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2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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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车站列车还没来。我早就打听好了，从那些酒泉、玉门和嘉峪关来探望丈夫的妇女们嘴里我早就探听好了，夜里九点钟左右，有一趟从西边开过来的慢车在明水河车站停车。我就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等着列车进站……
我打断高先生的话：我听说晚上有人巡逻……
对，你说得对，是有人巡逻，但那天我走的时间早，天黑不久就走了，巡逻的干部和分队长们都是八点半钟才出门巡逻或者追捕逃犯的。从明水的山水沟到火车站才五六里路，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们去车站截人，或者追捕某某人，都是车快进站的时候才赶到车站去。他们知道，人只要是逃跑，那都是计划好的，在路上很难截住：人家随便往哪个沙堆子后边一藏，他们就找不着。但他们知道，逃跑的人总是要到火车站去买车票的，火车进站前总要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的，总是要上火车嘛。他们就在你临上车时抓住你。抓住了逃跑的人，回来就升级——因为逃跑罪加一等，正式逮捕，五花大绑或者戴上手铐送到饮马农场劳改；最轻的也要关禁闭、开批斗会，然后送到严管队去。因为走得早，我那天运气好，没遇上巡逻的。那时候买火车票是要介绍信的，我没介绍信，也没有钱，就没进候车室，只能在路基下边的黑暗处趴着。等待时机。
你遇到狼没有？我又一次打断高先生的话说，你昨天不是说了吗，明水农场因为死的人多，周围狼也多，成群结伙地跑到坟地吃死人，也扑活人。你没遇到狼吗？
狼，你说狼吗？高先生怔了一下，说话也停顿了一下。狼，我是碰见了两只。那天夜色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专门选的这个日子。我看见了两只狼的眼睛，眼珠子绿莹莹的，也隐约看见了狼的影子，可是它们没有扑我，没有靠近我。可能它们看见我手里的棍子了，怕我。也可能那两只狼吃得太饱了，不想吃我。
你没害怕吗？
也没怎么害怕。那时间我虽然浮肿了，但我到底年轻，手里提个棍，一两只狼我还是能抵挡得住的，它们对我还下不了手。
你走过去它们也没追你？
没追。可能狼看见我手里提的棍了。
高先生回答完我的问题又接着说下去：等了一会儿，火车进站了。当火车头上的大灯从候车室和票房前掠过的时候，我看见没有站台的路基上没有几个上车的人，也看不见有追捕者。只有一两个手提信号灯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车停下了。火车车厢的门一个个打开了，车厢里灯火通明，列车员下了车站在门口。这是上车的好时机，但我趴着没动。我没有车票，怕走到门口列车员不叫上车，也怕像我一样躲藏在黑暗处的追捕者扑上来把我抓住。后来，列车员上车了，车门关上了，有个提信号灯的人往车头车尾摇了几下，火车呜地鸣了一声笛，就听咣嘡嘡一阵响，车开动了。这时我才从黑暗里一跃而起，急忙忙跑上路基，一下子扑在列车门口的台阶上，我的一只手抓住了门旁的铁扶手。我估计车站值班员没有看见我。他要是看见了，给车头发个信号，车就会停下。那是我最害怕的，我就跑不了啦。可是车并没有停，而是加速了，越驶越快，一眨眼的功夫驶过了扳道房。过了扳道房我就放心了。我挣扎着在台阶上站了起来，手紧紧地抓住铁扶手，把身体贴在门上。门是锁着的，也看不见列车员，我就开始用拳头砸门。
在呼啸的从巴丹吉林沙漠刮来的寒风中，在列车卷起的风声中，在列车咣当咣当的响声里，我的拳头砸在门上的声音太微弱了。列车员已经走进车厢去了，或者是到他的乘务员室休息去了，根本就听不见我砸门的声音——再说，我也不敢胡来，真要是把玻璃砸碎了，我就是进去了，也没钱赔人家，那就麻烦啦。但是，我必须砸门，砸到列车员听见。我不能总在门口站着：我已经冻僵了，我的手抓不住扶手了，时间一长我会坚持不住的，就会掉下车去摔死，或者卷进车轮下边碎尸万段。
我砸呀砸呀，终于，有一位穿越车厢的旅客看见了我。他走到门口看了看我，隔着玻璃喊了声什么，走进车厢去了。不一会儿，他领着列车员走过来了。列车员打开了门。这是名男列车员，他气哼哼的从胸前抓住了我的衣裳，一把将我拉进车里。他关上了门这才开始训我：你怎么趴在门上！你想死呀，不想活啦！训完了又问我有车票吗？我说我买了车票。我装出掏车票的样子来，这个口袋摸摸，那个口袋摸摸。我穿的是一件小棉袄，外边套了一件华达呢的中山装，是我存着没穿过的新制服。我的样子并不像一个逃犯的样子，并且由于逃跑前收拾过头发刮过脸，所以尽管我没掏出车票来，但他对我的态度还是客气的，他把我叫到了乘务员室，没再说什么就关上门出去了。我在心理上觉得已经离开劳教农场了，有所宽心，再说经过这么一番剧烈的折腾，我虚弱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他一走我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睡了一会儿，突然我的脑门上一痛，我醒了，看见面前站着一名乘警。可是因为身体太虚弱太疲惫了，虽然面前站了一位警察，但我的眼皮睁不开，又沉重地合上了。结果是我的脑门又疼了一下，而且比第一次痛得厉害。我再次挣扎着睁开眼睛，看见那警察笑着说，嘿，你还睡得挺香呀！醒一醒，醒一醒！说着话，那警察又在我的前额上弹了个脑嘣儿。我赶紧坐起来，接着又站起来。这时我清醒了，知道遇到麻烦了，但我嘴里咕噜着说出一句话来，显示出我不怕他对他毫不在意的意思。
做啥呀，你把我打痛了？
那警察似是一怔，但又笑了说，打痛了？你还觉着痛呀？我还当你没醒呢。喂，车票呢，拿出来看看。
我知道骗不过他的，就说，车票，哪还有钱买车票？我两天没吃饭了，你们要有吃的，先给我点吃的吧。
警察眨巴着眼睛看我片刻，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回答，我是陕西扶凤县委组织部的秘书，到明水农场搞外调的。
有证件吗？
证件？什么证件？我在来明水的路上连挎包一起叫贼偷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饿了两天了。
那警察将信将疑，又停顿了片刻，才又问我叫什么名字，还问扶凤县的县长是谁，县委书记叫什么名字。这一切我都对答如流。当然了，我的姓名是假的，除此之外，县长县委书记都是真的，因为前几天扶凤县的一位干部来看望他的在明水劳教的右派亲戚，说话时我听下了，且都烂记于心。
那位警察问了几句，看问不出什么破绽来——可能他也不清楚扶凤县在哪里，县长县委书记叫什么——但他对我的疑虑并没消除，说，叫贼偷了你就该给县上发电报嘛，怎么半夜里扒车？
我说，好我的警察同志，你知道明水农场是干啥的吗？那是劳教农场，饭都吃不上了，饿死人，我还能在那里坐着等汇款吗？我跟他说话，口气很随便，叫他觉不出我有什么慌张和胆怯。这一来他不好再说什么了，跟我说话的口气也变了，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买车票是不行的。你先到车厢里坐着去吧，到了张掖就下车。前边是临泽，小站，你下了车不方便。到张掖下车，你去张掖地委请他们帮你解决一下吧。你总不能饿着肚子回陕西去吧？
我知道，硬赖着坐车不符合我的“身份”，会露出破绽来，便顺水推舟说，那好那好，我计划就是在张掖下车的，到张掖县委去请他们帮助解决一下我的困难……
到目前为止，我的逃跑还是很顺利的，我认为自己骗过了乘警。可是车到张掖火车站，他把十几名无票乘客撵了过来。叫他们和我一起下了车。下了车我想独自走开，再混上车去，但却被他喝住了。他和车站上的一位警察说了几句话，那位警察就很严厉地对我们十几个人吼道，过来过来，到这边来！我还想像在列车上一样对这位警察讲些我早就编好的瞎话，但这位警察连听都不听，大声喝道，走！往前走！这边！
没有办法，我只好跟着那群人走，进了一座黑乎乎的院子。
进了院子我就发现坏事了：院子里黑压压都是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些人叽叽喳喳说话，有四川口音有河南口音，而且我们的身后还有人被赶进来。一间大房子亮着灯，那位警察叫我们往那间房子走，说是叫我们登记。走到门口，我看见房间中央放了两张桌子，坐着两名警察。我在心里立即作出决定不能登记：这是个收容所。1958年的春天，还没有宣布我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之前我就听人说，公安局派出所把外地流窜来兰的无业游民送进收容所，集体押上火车送往河西走廊的赤金农场、蘑菇滩农场强制劳动，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我可是不能脱离虎口又进狼窝。
那位警察把我们领到房门口叫大家排好队就又走了。我正好排在最后边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我找个机会就离开队列混进院子里的人群里。我在人群里走了走，搞清楚这些人都是从河南、山东、四川等省来的农民，盲流，他们想到新疆去谋生，但在张掖被赶下了火车。我看见院墙不高，也就一人高，便对两名站在我身旁的四川姑娘说：你们怎么不跑？一个姑娘说，天亮了管饭，等吃完饭再说。我说我现在就要跑，请你们帮帮忙。我用双手扒住墙头，两个姑娘从下边推我，我翻过墙头跑了，跑到候车室去。
候车室里偶尔有警察走动，但我很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看书，装成候车的样子。我自信自己的穿着举止不像个盲流，也不像逃犯。
警察还真带出去了几个人，却没来盘问我。我坐到了天亮。天亮后太阳出来了，外边开始暖和一点了，我走出候车室。经过一夜的折腾，我的肚子饿得扁扁的，又饥又乏，我得想办法搞点吃的。离车站很近就是通往张掖县的马路，有几家饭馆，还有烧饼铺，门口的玻璃柜里码着很多烧饼，但是我没有钱也没有粮票买烧饼。我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手里提的一个布兜，布兜里装着我心爱的两本书。我从兰州到夹边沟带着它们，从夹边沟迁移明水还保存着它们。在明水很多人把书撕掉烧火取暖了，我没舍得烧。我从草滩上捡牛粪取暖。可现在我决定卖掉它们。我需要食品：我已经饿得双腿发软、眼冒金星了，如果不补充点营养，我就要倒在街头了。
我把两本书从布兜里拿出来，双手托着沿街走动，寻找买主。我寻找在我看来是念过书的人。我认为，那些不识字的引车卖浆者流是不会买我的书的。当然，卖给搞医的人最好，但我无法辨认出这种人来。遇到像是识字的人，我就走过去问，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要不要？有的人瞅我一眼就走过去了，看都不看书一眼。有的人站住了，看一眼书，或者接过去翻一下又合上，递给我：没用，我不是搞医的。
一上午我也没有卖出书去。到了下午，我几乎都绝望了：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脚步蹒跚，快要走不动路了。我觉得麻烦了，我非得倒毙在张掖火车站的街口上不可了。我想，与其倒在街上，还不如到候车室坐着去。在候车室倒毙，铁路工作人员可能还要管一管，说不定在我气息奄奄之际给我一点吃的，或者把我送到收容所去。这时候我突然就改变了昨夜的想法，进收容所就进收容所，总是要给口饭吃的，饿不死。我的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昨夜那两个四川姑娘说的话：吃完饭再说——她们比我有主意呀！
我走近火车站了，快要走完那段马路了，这时我发现两个蓄着长胡子的老人在一间房门口晒太阳。我看得出来，这是两位有文化的老人。他们的穿着和脸色气度表现出他们不是引车卖浆者流。我想再试一次我的运气，便走近他们，以谦恭的口气说，老爷爷，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们买下好不好？两位老人看了看我，接过书去了。他们两人交换着翻了翻书，不说书好书坏，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陕北人，家庭是中医世家；由于家乡遭了灾，想到新疆去谋生，到张掖没盘缠了，不得不把这两本书卖了。其中一位老人说，陕西也遭灾了吗？另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娃娃，你把这两本书留下，我给你买两个烧饼。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了一天，我已经了解到饥饿在张掖地区的惨烈，——街头上卧着饿倒了的人——知道食品在张掖地区同样的金贵，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那两本书一本是《针灸大全》，一本是《针灸学》，要是放到现在，就是称斤卖也能买三四个烧饼。
老人在一家国营饭馆里买了两块半斤的烧饼，还给我要了一碗开水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稀里呼噜就把两块烧饼吃了，开水也喝光了。我自己又要了一碗开水也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