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5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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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心突突地跳起来：天爷呀，可以回家了！
但是他心里惦记着那只羊羔，就拉着罗仁天往前走了一截，躲开值班的白老汉说，老罗，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罗仁天问啥事？他说我刚拧死了个羊娃子，还在羊圈里放着，看来我吃不上了。罗仁天问那怎么办？他回答，我把羊提出来，你提回去和张组长吃去，你估计出事不？罗仁天说怎么出事哩？他说高北峰和你住一间房，他汇报不汇报？罗仁天说不会。他说那你等着。他回到羊圈门口又遇见了白老汉。白老汉问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我等一下再去，那只羊我还没看清楚得的啥病。
他二次进羊圈，羊羔已经软塌塌的没一点气了。他提起来藏在大皮袄下边，一只手塞进大衣口袋里，从外边揽紧，大大方方走出羊圈。罗仁天在半路上等着，他把羊递他的手里，再把皮袄脱下来给他披上。
罗仁天回杂工大院的车马组宿舍去了，他就开会去了。
这次遣返的右派有三十多名。大批右派一月初就返回老家了，剩下七八十名身体弱得不能坐火车的，工作组怕他们死在路上。经过一个月的医治和调养，这一部分人的健康状况有所恢复，可以回家了。他们的身体依然很弱，工作组不敢叫他们坐卡车，从酒泉县调来了一辆轿子车送他们到酒泉火车站。
他们的行李轿子车装不上，农场的司蒂贝克牌货车拉到车站去，集体托运。许霞山和车马组的两个人身体强壮，崔干事和王干事领着他们三个人装卸和办理托运手续。
卡车和轿子车下午两三点到达车站。火车天黑才能到站。人们都进了候车室烤火，许霞山跟着崔干事去行李托运处。
黄昏时托运完行李，许霞山已经冻僵了。他急急地回候车室想暖和暖和身体。
进了候车室，他往候车室中央的炉子走，门口有人叫了一声：许哥。
他回头看看，不由得惊叫一声：哟，史万富呀！你怎么在这里蹲着？走，烤火去。
史万富的声音哀哀的：挤不上去呀。他们不叫我烤火。
谁不叫你烤？
就是那几个人——老范他们。
他们为啥不叫烤火？
他们说我……
史万富突然不说了，似有难言之隐。许霞山催他：说呀，为啥不叫你烤火。
他们说我……许哥，就是为了那事嘛，你知道嘛。
我知道……许霞山想说我知道什么，但突然脑子开窍了，改口说，你说的就是那件事吗？那事我可没跟人说过，他们怎么知道的？
杨华堂反映了。领导把我扣住不叫回家，全场的人都知道了。
是吗？我说奇怪嘛，你怎么现在才回家。扣下做啥哩？领导扣下你做啥哩？
说是要处理我……
处理了吗？
没处理。先是在严管队，工作队来了，叫我进病房。我当时能走，不叫走，说是要处理我，昨天又说不追究了，你回家去吧，明天就走吧。
噢。那就是没事了嘛。走，烤火去。
不行，挤不上去。那几个人不叫烤。
你不会也挤吗？
我的腿软，挤不上前。有个人还打我。
许霞山大声说，你走吧，跟我一块走。我看谁不叫烤火！
但是史万富往起站了几下没站起来，凄惨地说，我站不起来了。
许霞山扶着他，他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许霞山说，你怎么成这个样子喽？
史万富说，哪个样子？这就不错了，能回去就不错了。多少人回不去了！你知道不，病房里多少人死掉了，彭旭死掉了，张魁死掉了，王朝夫也死掉了。
你说啥，王朝夫？哪个王朝夫？许霞山惊了一下。
就是你们羊圈的王朝夫嘛，那个临洮人。
他死掉了？
死掉了。
许霞山看着史万富的脸一副不信任的样子说，王朝夫怎么能死掉呢？他是12月中旬住院的嘛，肝炎嘛，不是要死的病嘛。
史万富斩钉截铁的口气：不对，他就是死掉了。他和我住一个病房，挨着睡，我还不知道吗？
许霞山还是不相信：不对呀，他不会死呀，他的身体也没衰弱到那种程度。他有炒面吃呀……
史万富说，许哥，这他跟我说了，他是有一箱子炒面来的，能顶一气的。可是叫人把炒面偷掉了，就饿死了。
偷掉了？谁偷他的炒面了？我怎么不知道？
史万富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暧昧起来：许哥，你不要装了。王朝夫都跟我说了。
许霞山看到史万富表情的暧昧了，说，哎，你这是什么话，我装啥了，我装啥了？你说明白！
史万富说，他说……就是你把他的炒面偷了。
许霞山大为惊讶：他说的，他就这么说的？说我偷他的炒面了？
史万富：啊。他就这么说的。
许霞山断然否定：胡球说哩，我偷他的炒面？我能偷他的炒面吗？他给黄干事打小报告陷害我……
对，对对，他跟我说这事了，说你为了报复他，把他的炒面偷了，还找人把他打了一顿。
许霞山说，胡球说哩，打人……打人的事是有的，谁叫他陷害我哩，可这炒面……
突然，许霞山觉得心里像什么东西戳了一下，猛的一痛。他静了一下说……哎呀，莫不是张天庆和罗仁天偷的……
史万富说，谁，你说谁？
许霞山回答：走，不说了，不说了，我们烤火去。
他扶着史万富，史万富迈着软弱的双腿走到了候车室中央。这里有一只汽油桶改装的炉子，里边烧着熊熊燃烧的煤炭。由于候车室太大，炉子旁边热烘烘的，整个房子却很冷。烤火的都是夹边沟来的右派，他们把炉子围得严严的。
到了炉子跟前，许霞山大声地对史万富说，你说，哪个人不叫你烤火。
史万富指着一个人说就是他。
许霞山抓住那人的肩膀说，你让开。他一把将那人拉到后边，另一只手把史万富推到炉子跟前，又说，你就在这达烤火。那人火了，说，哎，你拉我做啥，你拉我做啥！许霞山说，拉你？我还打你哩，你个瞎熊。这个烤火嘛，大家都烤哩嘛，怎么就不叫别人烤，是你们家里的炉子吗？
那人看着他高大的身躯，不说话了。
夹农
夹农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妈叫李怀珠，是个右派，1959年的冬季在农场劳教时生下他。你觉得这个名字古怪吗？一点也不古怪。有些人叫延生，说明他是在延安出生的；有些人在北京出生，叫京生；我还遇到个叫津津的姑娘，是天津市人。李怀珠是在夹边沟农场生下那孩子的，就叫他夹农。这些年我老了，70岁了，我经常回忆起年轻时候的美好的和艰辛的生活，想起在夹边沟生活过的日子，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来。一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就又想起夹农来，因为那一段时间围绕着夹农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
我是1958年3月划为右派分子的。我原在省公安厅工作，丈夫也在公安厅。我是张掖人，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也就是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里有二十几亩水浇地。1947年我从张掖师范毕业。以我自己的想法，师范毕业了，就在张掖县当个小学教师就可以了，可是我父亲不同意，说我家没有男孩子，就我和姐姐两个姑娘，姐姐已经出嫁了，嫁了一个在张掖做买卖的山西商人，那商人那时已经破产了，我姐的生活已经很悲惨了，我一定要上大学，将来找一个好丈夫，他和我妈的晚年才有依靠。于是我父亲送我到兰州读兰州大学中文系。在兰大读了两年书兰州就解放了。兰州是1949年8月26日解放的。在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之前学校就停课了——也正好是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没啥人了，我也不敢住校了，就住到一个远亲家去了。兰州解放的第四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到学校去了一趟，看什么时候开学。我的亲戚家在小西湖住，那几天还没有交通车，我就步行着进城去。我路过翠英门——也就是西关十字一带的时候战场还没有打扫干净，这里一具尸体，那里一摊晒干了的血迹，血迹黑黑的。我到了学校，学校里空荡荡的看不见人，只有门房有人。我问问门房的人什么时候开学，门房也说不知道，可能还得些日子。于是我心里嘀咕开了；这可怎么办呀，学校开不了学，家里不寄钱来，我又回不了张掖——那时候河西走廊还没解放——光在亲戚家吃闲饭哪行呀。就在我忧愁之际，遇到了一个名叫章宗昌的同学。他是陕西人，从陕西到兰大来读书的。我问他学校不开学怎么办呀。他说他已经决定不上学了，要去参加解放军——他认识的同学有人已经参军了，说解放军很欢迎学生参军。他当时还动员我，你的情况和我一样，家里寄不来钱，干脆咱们一起去参军吧。我当时就同意了，参军就参军，我早就想参加革命了。于是我们就到军管会去了。那时的军管会设在后来的兰州饭店跟前，我们去了说要参加解放军，军管会的人问了问我们的家庭情况说好呀，欢迎你们参军。部队就是缺少像你们这样的知识人才。可是临到军管会要写介绍信叫我们去部队报到时我又犹豫了，我说我想参军可是又怕走远了，再见不到父母了。父母没有儿子，今后的生活要我照顾呢。军管会的人态度非常好，说怕走远你们就不要到部队去，革命工作干什么都是光荣的。我们说那还有什么革命工作可干呀。军管会说现在最缺人的就是治安部门，新解放的城市需要大量的警察维护社会治安。起先我还犹豫，因为旧社会人们对警察很反感。军管会的人看出我的心理，说，革命工作干什么都光荣，人民警察是为人民的，也光荣。我参加革命心切，说那就当警察吧。看我愿意当警察，章宗昌也同意了，军管会写了条子叫我们到隍庙那儿去报到。隍庙那儿原来有一所国民党的警察学校，军管会已经接收过来改成了人民公安学校。
我和章宗昌去了公安学校报了名，填了表，过几天就通知我们被录取了，叫我们来参加学习。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兰大的同学比我们高一级的外语系的那秀云和历史系的陈毓明也报名当警察了。他们是夫妻，已经有个孩子了。
按计划我们要在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可是兰州市的治安工作极端缺人，才学习两个月，就把我们四个文化水平高的人调到军管会工作。陈毓明去水北门附近的军管会反动党团登记处工作，我们三个人负责经济方面的治安保卫工作。后来省政府成立，我们就都到公安厅了，陈毓明和章宗昌在二处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我和那秀云到了政治部搞内勤，就是抄抄写写，搞宣传，办学习班对基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辅导。
1951年，我和章宗昌结婚。
章宗昌出身大资本家家庭，1954年内部肃反之后就把他调到兰州客车厂管犯人去了。过了一年，河西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张掖县要改为省辖市，省公安厅从机关各处室抽调十九个人去张掖县成立了张掖市公安局。领导说我是张掖人，照顾我回老家把我也调过去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计划中的张掖市并没有成立，倒是嘉峪关成立了省辖市，于是刚成立的张掖市公安局就撤销了。而在将撤未撤之际反右斗争开始了……
我是个马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期间，领导始终也没重用过我，哪儿忙就抽调我去那儿，我自己呢也大大咧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话也随便。所以在公安厅干了五六年也没当过什么官，也没挨过批评。我把自己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张掖市公安局，结果就划成了右派。真的，我划成右派连我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像中央的大右派章伯钧当右派是有原因的，他和毛主席争高低，说国家主席要轮着做；甘肃的大右派杨子恒，有人攻击他提出甘人治甘的口号是有野心，他还顶人家：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是想治理国家来的。这些人能不挨批吗？你跟共产党争权嘛。我没那些大右派的资格，也没那么高的水平说出那么大的话来。我只是在反右斗争中领导逼着我提意见，我就提了。单位发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却发给当官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不是和国民党一样了吗？结果局长就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我作检查。我也知道这话说得有些偏激，叫检查就检查。可是检查的时候我说了句我这人毛病多，毛病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大家多批评帮我改正。他又逮住我这句话说，你是一心和共产党对抗到底。散会后找我个别谈话。
我们的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睛看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一天他就布置人开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