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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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来我已经病得坐不成车了，从迪化到星星峡的路上，商人就把我藏在羊毛捆子下边，我已经昏迷不醒了。我需要休息和治病。再说当时星星峡接待站的外头，那些小旅馆里住着盛世才的特务，凡是离开星星峡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要盘查再三，略有嫌疑就抓起来。还在迪化的时候，我们地下党的人就说过，星星峡接待站的站长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所以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跟他说了，我是被人怀疑共产党，从伊犁跑出来的，我要到兰州去，求你帮助我一下。他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有病了，就在这里休息，治病。他表面上很冷淡，但是到了晚上，他就把我转移到他的家里了。他说，这一段盛世才的人嚣张得很，有时候跑进大院来抓人，稽查队都拦不住。你住到我的家里安全些。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他亲自给我端饭，叫医生给我看病。病好些了，我能动了，他给了我一些盘缠，把我安排在拉军火的汽车上，装成是司机的助手。他还给汽车队的队长——那是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塞了一些钱，叫他把我送到兰州。他不光是救了我一个人，多少来来去去的地下党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和掩护。他是对革命有功的人，今天成了这个样子，我能不保他吗？
听常书记说完，办公室的人静默许久，刘振宇嘬着牙花子说，不是能保不能保的事，监狱里的劳改犯还能保释哩，一个劳教的人怎么不能保释哩？就是这种事要有个手续，你要给上级打报告嘛，上级批准了才能保释嘛。你这样啥手续都没有，就把人带走，我们没法给上头交待呀！
常书记说，我给你们写下个条子，你们把条子报到省劳教委员会去，就说我把人保出去了。
刘振宇说，那不行呀，必须是省上批了，才能把人带走。你这不是先斩后奏吗？这是违背纪律原则的。
常书记静了一下，说：报批以后才保释，人死掉了怎么办？你们看见的嘛，那人还有个人样子吗？
刘振宇不说话了，沉默着。这时梁步云说话了：常书记，看你的样子，人你今天非要带走不可了？
常书记说，对了，人我今天一定要接走。你们觉得为难吗？为难了这么办好不好？这个人不算我保释，算我临时带出去治病，我把他带到安西县去，然后我以县委的名义给省公安厅打报告，正式报批，批下来以后我再来补办手续。要是批不下来，我再把人给你们送回来。你们看这么办行不行？
梁步云哈哈地笑了，好吧，你写下个条子吧。特殊事情我们就以特殊的方法办吧。不过说话要算话，你可要抓紧上报，把手续办齐全。
常书记说，那当然，那当然。不能叫你们做憋。
王玉峰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夹边沟农场。酒泉县南关有一家新生电机厂，那是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劳改企业，生产汽车用的电机，也是河西走廊最好的汽车修理厂。电机厂的厂长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找我谈过一次话之后，就通过劳改分局把我调到那里去了。我到了那里，就成了二百名犯人组成的汽车修理车间的主任。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我可以在管教干部吃饭的食堂里吃饭了，逃过了夹边沟农场死人最多的1960年的冬季。
不过，我是由福得祸。1961年1月，夹边沟和其他农场的右派遣返回原单位的时候，电机厂不放我走，电机厂的厂长跟我谈话，说，电机厂需要你，你就留下在这里干吧。我保证你将来的情况比走了的人还要好。你知道不知道，那些走了的人，不过是政府怕他们饿死，叫他们回家去，先把命保住，但国家对右派的政策没变，他们回去了也还是右派，没工资，没工作……
后来的情况证实了厂长说的话。回到原单位的右派确实很惨。而我到了六一年底就摘掉了右派帽子，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文化大革命也没受到冲击，——劳改企业的大墙像一个罩子一样罩起我来，保护了我——1978年落实政策，我又回到了第一汽车修理厂。
我接着说王玉峰吧。1962年的一天，电机厂营业科的科长来叫我，说外边送来了一辆破吉普，叫我看看还能不能修。我到自由人才可以走动的厂门口去了，一下子就看见了那个给安西县县委书记开车的康师傅。他很高兴地和我握手，说你调到这里了呀，我们真有缘分！你看我这辆车还能修不能修。我检查了一下车况，告诉他进行一次大修，这车还能跑几年。然后我就问他王玉峰现在在哪里，回兰州了吗？他说：
王玉峰死掉了。
我的心一沉，问他：怎么死的？
他告诉我，那天接上了王玉峰，汽车开到酒泉县，常书记在县委招待所请他吃了一顿饭，并且在招待所住下来，叫他好好洗了个澡，理了发，刮了脸。早晨起床，又给他买了一套新衣裳穿上，然后就拉着他回安西县了。到了县上，又直接拉到县招待所，把所长叫来说，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一定要接待好。
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招待所哪敢怠慢呀！叫他住最好的房子，一天三顿，伺候他吃好，吃饱。但是，三天后王玉峰死掉了。他的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蛋，不消化，食物把肠子挣断了。
常书记听招待所长说王玉峰在医院抢救，先是把招待所长大骂一顿，然后跑到医院去看。但王玉峰已经断气了。他拉着王玉峰的手在床边大哭了一场，哭着说，王站长，是我把你害死的呀！
1978年回到兰州之后我打听过王玉峰的儿子的下落，有人说，王玉峰送夹边沟之后，他的十八岁的儿子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了，是死是活，再也没有音讯。
贼骨头
俞兆远先生是1958年春季被组织部门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此前他在兰州市西固区人委任工商管理科科长兼劳动工资科科长。他在夹边沟劳动教养几近三年，被送回兰州，继而被遣送原籍金塔县监督劳动至1979年。有一次，邻居家一位妇女问他：听说夹边沟的右派都饿死了，你怎么没死掉？他回答：我是个贼里头打着不要的贼。
他说，他曾是夹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可是他并非一去就偷东西。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第二年就饿死了一百多，可那时他一粒粮食都没偷过。他出生在金塔县的农村，从小父母就教育他要做个老实人，要正直，本分。他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有点文化，他很小时就教他读《三字经》、《论语》和《孟子》。父亲还对他讲过“曾子之廉，不饮盗泉”和齐人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他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所以在夹边沟他的腿肿了起来，脚胀得穿不上鞋，头肿成了大南瓜，他也耻于偷窃。在饥肠辘辘人困马乏的日子里，他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就去捋草籽、捋树叶聊以充饥。他小时放过羊种过地，知道什么植物可食什么不可食。夹边沟东草洼生长着很多白刺棵。白刺棵有两种，一种开红花结红果，状如枸杞，能吃；其卵形的叶片捋回来拿开水烫一烫，挤干，捏成团就能吃。另一种开白花，也结红果，果实呈葫芦状，骆驼特爱吃，但毒性大。人不能食。有些城市来的右派不知道，把葫芦形的采来吃了，中毒死了。还有一种碱茅草，长很多枝杈，开黄花，其状如千头菊。这种草籽炒熟了干嚼都行，咸，涩味重，却没毒性。
但是，到了1960年的春天，他突然就偷起粮食来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屋的两个右派饿死了！
一个是永登县一中的教师，姓巴，名多学。巴多学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永登县人。这是个胆小得掉片树叶怕碰破头的人，老实本分极了。在田野上劳动，别人摘个黄瓜给他，他吓得一把推开，说，你这不是叫我犯错误吗？此人在春天临近时躺倒起不来了，奄奄一息之际对身旁的人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我想吸支烟。俞兆远从一位榆中县右派处要来一撮旱烟末，卷了颗烟，点着，放在巴多学嘴上。巴多学用他干枯得树枝一样的手指抖抖索索扶住了烟，吸了几口，闭上了眼睛。沈大文是甘肃农大的教授，留美博士，研究植物分类。他和俞兆远在一间宿舍比邻而眠已近两年。俞兆远来夹边沟之初，农场组织他们学习农业技术，沈大文还讲过课。这个人不偷不抢，饿得不行了，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他比巴多学躺倒还早几天，已经好些天失去行走的能力了，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去伙房的路是跪着走去再跪着回来。他在膝盖上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以减轻膝盖触地的疼痛。巴多学死后两天的夜里，约11点钟，他把嘴对着俞兆远的耳朵说，老俞，我想吃个糜子面饼饼。俞兆远很惊讶，说，老沈，快到半夜了，我上哪里给你找个饼子去。沈大文说，求你给我找个饼子。实话，我这会儿真是想吃个饼……饼。老沈……俞兆远刚要说话，身旁的右派分子杨乃康捅了他一下：老沈可能不行了……俞兆远的头皮噌地麻了一下，穿上棉衣就跑到伙房管理员的房子去了，说替沈大文要一块糜面饼饼。管理员把他轰了出来：去去去！沈大文要一个饼饼，李大文也要一个饼饼，王大文也说要个饼饼，我哪有那么多饼饼！无奈的情况下，他又跑到大队长梁敬孝的房子去，把梁敬孝从被窝里叫了起来，说了沈大文的情况。他之所以敢在半夜找梁敬孝，是因为他自认梁敬孝对他不错，说不定会给他这个面子的。去年春播的时候，梁敬孝在地头上问，你们谁会撒胡麻？人们都说不会，就他说了一声我会。梁敬孝问你撒过胡麻？他回答，我十三岁就跟我嫂子种过地，那时我大哥抓了壮丁，家里就我和嫂子再加上我妈种地，我撒过胡麻。梁敬孝不信他十三岁种地，问他怎么撒胡麻？他抱了一个装着胡麻的升子走进田里，然后抓一把胡麻甩到升子上。胡麻撞在升子壁上就散开来，均匀地落在田里。他撒了几把，梁敬孝很满意，说行了行了，我再问你……你会摆耧不会？他又说会，我和嫂子种地的时候，要是犁地，就是我牵牲口，嫂子扶犁，种麦子的话，嫂子牵牲口，我摆耧。我那时间力气不够大，就拴根绳子在耧上再套在脖子上，到地头提耧时往后挺脖子，耧就提起来了。梁敬孝又问，摆耧有个口诀，你知道不？他说，进地三摇摇，出地三不摇。梁敬孝说，你还真是个农匠！梁敬孝原想亲自给几个右派演示种胡麻技术的，此刻他说了声你们几个人听俞兆远的，他叫你们怎么种，你们就怎么种！转身就走了。尔后的日子里，凡是农业上的技术活梁孝敬都派他去做。
这天梁敬孝果然给他面子，说，去，你跟管理员说，给沈大文两个饼饼。就说我说的。
俞兆远领到了两块糜子面饼子，总共五两，高高兴兴拿回去给沈大文吃了。他想，可能沈大文能多活几天了。
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他喊了两声沈大文，也不回答。伸手摸了摸头，已经冰凉。
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巴多学和沈大文相继命丧黄泉强烈地震撼了俞兆远的心灵。做一个正人君子的信条在他灵魂深处动摇了。他想，沈大文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草籽都没有中毒，却还是饿死了，我还能熬出夹边沟去吗？
能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活下去？这个问题他苦苦地思考了几天，终于作出了决定。一天在工地休息，他走到杨乃康身边坐下，试探着说，老杨，饿得走不动了，得想个办法呀？杨乃康无语。他又说，总得想个办法嘛，就这么等死吗？杨乃康叹了一口气说，有啥办法？我有啥办法？你脑子灵，你给我们想个办法嘛。他沉默一会儿，说，办法我倒是想了，就是做起来难度太大，不敢做呀……杨乃康的眼睛盯住了他：什么办法？你说，你想做什么？他没回答，扭过脸去。杨乃康追着说，说嘛，有啥办法你说出来嘛；说出来你要是办不了——还有我嘛。俞兆远觉得是火候了，便说，办法其实也简单，就是怕你不敢干。杨乃康催他：说嘛，你说出来，再说我敢不敢的事嘛！俞兆远说，好，我说我的办法。我的办法呀就是做无本钱的买卖。杨乃康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你是说抢人去？劫道去？俞兆远说，看你说的！我能干那种事吗！我不想活啦！杨乃康说：那你的意思是……俞兆远说，我想偷仓库的粮食……你干吗？杨乃康沉默片刻，说，他妈的不就是一个死嘛！
三天后的一个夜晚，半夜时分，他们拿了一根准备好的竹竿——竹竿的一头被俞兆远用瓷片削出四十五度的尖角——悄悄地来到了农场的粮库旁边。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粮库旁的一只大黑狗，狗汪汪叫了两声，朝他们扑来，但是他低沉地吼了一声老黑，那狗就不叫了。因为经常从库房拿种子和放回没播完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