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人惹谁了-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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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跟这些宰宰学子并没有多大关系，他自己也不知道河南是不是很穷。其实问你这个问题的北京人也并不想听你的解释，他只是想把这句话说出来而已，让你知道，你是一个穷地方来的穷鬼。

北京人的骄傲是有原因的，毕竟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千年古都，王气所钟，中国数百年来的政治、文化中心。这里有雄伟壮丽的紫禁城，有秀美绮丽的颐和园，奇……書∧網有比比皆是的王公府第。整个城市无处不显示着一种尊贵无比的皇家气派。北京城人精神面貌也和外地人大不一样。他们见多识广，什么事都不放在眼里，什么人都不放在眼里。在外地，一个县委书记、县长是何等的威风啊，但县处级干部在北京不过是一个小兵而已。据说，北京军以上的干部就能编一个军，一个县处级干部又算什么呢？

在改革开放以前，北京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是可望不可即的地方。能够到北京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入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中央领导的合影或者和毛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天安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宫、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所有的外地对于北京人来说都意味着基层。不过，北京人一般都不大喜欢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北京位居“中央”，乃“首善之区”故。北京既然是“中央”，则北京人，也就当然地成了“中央的人”。“中央”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北京人那里，而北京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足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足以让一些北京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这些北京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在这种气氛下，产生地域歧视其实是很容易的事。一些北京人大有“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气概，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觉得自己比外地人见多识广，比外地人能说会道，自己说话、做事比外地人有派头。我们经常可以在人行道上看到一两个北京青年骑着自行车，大声呵斥一群河南民工，责怪他们挡了道。真是莫名其妙，这是人行道啊，谁挡了谁的道了？北京的一些面向市民的报纸，也是常常一不小心就流露出对外地人的歧视，而且笔者总是怀疑它是故意的。

上海也是地域歧视比较严重的地方。尽管在外地人看来，上海人似乎并没有多少资格自高自大，然而许多上海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北京人更看不起外地人。上海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苏北人甚至被称为“江北赤佬”（或小赤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上海滑稽戏（这是上海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上海后的种种“洋相”。上海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上海人的圈子里，成了显示上海人优越性和优越感的陪衬。

上海的骄傲主要出自文化上的原因。中国的现代化是从上海起步的。1953年，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上海的著作中，把上海称之为“现代中国的钥匙”，认为现代中国正是诞生于上海。上海实际上是西方文化的代表。旧社会的上海是十里洋场，中国几乎所有现代的玩艺都是先出现在上海。西服、西餐、电灯、电报、电话、洋房、洋车、马路、汽车、警察、银行、照相馆，无一不是先出现在上海。外地人绝大多数还没有见过报纸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上海已经拿报纸包杂物、贴墙了。在一些上海人眼里，连北京人也还属于乡土气息很重的人。中国文化界的京派和海派之争，其实就是西方文化同中国文化之争。如果说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而上海就完全是一个殖民地了。在这个殖民地区域，形成了一种典型的殖民文化。上海的“老克腊”，就是一种生活方式非常西化的中国人，他们以西方的生活方式为荣，以与西方人交往为荣。如果没有西方人，他们就相互之间交往。即使在六七十年代那种岁月里，他们还顽强地保留着昔日的习惯，到80年代后更加发扬光大。他们以西方文明的代言人自居，不仅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甚至也看不起其他的上海人。这些“老克腊”，是极端的上海人。

一些上海人总喜欢当着别人的面说上海话。他们是故意这么做的，他们总是要用一种看似漫不经意的东西把你和他区别开来，提醒你，咱们不是同类，所以才把你“晾”在一边。这些上海人自认为是“高等华人”，是全中国最优秀最高贵的人种。上海话，就是这个优秀高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上海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一些北京人和上海人以贵族自居，追求所谓“贵族气质”。一个以东方的旧贵族自居，一个以西方化的新贵族自居。不过很遗憾，中国是不会有贵族的，将来没有，现在没有，过去也几乎没有。中国从来没有形成类似西方的贵族文化。中国古代的贵族不同于西方的贵族。中国早在西汉王朝就废除了分封制度，贵族只是一种封号而已，没有领地，也不能干涉地方行政事务。说白了，也就相当与一个大财主而已。尤其是中国历代实行爵位递减制度。如果本人是侯爵，儿子只能是伯爵，孙子就只是子爵。请记住，巴尔扎克告诉我们：“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时间。”在中国，等一个家族形成贵族文化，这个家族已经不属于贵族了。况且中国贵族数量极少，满清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只封为侯爵，李鸿章和左宗棠只封为伯爵，曾。左、李以下多数功臣根本没有爵位。所以，在中国，永远不要再做贵族梦了。当然，我们还是承认北京人和上海人还是有一种不同于外地的雍容气度，毕竟与某些暴发户是不同的，他们有一种别的城市没有的从容和自然。

本来，河南同这两个城市的关系并不密切，北京、上海存在的地域歧视问题与河南人也没有什么密切关系。北京的地域歧视者看不起所有的外地人，原也没有专门对着河南人。上海人主要是看不起苏北人，至于河南，那太遥远了，阿拉上海人不晓得。不过，这几年河南人开始漂流四方，与北京人和上海人发生了直接的接触，餐馆里，菜市场上，民工队伍里，到处都是河南人身影，少数北京人和上海人就把对外地人的歧视一古脑地发泄到河南人身上。笔者曾经不止一次听到一些北京人和上海人把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城市环境的脏、乱、差归罪于打工的河南人。但他们似乎从来没有想过，这些河南人为这个城市承担了多少辛苦、劳累甚至危险，他们做着当地人不愿做的工作。

歧视一旦存在，就会将一切恶行都归于河南人。同样的事别人可以做，河南人却不可以做。北京的几个著名的商品批发市场，笔者不敢说里面全是冒牌货，只能说找一件非冒牌的商品实在是困难。这么说，某些北京人讲“千万不要相信河南人”虽然不好说是“贼喊捉贼”，但至少是“只许北京骗你，不许你骗北京”吧！

对此该怎么解释呢？我们只能说，某些北京人没有把河南人当成自己的同类。自己是高等公民，而河南人是贱民；自己是天上的星辰，而河南人是地上的灰尘！

歧视河南人，本质上是歧视外地人，歧视乡下人，歧视农民。且不说在世界范围内歧视乡下人有没有“道理”，在中国谁都没有资格歧视农民。因为，每一个中国的城市人都欠着中国农民一笔债务，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务。

新中国的工业基础是靠农民数十年的贡献才建立起来的。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80年代末，中国农民为城市工业化奉献了数千亿元。每一座城市都是靠民工一滴汗水一滴汗水地建立起来的。这一点，不知北京人和上海人是不知道，还是从来都没有想到过？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的工业基础是建立在农民的无偿奉献的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中国农民几十年的无私奉献，中国的工业化无从谈起。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的人民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洋气”和傲气，中国的农民不会像现在这样穷，勤劳、朴实的河南人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穷、这么土，为了中国的工业化，中国农民付出的代价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难道换来的却是某些大城市人的嘲笑和戏弄？

我想，在社会上，如果一个人用着别人的，拿着别人的，还在骂着别人，那么世人应该怎么看他？一定觉得他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但一个城市呢？一个城市的公民呢？我们中国人曾经举国一致地骂某个国家忘恩负义，翻脸不认人，可是我们自己又是在怎么做的呢？

不是说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的建设靠的全是河南人，也不是说这些大城市的繁荣靠的全是中国农民。我只是说，中国农民为你们作出了重大贡献，河南人也为你们作出了巨大贡献。歧视河南人，实际上就是歧视全体的农民。要知道，在他们默默地作出这些奉献的时候，他们的碗里只有红薯糊糊，他们的身上穿着褴缕的破衣。

所以，我真是想劝劝某些北京人和上海人，虽然你们见多识广，虽然你们已经习惯了看不起所有的同胞，但希望你们能够多想一想那些曾经为你们城市的繁华作出巨大贡献的中国农民吧，这样你们的骄傲也许会减少一点。你们的骄傲应该少一点。实际上，无论你有多少骄傲的资本，当你嘲笑一个不应该被你嘲笑的人的时候，显示给别人看的都只是你的浅薄。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那些上海人尽管看不起外地人，但不包括山东人在内。他们对山东人印象相对较好。上海女孩嫁给山东籍男人的事屡见不鲜。我曾经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但却百思不得其解——山东人有什么好，不是和河南人一样土里土气吗？不过是一个爱吃葱，一个爱吃蒜而已，竟能使骄傲得像天鹅一样的上海人刮目相看？后来请教了一个博士毕业留在上海工作的“新移民”，才得要领：原因很简单，因为上海的领导人多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的干部，而三野的干部多是山东人。山东人沾了子弟兵的光，在上海有一定的地位。——原来那些上海人的骄傲也不是无条件对任何人的。世间的事真是让你捉摸不透，你只好摇摇头，叹口气说：“人啊！”

“我是贵族了！”——某些暴发户的心态

有些省份的人本来是不存在歧视河南人的问题的。本来他们的经济状况跟河南人也差不多。但特殊的历史机遇使他们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而且使他们适时地遇见了河南人——在他们刚刚成为大小业主的时候，河南人开始形成了打工潮。于是他们的刚刚生长起来的优越感便找到适时的渲泄出口。每当听到一些先富起来的地区的人们用那种调侃中带着轻蔑的口气嘲笑河南人的时候，笔者总是想到鲁迅先生的这句话——“人一阔，脸就变”。我由衷地佩服鲁迅先生，先生把人性看得太透了。

一个出身微贱的人，当他突然发迹时，总想否定自己贫寒的过去。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了。其中一个可爱的人物是关羽。这位不可一世的大英雄原来的出身并不高，但他成了大将以后就不得了了，看不起出身寒微的黄忠，甚至闹到不接受“五虎上将”头衔的地步，直到诸葛亮亲自写信安慰，才算给丞相一个面子。后来更是骄傲得丧失了理智。孙权派人来求亲，关老爷子竟然轻蔑地说：“虎女焉得嫁犬子？”这个错误是致命的，导致了关羽最后走麦城的结局，更导致了吴蜀之间的全面战争，蜀国在彝陵之战中惨遭失败，国力大损，一统中国的理想化作一场春梦。

其实关羽自己不过是粮贩子出身，也没有什么高贵的。不过当了大将以后觉得自己已经是贵族了，就得有点贵族的派头，高人一等。关公一代英杰，可是在这方面的表现却同小人得志没有什么区别。

朱元璋残杀穷哥们的事是又一个“人一阔，脸就变”的形象诠释。朱元璋当时还没有当皇帝，但已经是吴王了，当年和他一起放牛、一起偷吃财主的牛肉的伙伴们相约去投奔他。对于他们