们是这样想的：夹边沟的生活太艰苦太压抑了，年轻人有胆量有勇气做个露水夫妻使生活变得快乐一些轻松一些有什么不好呢！是他们两个人太不注意了，导致豆维柯怀孕了，事情暴露了。结果豆维柯被送去酒泉劳改局医院堕胎，那位男右派被弄到严管队劳动。

豆维柯堕胎不久，我们就被调去养猪了。

一调到养猪场，我们就开始挨饿了，因为再也没法偷磨坊的粮食了。

1959年春天开始，劳教分子们每月的口粮就下降到二十六斤了。二十六斤粮食，坐机关的人和家庭妇女们还可以吃个七八成饱，对于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的人来说，就不足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了。1959年春天就开始饿死人。

好在喂猪的活并不重：十四名右派喂不到二百头猪，除了李怀珠和由田每人管三个仔猪猪圈外，其他的人每人管一个猪圈。因此我们虽然饥肠辘辘，但并没有到太累和太饿的程度。再说那时候大跃进的高潮还没过去，猪场为了放卫星养着几只“千斤猪”，“千斤猪”的饲料比我们从伙房打来的饭的质量还好：有时候把整锅煮熟了的土豆给它吃，有时候喂粉碎了的黄豆。而伙房给我们吃的什么呀：糜子面的菜糊糊，玉米面的疙瘩汤，青稞面的窝头，还吃不饱。实在饿得难受，我们就从馇猪食的锅里偷几个土豆吃。

祸事接踵而至。

夹边沟农场的养猪场在场部办公室南边二三百米处的一片草滩上，是成马蹄形排列的三栋房子围成的小院。总共八间房：东房四间，这是正房，住人；北房和南房各两间，北房是仓库放着饲料什么的，南房安装了两口大锅馇猪食。西边没房子，应该是围墙的地方挖了一口水井。这口水井挖得很大，敞口的，有一圈台阶供人走下去打水。水井西边是一排一排的猪圈。我们的工作是一天三次馇猪食喂猪，打扫猪圈，抬土填圈。按说一人一个猪圈喂十头八头猪是累不着人的，但教导员宋有义看我们轻松就不舒服，命令我们每天喂一次猪就要刷洗一次猪食槽，洗完后要用抹布擦干净。就是这样，我们每天的工作量仍然比在农业队和蔬菜队小得多，在两顿喂猪的间隙里可以回宿舍休息一个多小时，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